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拊』、『相』、『舂牘』三種所謂的古樂器

釋『拊』、『相』、『舂牘』三種所謂的古樂器

一、『拊』原為動詞，戰國時代始出現以『拊』為名的樂器名稱

『拊』本是一個動詞，最早出自於《尚書‧益稷》；『擊石拊石』，南宋蔡沉《書集傳》釋『輕擊曰拊』是古來最佳解釋，『拊』的本字指輕輕地敲擊之義。

而約在先秦周前、中期出現的《詩經》及上述的《尚書》裡，不是沒有拊字，就是即使如《尚書》裡，有『拊』字，亦是其原始意義的動詞，釋如『輕擊』而已。

到了東周戰國時代，像是《荀子‧禮論》：『三年之喪，哭之不反也，清廟之歌，一唱而三歎也，縣一鐘，尚拊膈，朱絃而通越也，一也』，《荀子‧樂論》：『鞀柷、拊鞷、椌楬似萬物』、『聲樂之象：鼓大麗，鐘統實，磬廉制，竽笙簫和，筦籥發猛，塤篪翁博，瑟易良，琴婦好，歌清盡，舞意天道兼。鼓其樂之君邪。故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竽笙簫和筦籥，似星辰日月，鞀柷、拊鞷、椌楬似萬物』，漢代《禮記‧樂記》：『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仍都以『拊』作動詞解，或後人有學者釋如一種『拊』的樂器，則此『拊』被製造成樂器應可上看到東周戰國時代。而到了西漢末年今本《周禮》成書時，內容裡就明確而不會有解釋不清，是動詞或名詞的，確是有一種樂器叫做『拊』的了。其實，《周禮》裡卻有一大堆漢代以前於別的史料裡未見的樂器名出現，至多吾人可以假定，在《周禮》在西漢末王莽及劉歆添偽而成的內容為止這長段時光內，這些《周禮》裡描述的新樂器，或一五一十當真出現過，而包含了『拊』。而《周禮》裡出現的『拊』這種樂器名之處，如，《周禮•春官•大師》：『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大饗，亦如之』，《周禮•春官•小師》：『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凡小祭祀，小樂事，鼓朄。』在東漢末年的鄭玄注王莽及劉歆欽定本的《周禮》時，鄭玄對於『拊』字都沒有注解。不過，東漢末比鄭玄更晚的劉熙在《釋名‧釋樂器》裡有釋『拊』以全名『搏拊』，指出：『搏拊也，以韋盛糠，形如鼓，以手附拍之也』，似抄自下述鄭玄的注《禮記》的『治亂以相』的注文。

二、史上並沒有『相』的這種樂器

鄭玄反而在注《禮記•樂記》的『治亂以相』一語時，就把『相』釋成了樂器名：『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韋為表，裝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為名焉。』於是吾人可以有一結論，就是在東漢末鄭玄的那個時代，有一種樂器『拊』，如東漢的《白虎通》引《尚書大傳》今逸文:『拊，革裝之以穅。』也是漢代有『拊』，其中『裝之以穅』的另一證，但是並沒有『相』這種樂器，但是鄭玄要注解『治亂以相』此句時，心中的主觀認定就是『亂』要用一種節奏樂器來『治』，於是把『相』字用一個東漢當日的節奏樂器的『拊』來比附，而他自已在話語裡也透露出以實存的『拊』此一敲擊樂器來喻一個他所未見而不知，而心中認為應是一種《禮記‧樂記》裡的『相』釋為樂器名時拿來比附之以今喻古。於是知，東漢沒有『相』此一敲擊樂器存在過，而當日所存在過的是叫做『拊』的樂器。於是可知，至遲在《周禮》出現時，而『拊』這種樂器就有實存了。東漢末年的鄭玄知道這種樂器，而且親自可以描寫出此種樂器的長相是『以韋為表，裝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為名焉』。也就是，在東漢當日，所謂的『相』是指『糠』而已，非樂器名。

在唐末杜佑的《通典‧樂四》裡，就指出：『撫拍，以韋為之，實之以糠，撫之以節樂也。』而到了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樂考九》列此樂器入俗部，又認為到了六朝的北周時，此一『實之以糠』做為節樂（節奏樂器）實為『拊』的後世變體而且其名稱改稱『撫拍』的樂器時，指出：『《大周正樂》有撫拍，以韋為之，實之以糠，撫之以節樂也。豈搏拊之變體歟。搏拊以作樂，所以發中聲而已，未聞用之以節樂也。撫拍之制，其去古遠矣。』推此樂器『拊』的原用途，並不是當節奏樂器之用，而認為所謂的雅樂裡用『拊』，非正用。

由此可知，史上根本就沒有所謂的『相』的樂器，都是始作俑者東漢的鄭玄，釋《禮記‧樂記》裡的『相』時，釋錯之下所臆造出的臆解，於是就流毒到了今世的中國音樂學界及文學界及戲曲俗文學界，因為在先秦戰國末年出現了荀子的《成相篇》，所有近世的研究者，從清代的盧文弨以來，都把『成相』釋成了有說有唱的說唱文學，而用『相』這種節奏樂器打鼓板，如同後世的彈詞。而造成學術失誤。因為，史上並無『相』這一種樂器存在，故釋『成相』為有打鼓板的說唱文學，就並非歷史真相，此點，吾人於本書已有專文討論。

