釀專訪｜黑暗的滑稽性──專訪《餓之必要》導演潔西卡・賀斯樂

《餓之必要》電影幕後照／東昊影業

我們只嚼無糖口香糖，厭惡那位下課吃雞蛋三明治的女孩，但暗地裡，我們感到欽佩，因為她不在乎我們的想法。

老師、學生、家長關係

《餓之必要》發生在一所寄宿學校，父母對教師的完全依賴讓他們把對子女的責任交給了濫用這份信任的諾瓦克老師，她操控年輕人，讓他們與父母疏離，當家長發現大事不妙，決意拯救子女時，早為時已晚。

他們經歷了身為爸媽最大的噩夢：失去。

《餓之必要》 探討這種恐懼的存在，並思考：「當父母沒有留足夠時間陪伴孩子，他們怎麼可能會發現出狀況？」這不僅是個人問題，更是社會的問題──也可能發生在你我身上。父母不知道學校裡發生的每一件事，也缺乏時間與正確手段去理解，生活在一個讓人必須越來越努力工作的菁英主義社會，家長的失敗其實也是體制性的。

正如電影中的校長所說：「父母沒有時間照顧他們的孩子，我們必須為他們提供所有需要的關注和愛。」，但在我們的社會中，教職薪資普遍不高，且未能得到足夠的重視──它理應是一份受人尊敬且有相應報酬的工作。「父母應該完全信任教師，還是應該承擔更多責任？在以工作和社會成就為基礎的現世，這又該如何實現？」導演潔西卡・賀斯樂對於社會所賦予父母、教師的這些責任很感興趣，才決定拍下這部電影。

青年、意識形態與操控

如今的年輕人對未來擔憂，他們為此奮鬥、付諸行動、承擔責任，掌控自己的生活，想要做出改變，尋找生存意義，他們有意識地想拯救這個地球，從而拯救自己的未來。於是他們熱衷討論政治，或是加入激進團體，不想等到一切都太晚，做什麼都已經來不及。 在《餓之必要》中，諾瓦克老師利用孩子面對未來的恐懼和欲求改變的希望，移植了自己的意識形態，甚至她是誠摯地相信自己正在拯救孩子──老師與孩子同心協力，一起實踐遠大的理想。這也是諾瓦克老師如此具有說服力和危險的原因：當她的信仰與年輕人想改變世界的願望相遇，極端的行為就此產生。

我在 1980 年代就讀天主教女子學校，當時節食的觀念盛行，這在群體之間形成了競爭，我們只嚼無糖口香糖，對於下課吃雞蛋三明治的女孩感到厭惡。但暗地裡，我們其實感到欽佩，因為她不在乎我們的想法。

為了融入小團體，必須靠著共同的行為找到歸屬感，以及刻意設定一些「規則」進而凝聚向心力，這種微妙的動能在《餓之必要》中也隱約存在。

以優等生「班」為例，他就是那個吃雞蛋三明治的孩子，但他對歸屬感的渴望更加強烈，最後還是選擇進入團體。群體心態是很難擺脫的，在潔西卡・賀斯樂的求學經驗裡，曾經有一位朋友為了跟上節食的流行而罹患厭食症。當時，朋友住院觀察了幾週，也讓潔西卡明白飲食障礙是會嚴重到危及性命的，更遑論厭食成癮後要重新開始進食，有多麼困難。

對父母來說，看到自己的孩子絕食是最痛苦的，這種拒絕是對存活本身的抗拒，也可視為是一種政治性的，極端的被動與抵抗。

信仰、斷食與宗教

飲食控制一直是宗教的一部分，人們認為透過間歇性的斷食，可以提高自身靈性與覺醒的階段，甚至不同的飲食習慣還可以改變思維。此外，進行飲食控制更代表你對身體有主控權，強化了權力感，還會感覺到自己很特別。 「進食習慣同時是私人的，卻也非常社交，想像你和朋友約會聚餐，你卻什麼都不吃，這可能讓他們感覺受到攻擊，甚至激怒他們。好像你質疑了他們的生活方式。」

我們每個人都隸屬在有特定原則、規範的群體之中，面對不同的事情所抱持的信念可能多少都有迷信的元素。如果要理解諾瓦克老師和學生之間所建立的信仰，就必須理解信仰中「主觀」的特質，而他們的飲食宗教便是激進信仰的一個例子。

童話與原型

傳統的童話通常在幫助孩子（以及成年人）建立道德座標與是非對錯。片中的諾瓦克老師和學生則質疑大多數人的價值觀。他們相信自己的真相，儘管他們會為此挨餓，但信念不會因此而動搖。《餓之必要》的一大靈感來自德國童話《花衣魔笛手》，跟著笛手離開的孩子最終都將死去， 除了一位那天生病、無法加入隊伍的孩童。除了《花衣魔笛手》，潔西卡也受俄羅斯童話不同於歐洲童話的道德觀啟發，騙子和惡棍常常是故事裡的英雄。將童話視作創作的基底，讓導演能以更遠觀的方式創造普遍性：淡化角色的心理和社會細節，讓他們成為原型而非個體。

這樣強化美學的故事所凸顯的普遍性如場景、服裝、制服，觀眾無法從中拆解故事發生的地點或時間，英語只是寄宿學校普遍會使用的語言，正如它也是一種通用的電影語言。導演將自己放在更遠的位子，回頭看見社會的存有所產生的荒謬，發現人的所作所為和信念都是滑稽、荒謬或徒勞。

《餓之必要》就是從這樣的觀點來講述的：誇張到荒謬絕倫的時候，題材黑暗的電影反而會帶出一種更幽默的觀看方式。

文字、劇照提供／東昊影業
責任編輯／黃曦
核稿編輯／張硯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