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心得】《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富裕的根本是什麼？為什麼政治菁英 不選擇富裕？(上)

此書誕生於2013年，被歸類在歷史制度決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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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由兩位作者一起合著。第一位是戴倫．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2005年獲頒克拉克獎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為對經濟學有重大貢獻的經濟學家而設，是僅次於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榮耀。第二位是詹姆斯．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哈佛大學政府系教授，既是政治學家也是經濟學家。

本書受到《槍炮、病菌與鋼鐵》的啟發，但他們並非支持前書的觀點，反而提出屬於自己的觀點去推翻他。總歸一句話「笨蛋！問題在制度！」。

明明兩座城市很靠近，但卻是完全不一樣的存在呢?北美洲的諾加雷斯市(Nogales)被一道牆壁切成兩半，北邊是美國，南邊是墨西哥。北邊的家庭平均年薪三萬美元，大多數青年有受教權，人們身體健康且受到保障，並擁有汙水處理、電力、電話等公共服務，不須擔心身命危險，且可以投票更換市長與議員。南邊卻大不相同，對於墨西哥而言，此城市雖然相對富裕，但年薪依然只有北邊的三分之一，大多數沒有高中學歷，並且公共建設落後，治安低落犯罪率極高，政治人物更是貪汙無能。

一個城市兩邊怎麼會有如此大的差異?兩邊的地理環境與氣候沒有差異，移民與人種來源組成也差不多，甚至在1853年美邊界才到這裡，畫出一條線分別線。短短的一百多年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差異呢?

答案則是我們一直都知道，卻沒有仔細思考的答案。「笨蛋!問題在制度!」但為什麼美國的制度會比墨西哥制度更加有利於經濟成功呢?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這本書將說明，經濟制度決定國家貧窮與富裕，但決定經濟制度的是政治制度，所以當我們討論世界為何這麼不平等時，我們不只討論到窮困與富裕的經濟制度，更要討論窮困與富裕的政治制度。

接下來作者將提供大量故事與文獻論證，解釋人類社會的命運。

作者認為，大多數的社會科學家對窮困與富裕根源的假設完全說不通，無法解釋的讓人信服。

錯誤的假說一、地理假說
十八世紀法國政治哲學家孟德斯鳩，他宣稱熱帶氣候讓人懶惰，缺乏探究精神，不努力且不想創新，因此貧窮導致國家經濟失敗。而此理論發展至現代，依然有兩點會被強調，第一是瘧疾導致熱帶疾病對健康造成不利影響，第二是熱帶土地不容許高生產力的農業行為。《槍炮、病菌與鋼鐵》也使用地理假說提到，因為地理的不同導致各地方的生產力不同，因為地理環境的不同，導致農業提早的出現，於是人口密度增加，使國家、科技與軍事武力等開始發展。

然而作者表示，地理假說解開了某部分的疑問，卻沒辦法解釋今日社會的不平等。如南北韓明明都在同一個緯度上，但南北經濟差異怎麼如此之大呢?歷史文獻結果顯示，地理環境與經濟成功並沒有單純或持久的關聯。

疾病的確造成了病痛，但不該是的重大影響原因，應該是政府是投資乾淨水源於否導致，如熱帶緯度的國家的新加坡，就是打臉地理假說的例子。

世界導致農業生產力嚴重不同的差異，應該是科技與製造生產的擴散不平均導致，並不是緯度不同使人懶惰，或是農作物與農業生產表現的不同導致。作者認為地理假說並沒有參考到科技面。

地理假說也無法解釋同一個大陸內的差異，假說表示歐亞大陸是最有可能發生創新的地方，但工業革命卻發生在歐亞大陸的最角落，並且還是離島的英國，而中亞各國在大陸中間卻沒有獲得假說中的經濟發展。

地理假說也無法解釋，為何部分國家會有長期停滯不發展的，或者突然爆發式增長的經濟成長。

因此作者認為地理假說為錯誤結論。

錯誤的假說二、文化假說
文化假說起源於十九世紀的德國社會學家韋伯，他認為宗教改革激發了新的倫理。文化假說認為，宗教信仰、價值和倫理等都扮演了人類發展的重要角色，並且延伸出，巫術與魔法的迷信讓部落無法進步，儒家思想不利於經濟的成長。

