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文天文臺】劉怡臻：立志巡梭世界——龍瑛宗的一雙文學翅膀

　　龍瑛宗在戰爭烽火與苦難重重的1943年出版文學評論集《孤獨的蠹魚》，其中許多內容與這本墨綠色隨筆中的讀書筆記重疊，他一字一字抄下當年所閱讀的日本文學、世界文學，詳實紀錄出處與年月日，但如果從筆記本的字體內容判斷，極有可能是龍瑛宗在戰後重新謄寫過的內容。「所謂文學，難道真的只是悲傷的玩具嗎？」蠹魚一字一字刻畫，打造的玩具，卻讓後人從字裡行間聽到他的哀嘆，也撞見他的貪婪。蠹魚不為人知地吃著書頁，龍瑛宗拚命吸吮文學養分，縱然明日就是世界末日，也毫不遲疑前進。「人，只有在放棄戰鬥的時候才算輸，只要堅持戰鬥，就還沒輸。這句話如果為真，這無疑是一本進擊的殖民地文青筆記。

上野公園裡有座不忍池，開滿蓮花，棲息著鳥、烏龜和魚兒，走過橋，便是弁天堂了。對赴日觀光的臺灣人來說，上野並不陌生，不乏走進浮島中的弁天堂的人，但鮮少有人注意到途中右手邊的石碑，上頭刻著兩首短歌。

人知れず朽ちも果つべき身一つの　いまがいとほし涙拭わず
（注定默默凋零的這身世／此刻想來悲哀／潸然淚下）
己が身の影も留めず水すまし　河の流れを光りてすべる
（水色清晰／留不住自身倒影／光影流轉不息）

這是畫家長谷川利行（1891-1940）寫下的短歌，他從京都到東京來，經歷關東大地震，目睹了東京從慘狀中復興的過程，流浪中體會東京下町的人情冷暖，用一支畫筆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可惜長谷川一生窮途潦倒，落得病死在收容院的下場，後人稱他為日本的梵谷。

在諸多文化人的奔走下，長谷川利行的紀念石碑於1969年豎立。

然而，遠在南方的臺灣，早已有位敏感的作家捕捉到長谷川的才氣，並在隨筆抄寫這兩首短歌，他就是龍瑛宗。

龍瑛宗的隨筆，一本薄薄的墨綠色筆記本，上頭破了兩三個洞，反覆翻閱的力道，擦出歲月的痕跡，掀開第一頁印了兩個中文漢字「隨想」，看起來是戰後龍瑛宗買的筆記本，接著往下再掀開第二頁，突然來到日記，鉛筆字歪歪斜斜的，第一行寫著「一月一日」，空一行「七點左右，我抵達臺南站。走在月臺上，一個高個子青年迎面走了過來」。

值得留意的是，後來龍瑛宗又用藍色原子筆在一月一日旁補上「昭和十四年」，括號「民二十八年」，再括號寫上數字「1939年」。他的日記打上三種年號，而這卻也成了同代臺灣人命運的小小縮影。兩個政府的權力，兩種語言的翻弄，全住進這本墨綠色隨想裡。

這段日記是龍瑛宗當年寫下〈臺灣一周旅行〉（臺灣環島旅行）的底稿，他與黃得時相偕環島，出發當天是12月31日，他們倆藉由旅程迎接新年。這篇文章之後在同年五月刊登在雜誌《大陸》上，龍瑛宗寫到石門古戰跡時，提及雜誌的創辦人山本實彥，「山本社長的父親隨著西鄉從道軍隊來到臺灣，在這遙遠的南方孤島上烙印上他的足跡，想來令人感嘆萬千」。

隨筆的日記篇記載到一月底結束，而後接著各式各樣的日文讀書筆記，從當代日本文壇的歌德、果戈里、巴爾札克、左拉、契柯夫等的外國文學介紹，抑或中野重治的齋藤茂吉筆記、齋藤瀏的《万葉名歌鑑賞》、土居光知的《文學序說》，也還出現了臧克家詩集《烙印》抄錄，郭沫若的漢詩及《老殘遊記》的日譯，抄寫的筆記多半集中在1940年前後，正好也是他在《臺灣藝術》、《文藝臺灣》、《大阪朝日新聞》、《臺灣日日新報》等密集發表日語文章的年代，而且是烽火連綿軍國主義、皇民化運動的高潮籠罩整個臺灣的時代。

