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僕跟我說,「他們不見得會把遊艇當成真正的旅遊工具。」他們只是停在一個地方,或者偶爾會把船「從義大利開到南法」,然後停泊在那裡。那他們在船上怎麼打發時間呢?「他們就睡啊,」他說,「他們會去旁邊的遊艇串門子,或是上館子吃飯。他們就喜歡去遍全球的知名餐廳:『什麼?這是世界第一的餐廳,那我們就去那裡吃個飯吧。』那幾乎像某種蒐集餐廳的打勾、集點遊戲。大概類似,『喔,那裡喔,我去過了,吃過了。』」要說男僕的老闆們行事背後的驅動力,那大概就是追求欲望要立即得到滿足,也是追求只有他們負擔得起的新鮮體驗,以及個人的隨心所欲。
在這樣的脈絡下,原本微不足道的欲望也會產生重大的意義。有回男僕告訴遊艇的船員組長說主人想吃巧克力餅乾。「她去到食物儲藏室,結果那裡有十五種白巧克力餅乾。我說,『哇,你們備貨備得也太齊全了吧。』她說,『是啊,不然我們開到公海上,他們突然想要什麼怎麼辦。他們可不會體諒我們在汪洋大海上變不出東西來,他們只會覺得是準備不周。』拿不出特定的巧克力餅乾,只會讓船員被罵。」我試著想像一個人想要什麼就一定要得到什麼,而且時間還不能有半點耽擱,那會是一種多麼任性的感覺,而這種任性又會如何影響一個人的個性。所以他們的工作沒有個極限嗎?我們此時繞過了帝國學院的後面,又是一個安靜的角落。「不論他們要的是什麼,也不論那樣的要求有多蠢,我都是說『好的』。因為他們聽不慣有人對他們說『不好』。」即便如此,男僕說對他來講,買毒這樣的違法行為還是踩到了他的底線。那有錢人會有其他的界線、欲望或活動不為工作人員所知嗎?這要看情況,他說。屋子裡有些事情是有隱私的。男僕會偶爾走進某個主人的臥房,而「他會在床上一絲不掛」。那是「很有錢的人」才有的特權。他說,像這樣的瞬間會創造出一種令人不舒服的親密感。「我認識有男僕需要做指甲的,」他說,「他們會替主人修指甲,我個人會盡量保持專業,但某些男僕,我覺得他們的行為越過了那條他們不應該越過的邊界。」那些代代相傳的老派有錢人會比較知道「應有的應對進退」,但握有新錢的那些新有錢人,就比較難以逆料了,因為他們不見得會遵守男僕心目中所謂「得體」的標準與界線。
個人邊界關乎的是文化與習慣。而文化跟習慣在像倫敦這樣的國際大都會可謂極其多元。想在未知與充滿變化的邊界中順利通行,你會需要男僕擁有的那些知識、彈性與技巧;重點就是你要懂得如何存在於別人的私人家庭空間中,但既不冒犯對方,也不讓自己被冒犯。「在工作中被欺負是家常便飯,」他說,「一點小事出了差錯,那就是世界末日。你很難想像那種反應之大。」他形容那些反應就是在鬧脾氣。男僕必須在這些私人情境與不設防的瞬間,有能耐從主人的情緒爆發中全身而退。
最重要的是,男僕主要的工作內容就是等。等著去做事情或拿東西這件事,恰恰象徵了存在於有錢人與服侍者階層之間,那力量與權勢上的巨大鴻溝。其中一邊的人等待著要去服務另外一邊的人,一切都看後者的方便。「你只能等,只能邊等邊看書,」但,「不能鬆懈了情緒,因為等就是你的工作。他們就是要你等,要你隨時待命。」看書也不能太明目張膽──最好是用手機──紙本書會太招搖。在男僕成為獨當一面的男僕前,他曾經在另一名中東王室成員的家中當貼身僕人,他的工作是在主人的臥室外坐著。「那裡有一張小椅子,我坐了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等著主人召喚。我會跟他一起出外旅行,要替他打包行李、打開行李、跑腿辦事,滿足主人大大小小的各種需求與渴望。」除了他還有主人的一位私人祕書,兩個人「都只是負責整天待命」。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可以等的東西何其多──等排隊、等工作、等加薪、等下班、等住宿、等用餐──等待對於時間跟生計都不操之在己的服侍者而言,就是在這個現代世界裡生存的方式。我一路走來已經看得很習慣的非裔警衛一邊看守著財閥城市裡的各種寶物,一邊也在等待,就跟在遊艇上處理大小事務的男僕跟船員一樣。在我與男僕散步的幾個月後,我要去一趟摩納哥,看一艘艘遊艇在那裡的港口中閒置著,船上的組員好整以暇擦亮船身上鍍鉻的部分,等著出海。我會讚嘆那艘價值三千萬美元的超級遊艇碧翠絲女士號(Lady Beatrice),細數她的美貌;順道一提,船主是大衛與費德列克.巴克萊(David and Frederick Barclay)這對身價幾十億的龍鳳胎,也是麗思酒店的前負責人。而船長會回應我:「謝了,我們剛清理過。」時間不光是時間。有錢人的時間就是較能操之在己,地位也更高;那讓有錢人顯得高人一等、尊爵不凡。男僕的時間、伺候人的時間,就是用來等,準備讓人呼之即來,然後聽命辦事。等待會讓任何有意義的活動都不可能存在,他們要想辦法把這樣的時間填滿。