三、並無『舂牘』此一樂器實存於唐末以前

不過，鄭玄在注《周禮》另一處的《周禮•春官•笙師》：『笙師掌龢、竽、笙、龠、簫、篪、篴、管、舂牘、應、雅，以教裓樂』此段文字時，他自已沒有看法，而引用了鄭眾的看法，而指出：『鄭司農云，舂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孔，髤畫。以兩手築地。』對於《周禮》裡又出現了一個昔日未見的新編樂器名『舂牘』時，他自已也搞不清楚，於是用了鄭眾猜謎之解的『舂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孔，髤畫。以兩手築地』來解釋《周禮》又出現了一個到東漢都還沒有看見過的樂器。但實際上，依據東漢末的劉熙的《釋名‧釋樂器》裡，有釋『舂』及『牘』而云：『春，橦也，牘，筑也。以春築地為節也』，但又似襲自鄭眾及引鄭眾之說的鄭玄注《周禮•春官•笙師》之注文。但是此不能證明東漢實有此樂器，而或乃釋《周禮》的『舂牘』此一樂器名。因為同樣一冊，學者或考其出於戰國時代至西漢年間，遠較劉熙《釋名》為早的字典，在《爾雅‧釋樂》裡，完全沒有《周禮》的『舂牘』的任何解釋。

吾人敢說在東漢末都還沒有這種樂器，是因為如果真有這種樂器，博學的鄭玄，即使不會擊奏，但至少還看過，怎會完全不曉，而不拿自我就所見的實物來解釋呢，而一定要找個不知是否真知的鄭眾之辭，可見如果鄭玄都沒有見過舂牘，與他同時是東漢時的學者鄭眾又怎會見過此存在於《周禮》裡的編造的樂器名的實物呢。像是鄭玄不就在注《禮記•樂記》（後世所補的《史記‧樂書》亦同）的『治亂以相，訊疾以雅』一語時，就把『相』及『雅』都釋成了樂器名，而不必用別人的話：『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韋為表，裝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為名焉。雅亦樂器名也，狀如漆筩，中有椎。』

唐末杜佑《通典》列入舂牘，而引鄭眾之言，又引申之：『虛中如筒，無底，舉以頓地如舂杵，亦謂之「頓相」。相，助也，以節樂也。或謂梁孝王築睢陽城，擊鼓為下杵之節。《睢陽操》用舂牘，後代因之。』而指出在《睢陽操》裡才用上了『舂牘』，而且指出，自此以後，『後代因之』，於是自此起，後人根據鄭眾的腦中構思的舂牘，真正製造出了實物出來，但是，直到唐末杜佑寫《通典》時，指出緣起。而且在唐末時此一樂器又有『頓相』之稱，因為是幫忙演奏時可以產生止頓之功用，所以『頓相』的別號因之而起。其中的『相』指的是『助也』，即幫忙、幫助之義。

但是，如果去查南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七十五‧雜曲歌辭十五》引南朝陳代沙門智匠『《古今樂錄》曰：築城相杵者，出自漢梁孝王。孝王築睢陽城，方十二裡。造唱聲，以小鼓為節，築者下杵以和之。後世謂此聲為《睢陽曲》。《晉太康地記》曰：今樂家《睢陽曲》，是其遺音。《唐書•樂志》曰:《睢陽操》用舂牘。』一看之下，即知所謂的杜佑《通典》及文抄《通典》的《唐書‧樂志》講《睢陽操》用舂牘，一查陳代的《古今樂錄》，即知根本就沒有此一所謂的『舂牘』用於《睢陽操》（睢陽曲）之內，而用來節樂的是『以小鼓為節』。於是自《周禮》首先臆造此樂器名以來，此一夢幻樂器，是只出自一些失考的士大夫筆下才出現的樂器，竟是沒有一個出處，純屬虛無幻境，直到杜佑寫《通典》的唐末之時，才真正出現有樂器師造出此一樂器出來，當世還稱為『頓相』的，而被杜佑記載了下來。而且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樂考十二》列此樂器入雅部，即，使用在雅樂中。

四、小結

由以上討論，發現到了在歷史上，不少學者，不管是否名氣如雷貫耳如鄭玄或杜佑等等，但並不表示，其注其釋，即如同科學上的定則或定理，顛撲不破，其中出現很多疏略及妄自立說，口說無憑的立論在內，如果不一一考實，拿來就用，論學不出錯幾希。以『拊』之樂器出現於戰國。及『相』此一被鄭玄誤釋所產生的虛無不實，而從未出現過的樂器，及『舂牘』不出現於唐末以前，即為本文所窮探其所以致誤之因由，及此所謂三種古樂器的存在與否或何時以後才出現的考略。
(見原書刘有恒：中国古代音乐史辨正(甲集)(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