不禁令人揣想這些筆記是龍瑛宗戰後重新謄寫過還是當時抄寫下來的呢？如果是當時，他究竟是抱著什麼樣的心態貪婪地吸取這些文學養分呢？假如是戰後，一度報章日文版被禁、日語被禁用的情勢下，他又帶著什麼樣的心情重新抄寫當年的讀書筆記？不論是哪一種可能，都不能否認這些是他一字一句刻下渴望記住的寶貝。

他在《臺灣藝術》上大聲疾呼：「本島人作家必須以日文表現。如此一來，對日文的語感遠不如內地人作家敏感。而且，精通日語到能以作家立足，需要過人一等的努力。但我認為不必悲觀。不，我甚至是樂觀的。因為，本島人作家並非繼承歷史悠久的日本文化傳統，換句話說，是半路出家。也因此不用背負著古老傳統，本島人作家能創造出傳統所沒有的新日語，我抱著有些異想天開的心，盼能誕生毛色稍稍不同的新鮮日語。如此一來，本島人作家在日文裡形成一股新穎，不就能進一步貢獻日本文化了嗎？」（〈致欲從事創作的朋友們〉1940年5月）

又忍不住地自我提醒，「走在永樂町一帶，商人們的生活像商品一般地堆得高聳。到鄉下去是農民的生活，到山裡去是原住民的生活，甚至是四五十年前的臺灣生活，展現在我們眼前的文學素材其實非常豐富。但要將它們加以文學化的技巧稍顯貧弱。臺灣作家們必須好好磨練自己的技巧。觀察！學習！深化世界觀！要做的事非常太多了。」（〈文學之技〉《臺灣日日新報》19410810）

在龍瑛宗眼裡，臺灣的氣候與風土及歷史條件似乎限縮了她的可能性，他甚至還發下豪語「儘管是小小的，也希望在這片文化荒蕪之地種下精神的花」，為了「要開出美麗的文學之花，需要度過漫長的黑暗，不停歇的準備，不為人知的努力與犧牲」。

那樣的一個戰火延綿的黑暗時代，書寫受檢閱封閉殖民地空間裡，龍瑛宗努力抄寫這些日語文字紀錄，充滿著臺灣對世界親炙的渴望，而且從本島人的先天限制裡看出本島人才能走的一條活路。他貪婪地蒐集這些文學養分，奮力吸收，在1943年出版文學評論集《孤獨的蠹魚》。裡頭的內容多與這本墨綠色隨筆中的讀書筆記重疊，而且龍瑛宗還在上頭貼了許多中文剪報，年代多半集中在臺灣解嚴前後。

〈國慶酒會 佳賓雲集 李總統伉儷蒞臨接受祝賀」、〈陳舜臣今返臺灣故土 華裔日籍知名作家，四十年來首度造訪父母出生之地」「主張臺灣獨立團體一覽表」「〈漂白黑名單〉她／他們的口述歷史」「臺南市臺獨發源地」「徘徊在海洋與大陸之間的臺灣」……龍瑛宗默默搜集剪報，在自己在意的段落，劃上線，落在文字的左邊。一如當年他所受的日本教育，劃線總是落在文字的左邊。他身體養成的習慣，和吸收的文學養分，在隨筆後面的中文剪報對照下，顯得在在皆是不合時宜的產物。

上野弁天堂旁的長谷川利行，到了戰後才有日本美術家奔走為他紀念刻碑。抄下長谷川利行作品的龍瑛宗，歷經日本殖民、戰爭、國民黨來臺等政局動盪。時代的光影流轉不息，的確留不住長谷川和龍瑛宗的影子，然而孤獨的蠹魚，真的孤獨嗎？

龍瑛宗一字一句刻下的，不單是讀書筆記，而是他精心打造用來闖蕩世界的文學翅膀，如今，我們用這些留下來的標本翅膀，在日治文學家未完的夢裡，繼續翱翔，翻飛，湧動一個臺灣文學起步的年代。

龍瑛宗（1911-1999）本名劉榮宗，新竹北埔人，客家裔。臺灣商工學校畢業，曾任職臺灣銀行臺北總行、南投分行、花蓮分行。辭職後曾任報社編輯，戰後轉任合作金庫辦事員。1937年以〈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獲選東京《改造》雜誌小說佳作獎，赴日本結識菊池寬、阿部知二等人，並加入「文藝首都」。1942年與張文環、西川滿、濱田隼雄被選為「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四名代表。戰後因語言因素中斷創作，1980年以中文小說〈杜甫在長安〉復出。

劉怡臻　臺大日文所碩士，明治大學教養設計研究科博士候選人，博論題目為《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啄木文学の受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