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於十九世紀最後一年的Georges Doriot,有著令人驚嘆的傳奇人生。他出生於法國巴黎,是一名出色的賽車手,並且擔任汽車銷售員、汽車廠經理,最後自己擁有了一家法國汽車廠。
出自對於知識與商業的熱愛,他遠赴重洋,到哈佛商學院就讀當時方興未艾的MBA,結果表現過於傑出,罕見地留校成為哈佛商學院教授。
之後認為有必要將商學教育引進法國,於是和人聯合創立了
CPA - Centre de Perfectionnement aux Affaires,後來成為法國最佳商學院
HEC的EMBA──是的,他發明了EMBA。
不過由於無法遏抑冒險的基因,他竟然在成為美國公民後,跑去美國軍隊從軍,汽車工業的經驗加上哈佛MBA經歷,二戰時一路高昇成為美國陸軍軍事規劃局(Military Planning Division)主任,直到戰爭結束,重新回到哈佛商學院擔任教職。
年老之後,他決定回到他的家鄉法國巴黎,想要將美國的MBA制度引進歐洲。這間學校必須完全不受法國教育當局的管轄,以讓他有完全的自由度可以打造自己心目中的學校,即使學位不受法國政府承認也無所謂。這間學校必須離巴黎很近,但又不在巴黎,因此學生可以感受巴黎的文化氛圍,但又不至於受巴黎的誘惑而荒廢學業。1957年,INSEAD終於在楓丹白露成立,並於1959年在楓丹白露宮招收了歐洲史上第一批MBA學生,INSEAD很快成為歐陸最佳商學院,甚至曾經在《金融時報》的世界MBA排名中領先哈佛商學院成為世界第一。
這樣傳奇的人生,在以他為名的圖書館大門口,要留給我們什麼訊息,作為生命經驗的總結?
Without action, the world would still be just an idea.
沒有行動,世界將仍只是一個想法。
我每天進圖書館前,總是要讀一次這個句子。
現在由於香港國安法事件,各方大德提供各種相關的討論,論證何以台北無法取代香港成為金融中心,從法律、企業、人才、管制機構、教育、文化、契約精神、語言到台灣的發展策略等等不一而足,但是這些討論有一個極大的問題。
除非這些論述旨在成為學究之間的對話,否則顯然忽略的真正的重點之所在,缺乏對現實的關照。重點是:香港正在殞落,人才、資金與思想即將大舉外逃,台灣在其中可以做些什麼?
比起解釋台北為何不是香港,後者顯然是更困難也更重要的問題。缺乏這種以行動為基礎的思考方式,使得各種論述均有向清談滑落的傾向,才是無益於現實人生的思考方式。
對於香港,對於美中,對於變化如此快速的世界,我們需要更多以行動為基礎的思考,更多的行動方案,而不是無止盡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