文化假說對於了解世界不平等只有少少的幫助，作者認為更重要的是制度面造成的。文化的確可能造成人們對於創新與價值改變而感到抗拒，但作者認為有沒有需求誘因是關鍵，因為大部分選擇是否抗拒或信不信任，其實是歷史事件塑造，而不是文化導致的，比方說葡萄牙人帶著輪子與梨來到非洲剛果，鼓勵當地農耕可以採用這些新技術，最終缺宣告失敗，但同時間他們卻很歡迎火槍，因為當地的權貴比起農業反而更有動武的需求。

文化價值的確導致人類的不同，但對於解釋今日世界的情勢卻沒有太大幫助。

錯誤的假說三、無知假說
大多數經濟學家較喜愛的假說就是無知假說，因為經濟學是在研究「從目的與有替代用途的稀有手段間的關係，來研究人的行為之科學。」因此經濟學專注在用最佳化的方式滿足社會目的。最著名的就是「第一福利定理」，或者福利經濟學第一定律，是指在經濟主體的偏好被良好定義，並滿足以下三個條件時：1.充分競爭2.沒有資訊不對稱 3.沒有外部性，市場將會達到柏拉圖最適的競爭均衡。如果沒辦法達成，則就是「市場失靈」，市場失靈不解決，國家就會貧窮。經濟學家與制定政策官員不知道怎麼解決市場失靈，無法擬定對的政策，這樣的無知導致世界的不平等。

無知假說與前兩個假說不同，他告訴了大家解決方法，那就是「設計」一個可以使世界富裕的經濟政策。但國家的貧窮或富有並非領導著無知或突然變得聰明選擇的經濟政策造成的不同，而是因為社會的政治與經濟製造的誘因與限制，使國家改變方向。

三個假說皆是錯誤。真正要了解世界的不平等，必須了解為什麼有些社會以極低的效率和不利社會的方向組成。大多數經濟學家會專注在做對的事情，而忽略解釋為什麼窮國做錯。

為什麼會做錯?提出大量解說都不對，因為其實是當權者刻意為之，他們故意要做錯的，我們要去探究決策者為何會做出這些錯誤的決定，我們不能忽略政治在這些決策上扮演極重要的角色。

廣納制度是富裕的引擎，他鼓勵科技創新、投資人才、鼓勵個人才能與技術，創造經濟的成長。而榨取制度則相反。

但經濟制度必須有安全的財產權、法律、公共服務和自由簽約的交易合約，這些都要仰賴政府的能力機構來維持秩序，防止竊盜和詐欺。並使民間各方當事人遵守合約。政府還包含社會運作，基礎建設，沒有政府就不會誕生經濟制度。

國家定義是在社會中使用「正當的暴力獨佔」，沒有這樣的獨佔和極權，無法維持治安，更不可能提供服務與鼓勵規範與經濟活動。

足夠中心化和多元的政治制度是廣納式政治制度的特點，其中一點無法滿足則變成榨取式政治制度。廣納式制度，會廣泛的賦予權力，消除剝奪多人資源與跨入障礙的問題，並且讓圖利少數人的制度受到壓制。而榨取式制度，會把權力集中在少數人，使權力行使難以節制，並且從社會中榨取大量資源。

榨取式制度，會為了政治權力與讓自己獲利，而選擇犧牲整體人口與社會利益的經濟制度，並且組織軍隊與武力，保衛專制獨佔。當既有權力遭到挑戰時，新來者取代者也因為受到的束縛很小，因此產生大量誘因繼續榨取式制度，這樣的延續難以改變。但廣納式制度，因為權力被廣泛分配，難以去獨斷，較難讓人篡奪權力，讓廣納式制度根基不易受損。如果與廣納型經濟制度搭配，則可以產生正向循環，促進彼此的長久。

經濟制度的制定必然會引發爭議與衝突，畢竟不同的制度會導致國家富裕程度與財富重新分配，以及誰可以擁有權力造成不同結果。

在這裡作者引用了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提出的「創造性破壞」，讓新事物取代舊事物，並吸走舊的產業資源與生意，因此就有了輸家與贏家。而這些舊的既得利益者害怕創造性的恐懼，就是反對廣納式經濟與政治的根源。

