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覺醒年代》談「士」的本質
本劇於去年（2021）上映，共43集，豆瓣評分9.3。內容描述民國初年（下稱民初），在歷經袁世凱簽訂接受日本《二十一條》部分條款的「五九國恥」（1915/5/9）後，陳獨秀（于和偉 飾）於同年9月15日在上海創立了《新青年》雜誌，提倡「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此雜誌於1917年隨陳獨秀遷至北大，並於隔年擴大採同人編輯，包括錢玄同、劉半農、陶孟和、沈尹默、胡適、高一涵、周樹人（魯迅）、李大釗等北大老師。新文化運動至「五四運動」（1919/5/4）達到高峰，從思想啟蒙轉向行動。隨後1920年末胡適提出《新青年》應「聲明不談政治」，卻遭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反對，《新青年》最終成為宣傳共產主義思想的刊物，影響了中國共產黨成立。
本文想談的不是中國共產黨如何誕生，而是談何謂「士」的本質？在距今不過100年前的中國，在那「士農工商」，尚尊「士」的年代，體現了身為讀書人、知識分子憂國憂民的情懷，及欲透過「思想」上根本的改變，來改革國家。從鴉片戰爭失敗的技不如人，到戊戌變法、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制度不如人。好不容易建立民國，情況卻未改善，依舊受洋人欺負，百姓照樣吃不飽。故不光是技不如人、制度不如人，而是最根本的，即思想、道德理念不如人。如同「清末狂儒」辜鴻銘所言：「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唯有思想上無形的改革、人的覺悟，才有根本改善的可能。
民初的北大，是個「不問學問之有無，唯爭分數之多寡」、部分教學內容陳舊、學生無心學術研究，務在做官發財、甚至師生出入八大胡同妓院的地方。直到蔡元培（馬少驊 飾）1916年接任北大校長，採取龔自珍《己亥雜詩》：「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以才德兼具為標準招攬各方人才，並透過成立校評會淘汰不適任教師。在「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方針下，蔡元培三顧陳獨秀，才請到陳擔任北大文科學長（相當於副校長，月薪300大洋）。在那個大學肄業也能擔任老師（李大釗，張桐 飾）、博士一畢業就能當正教授（胡適，朱剛日堯 飾）、甚至從未在大學教過書，沒學位頭銜也能當教授的年代（陳獨秀）。終讓北大脫胎換骨，成為推展新文化的中心。
民初是一個被我們長期忽略的時代，其重要性在於，民初是繼春秋戰國思想上百家爭鳴後，再一次在極度動盪（內憂外患、軍閥割據）下思想百花齊放的年代、一個「思想家」的年代。其思想家如劇中提及的陳獨秀、李大釗、蔡元培、胡適、周樹人（魯迅）、辜鴻銘、黃侃、劉師培、林紓、吳稚暉、錢玄同、劉半農等。一方面吸收外國思想、一方面反省傳統思想，正是思想上的百家爭鳴，帶給當時中國一股新的空氣。
如辜鴻銘在《中國人的精神》中提出：「如今要想評估一個文明的價值，我們最應關注的問題不是其所建造的或能建造的城市是如何宏偉，建築是如何華麗，道路是如何通達；不是其所製造或能製造的家具是如何典雅舒適，儀器、工具或者設備是如何巧妙實用；甚至也與其創造的制度、藝術和科學無關：為了評估一個文明的價值，我們應該探求的問題是人性類型，也即這種文明產生了什麼類型的男人和女人。事實上，男人和女人─人的類型─是文明的產物，正是它揭示了文明的本質和個性，可以說，揭示了文明的靈魂。」
劇中辜鴻銘認為中國人的精神在於，中國人活在心靈世界，用心靈記東西而非腦子，中國的禮貌是發自內心的，其心靈與理智完美和諧。相較於主張全盤西化、全盤學外語甚至廢國語之人，辜看到了中國人要想獲得外國人的尊重，不在於成為外國人，而是要讓外國人看到中國與眾不同的文明與精神。
俗話說道不同亦可為謀、君子和而不同。北大如何一方面容納辜鴻銘、黃侃、劉師培等保守派，一方面又容納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新文化派？讀書人重視的是名譽、名節、人格，文人雖具敢言、敢反對的性格，卻又能欣賞彼此的人格、文筆、學養。正是在此基礎上，有爭論有辯駁才能促進文化向前走，才有思想百家爭鳴又兼容並包的可能。
相較於民初的民智未開，今日台灣社會雖每個人接受義務教育甚至高等教育，且都敢於發聲，卻不能說個個都是知識分子的原因在於，我們少有知識分子接受不同思想的雅量與風骨，時常淪為「為反對而反對」的理盲濫情。台灣社會沒有過去的動盪，卻宛如一攤死水，缺乏新思想的新鮮空氣，社會瀰漫著對立的氣氛。雖然「士農工商」早已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工農士」，有錢代表了有能力、有道德、有權利。然而，要想擾動灘死水，靠得不是元宇宙、台積電等最新、最強的科技，而是如政大教授徐世榮之流，不畏權貴、不為利益，永遠站在監督、批判政府的立場，以公理對抗強權。如同1918年一次世界大戰中國戰勝軍國主義，證明公理戰勝強權。
筆者身為「技士」，有「士」之名，也勉勵自己應有「士」之實。筆者同周樹人（魯迅），同月同日生（9/25）、且同在政府機關服務（周樹人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僉事（相當於副職或助理））。周樹人棄醫從文，認為：「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筆者從建築轉哲學（不能說棄，因為還在靠建築吃飯），也是期望從根本上思考建築、改善建築體系（革命？）。陳獨秀1914年發表〈愛國心與自決心〉，先不論現在應該愛的是哪國，而是陳認為：「惡國家甚於無國家。」社會再動盪、再混亂，只要還有良知，就有希望。如同周樹人（魯迅）在《狂人日記》寫到：「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救救孩子……」要成為一個共謀幸福的社會，必須靠你我的共同覺醒，那怕是一趁清新的微風，也讓在烏煙瘴氣、逐漸麻痺的社會中，吹起一陣醒風。
2022/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