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多年前的一個夏令營，地點是苗栗海線的一所國小，校舍圍繞著大操場。午餐過後，太陽很燙，不過孩子們不怕，從教室裡搬出一疊一疊巧拼，用擲飛盤的方式互相攻擊。我一瞬間確實擔心會不會偶然射中眼睛，但立刻就判斷這個擔心是非理性的焦慮──如果以這種機率作為安全標準，我們的夏令營大概只能做看電影這種「安全活動」了。
我躲在樹陰下看顧孩子們，這是我在活動裡最喜歡做的事。
就像是這樣的夏日午後
我走到Ａ旁邊，抓住一個空擋問他「你還在玩嗎？是不是在生氣？要不要幫忙？」他搖搖頭笑著說不要，轉身又跑去撿起一個塑膠墊，往一個挑釁他的小孩射去。
我待在他附近，繼續觀察，猶豫著是要現在介入，還是再多觀察一下子搞懂來龍去脈。但我還沒下定決心，Ａ已經忍無可忍，發狠似地撲倒一個離他最近的、正挑釁他的倒霉鬼，對著他狠狠踹了一腳。
我趕緊把Ａ抱住拉開，Ａ開始激烈地揮舞手腳，我一個成年男性（雖然四肢不勤五穀不分啦）也得要費點力氣才能制住他。
Ａ大吼著「我要打死你！打死你！」情緒非常激烈。我從後面好好地把Ａ抱著，盡量不讓他痛，也不讓他離開去追打誰，只是反覆地說：「我是來幫忙的，我可以幫忙，讓我幫忙。」
在大太陽底下，就這樣持續了大約十多分鐘，Ａ終於冷靜下來。
我問他怎麼回事，為什麼大家都要圍攻他。
他沮喪地說：「我不知道為什麼。」
回過神來，已經是這樣了。
往後在面對霸凌──或者我們更清楚地定義，當我在面對「孩子們結成群體攻擊一個對象」這類事件時，我發現被攻擊者時常有跟Ａ一樣的感覺。
可憐之人，必有可惡之處嗎？
所以Ａ到底有什麼可惡的行為、或者有什麼可惡的特質，值得讓他被圍攻呢？
我找了那個瘦小的、倒霉的、近距離承受幾乎他兩倍大隻的Ａ的怒火的小孩，問他到底發生什麼事。這小孩說：「不知道，我是跟大家一起的。」
好一個死得不明不白的倒霉鬼。
我只好擴大調查，一個一個去問孩子。當孩子們終於理解我不是來當法官，而比較像是一個記者時，他們之中終於有人願意告訴我，這一件事情的源頭：「因為他說毛澤東萬歲。」
「什麼鬼？」我雖然不記得當時我說了什麼，但現在的我覺得當時的我一定是這麼說。
有人開了頭又沒被處罰，後面的就容易了。孩子們七嘴八舌地補充故事的脈絡，我終於拼湊出事情的全貌。
一開始也不知道誰開始的，但孩子們在教室前後分成兩個陣營互相投擲塑膠墊，到這裡人數都還相當而且隨機，勢均力敵，而且以Ａ的肢體能力來說，恐怕還是自己陣營裡的領頭者。但過了沒多久，不知哪個孩子看到教室後的中華民國國旗跟蔣中正遺像，靈機一動大喊「中華民國萬歲！」、「孫中山萬歲！」頗有振奮士氣之意，也不知道自己其實認錯人了。
某方面的罪魁禍首們……
這時，在另一個陣營的Ａ，莫名其妙地大喊：「毛澤東萬歲！」一個小五左右的孩子知道毛澤東也就罷了，但為什麼會當成自己陣營的口號？也許Ａ也只是靈機一動，以為相對於孫中山跟中華民國的，就是毛澤東了吧。
但就是這兩個莫名其妙的口號，造成了局勢巨大的變動。
本來跟Ａ同陣營的孩子，不知道誰喊了一聲：「打倒共產黨！」就倒戈到了對面去，開始攻擊Ａ。就這樣，孩子一個接著一個，都到了Ａ的對面，然後他們又從教室內打到操場，接著就是我看到的情況了。
我帶著這個莫名其妙的故事去找Ａ，Ａ聽了不置可否。當時的對話大致上是如此：
我：「我來跟他們講整件事的經過，他們應該就不會圍攻你了。」
Ａ：「沒用啦。」