舊時代的菁英經濟與政治收到威脅時，舊有可能反對工業化與創新的力量。有權者，會反對經濟進步和全體富裕的火車，因為經濟成長不只是帶來更好的機器，還有更好的教育，最後帶動創造性破壞。

因此只有預期會喪失經濟特權的經濟輸家，和擔心政治權力會失去的政治輸家，他們才會不去阻擋經濟才會前進。

稀釋政治權力，讓自己更難以掌握自己的利益，對於專制的菁英階級是衝突的，因此只有多元制度可以制衡此行為。多元政治才能確保沒有過度集中的權力，必須確保沒有一個群體的權利會過度大於其他任何一個群體，才有機會建立多元的開明政府。

有兩種方式會讓榨取是制度看起來是成長的。
第一種，是把資源分配在高生產力的活動，如蘇聯的五年計畫，用政府力量把資源全部用在工業化，缺忽略了其他產業，導致短時間的快速成長，但整體效率低下。
第二種，是與允許部分的廣納，因為部分產業利益不會動到既得利益者的權利，因此可以部份開放。此方法發展有可能慢慢轉為廣納式制度。

雖然會使經濟成長，但除了效率低下與社會不平等外，這樣的制度是脆弱的，因為財富集中，菁英會內鬥，導致內戰與法治的動盪，使政府運作成為問題，並導致國家失敗。

歷史「關鍵時刻」的出現造成了各國發展的小差異，使各國家之間的初始制度分歧產生，並且選擇的不同導致第一時間改變，並經由長期不斷的累積，製造出「制度漂移」的過程，他們影響了社會對於經濟和政治的環境改變，促成了世界各國的制度不同，導致後來的貧富不平等。

比方說黑死病創造了歐洲的關鍵時期，但對於東西歐卻有著很不同的差異。西歐農民因為封建的瓦解，導致權力增加，但東歐缺走上第二次的農奴制度，使農奴制度依然穩固。

因為國家將資源權力投資在某些項目，使國家看起來經濟成長快速，但如果看人均或者整體狀況會發現，對比於廣納式國家差一大截。
而這類國家因為還有很多的成長空間，所以只要有部分制度轉為廣納，就有機會快速成長。特別是這樣的成長會產生一種國家很強大的錯覺，因為過程主要是「追趕效應」或輸入國外的技術，使成長看似快速。「追趕效應」是指一國開始時較窮，它要迅速增長是容易的，因為生產者甚至缺乏最原始的工具，因此生產率低，只需要少量的資本投資就能提高這些整體的生產率。但這樣的成長是有限度的，且會後繼無力。

現代化理論認為，所有社會均循著同樣的軌跡，經歷同樣的階段，邁向同樣的目標而發展，因此專制只是過度，所有國家終將會走向民主。因此廣納型制度與民主都是人類發展必經的副產品。

但作者認為此理論是錯誤的，首先，民主制度與廣納型政治制度不是一樣的東西，只是彼此可以互相促進。再者，現代化理論解釋了，富裕的國家都擁有民主且尊重人權的國家，但國家的富裕也有可能是獨裁政權或者榨取是制度誕生的。因此他只解釋了現代化導致的富裕，但富裕是這樣的現代化是因為符合政治菁英階級的利益，卻不支持民主與廣納制度的誕生。

作者認為，繁榮並不是可以「設計」出來的。減少市場失靈是現代經濟學決策的重點，但希望市場失靈消失，就是在設計如何讓經濟富裕。這樣只是在治標不治本，因為並沒有脈絡化的抓出為何同樣的理論在不同地方會出現不同的效果，背後是因為什麼樣的政治政策，導致經濟制度被破壞還有無法落實呢?

廣納式政治制度與廣納式經濟制度互相配合，才可能使國家富裕。

可惜作者說，並沒有什麼樣的方式可以去啟動「賦權」的進行，並讓廣納姓政治發展。不過，以下的條件可以讓過程比較容易。

國家只要在「關鍵時刻」下，推動改革，就有機會打破原有制度，但要注意誕生多元廣納性制度前提，是國家已有某程度的中央集權，才不會在改革時陷入無政府狀態，同時內部必須已擁有「政治多元化」才能使之制衡持久，且民間需要有社會機構，讓反對運動不會被菁英階級鬥垮，最後是媒體，告知公眾資訊與傳播，才有機會協調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