男僕就是一種免洗筷。工作人員可以被莫須有的理由開除。而要避免這種狀況,最好的辦法就是老闆要你做什麼你就立刻去做,而且外表還要看起來稱頭。男僕說了一個故事:有個男人替一家希臘有錢人賣命了二十年,「有天他突然被叫進客廳」,然後就被開除了。「女主人嫌他有點太老了。」她謝過了男僕,然後告訴他,「『你一直服務得很好,但我們要讓你走了。』」她丈夫稍微有點異議,但最終還是附議:「『我太太想讓你走,我很遺憾。』」他接著走進自己的辦公室,拿了一萬五千鎊現金給那名男僕。那名男僕說,「他真的反反覆覆,讓人難以捉摸。『喔,你已經不符合我們的要求了,所以我們要去找個年輕一點、好看一點的。』」
我問起男僕對老闆夫婦這種行為有什麼看法。我想知道關於「有錢人對他們自己與對他們僕人的看法」,這個故事給他什麼樣的啟示。「他們是發自內心相信自己高所有人一等,就因為他們有的是錢。」他認為。有錢這件事改變了他們與人相處的態度;任何人只要服務他們,就會自動被歸類為「笨蛋」:「你會服務我,就是因為你腦筋不夠好。」男僕總結了有錢人的世界觀:「『我擁有這一切,一切聽我號令,所以我與眾不同。』人一有錢,就會開始相信自己是天選之人。」
「從僕人的角度來看,他們只是需要一點點的尊重。一點點的尊重就能建立起良好的主僕關係。」男僕說。很顯然,這常常是一種奢求。「有些有錢人只把你當成他們擁有的另外一樣東西。他們不在乎你需不需要睡眠,需不需要休息,需不需要屬於自己的心靈空間。你就是他們當下購得的一項工具,是他們的物品。」如果你這樣東西的效能令他們不滿意,那就開除。「他們不在乎背後的原因,」男僕認為,「他們橫豎沒把你當人看,至少不必然把你當人看。當然有些老闆沒那麼過分,他們會把你當人,但不這麼做的老闆所在多有。」尊重可以破除物化,讓僕人找回自己的人性,不再只被當成一個物體──一台機器──不會只是在老闆跟夫人的家中供他們呼來喚去。
除了讓老闆認為你應該像台機器一樣可靠以外,物化的概念還會在其他方面形塑主僕關係:「主人會不斷留意有沒有東西不見。」男僕說,「那比較類似一種心理作用,」一種擔心「別人會占他們便宜或偷他們東西的感覺」。財富就是會帶來這種被害妄想症。有錢雇主常常「疑神疑鬼,滿腦子都是自己的財產。」他舉了一個例子:有個男人的西裝多達一百五十套,結果某天他發現自己一套已經三年沒穿的西裝不見了,感覺就像「天塌下來了」一樣,說什麼也不肯罷休。男僕對此有一番解釋:「他們有時候是太無聊了,所以雞蛋裡挑骨頭,小題大作只為讓自己的日子充實一點。」他說,同理,那些主人不論是「大吼大叫」、「故作難伺候」,其實都只是一種「演技」。「他們內心不見得有那麼生氣,血壓也不見得真的升那麼高。難取悅只是他們給人的一種印象。」人一有錢,就會變成戲精,昂貴的財物就會變成他們演出張牙舞爪角色的道具,而一切都是圖解悶罷了。財物也是信任經具象化後的體現,所以東西一不見,當僕人的皮就要繃緊了。對有錢人來說,他們東西太多了,多到根本不可能記得什麼物品在哪裡,而那也成了一種壓力的來源。
你可能會想,有錢人還會無聊?會,因為「他們空閒時間真的太多了。」所以說有錢人跟服侍者都共同感到一種無力感跟無聊煩悶,雖然兩者感受無聊的經驗差別頗大。有錢人不只掌控時間,他們也掌控無聊,掌控了沒錢的服侍者階層可以在什麼樣的環境中工作。
男僕提供的窺視秀,讓我見識到一種我在步行中尚未觀察到的新物種──有錢有閒之人。此前我所看到的都是過勞跟豪情萬丈的有錢人,是一些停不下來的工作狂。明明已經不需要再賺更多,但像傳承跟鱘魚這樣的有錢人仍需透過壓力讓自己感覺活著,感覺自己並非無關緊要。有些有錢人雖然不再繼續賣力賺錢,但他們換個跑道拚命做善事,就像西裝外套與蘇維埃,因為他們閒不下來;閒下來就不知道要做什麼。相較之下,閒雲野鶴的有錢人就像一種活化石,他們往往有貴族或皇家血統,就像男僕的老闆們那樣。他們自然無須工作,也很可能這輩子都沒有工作過。他們搞不好對什麼叫工作沒有概念,也可能只看過伺候他們那些人做的這種工作形式。他們這輩子可能不管想要什麼東西都已經不缺了,甚至於他們根本不想要的東西,也都不缺了,而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我們停下腳步,在雄辯花園(Oratory Gardens)的長椅上坐了一會兒,然後才繼續上路,沿著一條稱為木屋廣場(Cottage Place)的靜謐馬廄巷前進。我們途經一道道車庫門,以及一座座順著舊磚牆延伸的二樓露臺花園,男僕也在這宛若祕境的後巷為他的故事收尾:前門即將再度旋轉關上。
隨著我們對話告一段落,男僕對我強調錢帶來的不幸。他相信,「你擁有的錢愈多」,你的生活就愈「無聊跟不快樂」。他的有錢雇主可不見得一個個日子都過得「超級幸福」或「超級充實」。「他們全都好像在追逐某種更昂貴、更複雜的東西,就為了讓自己感到一絲絲刺激,也要幫衣食無缺的自己解悶。」儘管無憂無慮,你對任何事情也都提不起勁,你無法像尋常百姓一樣為了生計而努力:「你想要的跟你有可能垂涎的每一樣東西,都已經在你兜裡。」
——摘自臉譜出版《我所看到的上流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