我：「……以前有發生過類似的事情嗎？」
Ａ：「有啊。」
我：「那麼你都怎麼辦？沒有跟大人說嗎？」
Ａ：「跟大人說又沒用，我就用打的啊，打爆他們就好了。」
即使如此，我仍然得到Ａ的同意，去跟其他孩子說明整件事情的經過。我在一間教室裡召集想要了解這件事的孩子，大多數曾經參與的孩子都到場了。他們聽完整個故事，都覺得實在好笑，也覺得莫名其妙。為什麼這樣大家就會圍攻Ａ？
接下來幾天裡，Ａ就不曾被圍攻了。
我是會處理，還是運氣好？
雖然這一次的事件可說是圓滿解決，但Ａ所說的那句「跟大人說沒有用啦，我都用打的」一直壓在我心裡，讓我沒辦法停止思考，假如我更晚察覺到這件事情，比方說過了兩天我才發現，到了那時，我還可能追究到最初那個莫名其妙的起源嗎？
在這個事件裡，我們知道孩子們不是因為討厭Ａ才圍攻Ａ。起頭是一連串的意外，當圍攻的趨勢形成了，後來加入的人根本只是盲從而已。然而Ａ面對這件事的方式，卻成為人們攻擊他的理由。明明Ａ是反擊，這個反擊卻當成被圍攻的理由。
我回想起我小學的班級裡，總是有一到兩位被全班排擠的人，通常都是女性。我仍然記得那些毫無根據的流言：「她都不洗澡！」「她很髒！」「她身上有病菌！」「她很噁心！」「她很醜！」「她都不講話好奇怪！」但完全記不得我為何要加入排擠他們的人群之中。
也許在有的情況裡，有個人真的就是活該欠霸凌。但在我遇到的許多孩子團體的故事裡，幾乎都是莫名其妙的開頭。更糟的是，那些看起來真的有可惡之處的人，因為他來的時候已經是這樣了，我時常也沒辦法搞清楚，究竟是他先可惡起來而被圍攻，還是因為他過去總是被圍攻，而漸漸長出了那個可惡。
當人或事發展到那個程度，我真的有辦法「處理」嗎？
在往後的十幾年間，我帶著這份焦慮，面對每一次團體集體攻擊少數成員的情境。我試著用人本心理學的角度，讓孩子瞭解那個被攻擊的孩子所做出的攻擊行為，其實只是反擊；他其實不想要那樣。並且試著尋求團體的支持，無條件地接納那個孩子，也試著積極同理他。
我試著用社會學的角度，拆解團體裡的權力關係，讓團體的結構崩解分裂，削弱集體攻擊的力道，同時培力弱勢的孩子，讓他重新框架自己的困境，試著擁有非暴力對抗的技巧跟信心，找到和解共生的路徑。
這些努力都是有用的，孩子們確實過得更好，但也不夠好。有一次，被排擠的孩子有動手解決問題的慣習，雖然在團體全力支持的一年之中有了明確的轉變，但在轉變的過程中，整個團體的成員都因為時不時被這位孩子沒忍住的攻擊累積了太多創傷，而逐漸耗盡力氣；最後，孩子們哭著說「我知道你改變很多，但我不行了，我要離開這個團體。」
也有孩子在我們這裡面對友善的大人跟同儕，願意努力嘗試使用非暴力的方式溝通，但他時常疑惑地問我：「可是，其他地方都不是這樣啊，他們都不願意等我、聽我說。」
也許問題不（只）在我的教育現場。
沒有受傷，也許就不會去傷害？
我們家小孩在約四歲時加入台灣親子共學教育基金會的親子共學團（以下簡稱親子共學團），這個團體在教育界褒貶不一，但從我這個邊緣教育者的角度看來，它對台灣教育改革的貢獻堪與人本基金會比擬，可說是一個時代。
親子共學團以親子為單位進行教育共學活動，在日常教養的實作中，研究、討論與發展教養和教育的理論與技巧，至今有許多文章產出。這一批最早的小孩大約跟我家小孩差不多年紀，是9到12歲的年紀。
其中有部分孩子成長在幾乎不曾被恐嚇處罰的低威權環境裡，這些好命的傢伙幾乎沒有什麼童年創傷，相較於其他孩子，日常生活也幾乎沒有壓力跟壓迫，於是當他們形成團體的時候，會不會仍然形成集體攻擊少數的情境呢？
我滿心期待這一題的答案是「否」；我以為這些幾乎沒有受傷的孩子，會沒有傷害他人的需求與慾望。但在這幾年的觀察之後，我不無失望地接受，答案是「是」。
即使是這樣長大的孩子，在各種偶然跟隨機的情況下，仍然會形成集體攻擊少數個體的情況。最近有一個例子發生在剛結束的過夜活動裡。
那晚，三個男孩一起洗澡，其中兩個開了另一個孩子身材的玩笑，笑他胖子。被笑的孩子長期在美國定居，只有寒暑假回來台灣。他的身材在美國完全不算胖，所以他不曾被嘲笑過身材。
他感到受傷而疏離起來，另外兩個孩子的玩笑話，就又加了個「邊緣人」。
事發時我不在，但兩個孩子來找我時異常興奮，把剩下那個孩子關在門外，我察覺不對勁，開門一看，那孩子不知所措眼眶紅紅地站在外面。
我問他：「你是不是不開心？」小孩就要跑開。我試著解釋我想要幫忙，終於取得他的信任，告訴我他的感受。然後我又去找那兩位孩子，告訴他們那位落單的孩子的感受。
這三位孩子都是誠懇的人，有話都能說出來。兩位孩子其中一位說：「我知道他會受傷，但我玩過頭了，忍不住。」另一位說：「我知道會受傷，但我們學校大家都是這樣啊，都是這樣互相開玩笑。」
但他們都同意，他們其實並不想要造成好朋友的傷害。其中一位孩子說：「我還想要跟他一起吃餅乾啊！」
我跟兩位孩子一起去找那位孩子，三個孩子面對面趴在床上。一位說：「我說那些話只是想要好玩，可是我玩過頭了，對不起。」一位說：「我們學校都是這樣，我不知道這樣會讓你這麼難過，我不會再這樣了。」
這些語言裡的力量慢慢進入受傷孩子的身體裡。
他說：「沒關係。」
像是被溫柔推開的結。
那一刻我真心覺得，這些孩子值得一個能夠活得自由而有尊嚴的民主國家。
形成團體攻擊少數成員的兩位孩子裡，有一位是成長於低威權環境的孩子。除了這個例子之外，我認為我已經搜集到足夠多的例子，得以支持在當前的社會條件下、成長於低威權環境的孩子，仍然可能會有形成或加入集體排擠少數成員的狀況。
既然「沒有受傷，就沒有傷害」的神話已經破滅，我們教育現場的教育者還能怎麼盼望？
坦誠而率直，合作且修復
如同前文所說，我時常沒辦法搞清楚，那個因為看起來可惡而被圍攻的小孩，究竟他是不是被環境所造就，還是有更莫名難解的原因。既然我們不能依靠孩子們「純真無邪的天性」，身為教育者，也只能從孩子的教育環境來著手努力，將眼光放在「如何轉變」之上。
無論是對差異與困境的接納包容，或是從社會結構的角度來拆解來培力，在我的經驗裡，個人的轉變都是十分緩慢的。不過，如果我們同意問題不只在我們的教育現場，那麼對於轉變成果的衡量，也可以不只侷限於眼前的教育現場。
我們應當理解，我們準備要做的不只是要處理或解決眼前的事件，而是要對孩子們提倡一種面對差異、面對錯誤、面對誤解和面對衝突的新方式：一種坦率的、修復的、合作的方式。那是在我前面提到的兩個故事裡，所有孩子們都願意相信、並且努力掌握的方向。
也許大人的世界太過複雜，就像找不到源頭是天生或後天的某個惡人，但我們該慶幸，（至少在我的經驗裡）孩子還願意相信轉變的可能、都還沒那麼長得像容易放棄世界放棄彼此的大人。
身為父母或教育工作者，至少我們在跟他們在一起的時光裡，要努力像他們。
那麼我們也許就更加能夠相信，這份教育或教養的工作很有意義。這也是我在面對世界的瘡痍而感到焦慮、在恐慌之中浮沉時，抬頭能夠看見的水面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