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華夫
穆迪最新研究揭密全球外匯存底幣別比重，其中美元仍占有不能撼動的地位，及至2017年底，美元占比達62.7％，大幅超越排名第二、占比20.1％的歐元，其餘依序為日圓、英鎊、加元，至於人民幣雖已加入SDR，在全球外匯存底占比僅約1.2％。而全球貨幣支付（貿易結算）市場份額排名第一的是美元（40.08%）；第二，歐元（34.17%）；第三，英鎊（7.07%）；第四，日圓（3.30%）；第五，人民幣（2.15%）。（見2019全球五大貨幣國際支付市場和全球外匯儲備份額排名）
所以歐元不管是全球的外匯儲備比重或全球貨幣支付（貿易結算）市場份額都是排名第二的世界貨幣，但它卻有一頁不堪回首的滄桑歷史，歐元存在的理由在它誕生之時已不復存在。大部分國家加入歐元區後經濟境況都變的更差。即使歐元問世20年了，卻如今仍沒有一個發行歐元的共同的政府─它至少應覆蓋15%至20%歐元區地區生產總值的預算，也沒有歐元區財政部及部長，歐洲現在應設法擺脫歐元設下的陷阱。
歐元不成熟的誕生是法國人設下的圈套，隨著東、西德國統一，時任法國總統密特朗擔心德國日益壯大，於是說服德國放棄德國的本國貨幣─「馬克」，以免將來出現一個「德式歐洲」。當時的德國總理科爾同意，作出讓步，視歐元為東西德統一的最終代價。如今，英國退歐了，打破歐盟大國的內部權力平衡。法國發現只剩自己能制衡德國。與此同時，美國前總統川普還在盡其所能地削弱北約。（見必須承認歐元是一個戰略性錯誤）
歐元區保護了德國，使其沒有成為另一個日本，怎麼說呢？
日本與德國都從二戰的廢墟中重生，是美國的盟友，也是充滿活力的製造業出口國。兩國分別是全球第三和第四大經濟體。從2010年至2017年，德國私人部門儲蓄相對於投資的盈餘平均約為該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7%，日本為8%。不過，兩者構成不同：家庭儲蓄盈餘佔德國私人部門儲蓄總盈餘的72%，而企業部門盈餘占日本私人部門儲蓄總盈餘的76%。依照總體經濟學：國內「私人部門投資」（I）也遠遠落後於「私人部門儲蓄」（S）。這些過剩的儲蓄（S - I）必須由「財政赤字」或「國際資本流動」（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吸收。在這裡德、日兩國就顯現差異了。在日本，「資本凈流出」(Net Capital Outflow)─即是指本國居民購買的外國資產減去外國人購買的國內資產─僅吸收了私人部門儲蓄盈餘的1/3，其餘2/3最終變為巨額的「財政赤字」。在德國，「資本凈流出」吸收了所有（100%）的「私人部門盈餘」，因此德國政府不僅沒有「財政赤字」，還有盈餘。
但這並非表示德國財政做得好，而是，日本是被迫走向巨額「財政赤字」的，因為如果沒有相當於2/3的「私人部門儲蓄」的「財政赤字」，就會出現相當於 8% GDP的「經常帳戶盈餘」（即貿易順差），這會造成日元大幅升值，及與貿易逆差的美國發生貿易摩擦。但日本因此造成的「財政赤字」，加上量化寬鬆的印鈔政策，原本是想刺激日本國內需求，以消化國內過剩無法出口外銷的產能， 但這些巨額的資金卻大舉進入股市，房市炒作，造成了「泡沫經濟」，最終，「失落了20年」。（見日本失落十年的經驗與啟示）
相反的，德國雖然有 7% GDP的出口盈餘，但德國的貨幣是歐元，而非馬克，歐元匯率穩定且具有競爭力，並且德國近40%的出口商品銷往其他歐元區國家，都是歐元計價，於是，德國使用的貨幣是歐元，就沒有如日元般的被迫升值，但如果德國使用的是本國貨幣─馬克，則無法得到歐元區的歐元的庇護，肯定會大幅升值。（見德國應該感謝歐元）
事實上， 1987年羅浮宮協議後，德國馬克也開始對美元持續升值，直到歐元誕生前，馬克也升值了差不多4倍。1985年廣場協定後，日元開始了漫長的升值過程，最終也升值了差不多4倍。雖然都是升值4倍，際遇卻大為不同；日本在1985年以後，廣泛的推進全球佈局，在東亞形成了所謂「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Paradigm) 的產業分工格局，國民經濟對外依存度大幅提高，並且，其「雁型模式分工」的國家或地區（包括亞洲四小龍的南韓、臺灣、香港、新加坡）的「貨幣錨」(anchor currency)並非錨定日元，所以當日元對美元大幅升值，這些國家和地區卻沒有跟著升值，造成日本單獨損失了出口競爭力及產業外移的空心化。
但德國的際遇不同，當時歐洲各國貨幣匯率並不是錨定美元，而是錨定德國馬克。因此當馬克對美元大幅升值時，歐洲各國貨幣也對美元升值，穩定了德國的供應鏈、產業鏈，而至今德國還是歐洲及國際製造業的中心，還處在全球價值鏈、供應鏈的高端，德國經「常項目盈餘」仍然占到GDP的1/10以上。所以，經驗的教訓是，如今，人民幣大幅升值，要能不重倒日本單獨升值的覆轍，就要使中國供應鏈的東亞諸國的貨幣錨定人民幣，共同升值。也就是說，人民幣必須加速國際化，早日成為能夠自由兌換的國際貨幣。（見周誠君：人民幣升值趨勢與政策思考）
雖然德國人應該感激歐元帶給他們的一切，但德國人也落入了「好得不真實」的歐元陷阱。因為將南歐各經濟體納入歐元區，導致歐元匯率低到足以讓德國成為歐盟中最強大的全球出口引擎。這個從天而降的機遇讓德國人自滿了。他們忽視了升級本國的基礎設施，也沒有對未來產業進行足夠的投資。他們錯過了數字革命，誤判了中國的崛起，也未能建立覆蓋全歐的全球性企業。與此同時，安聯(Allianz)、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拜耳(Bayer)等公司發起的進軍華爾街和美國的努力，也都無果而終。
多數歐元區國家在加入歐元區後境況都變得更差了。在2009，希臘政權交替後的新政府，揭露本國粉飾了巨額的帳目赤字（財政赤字不是原先報告的GDP 的3.7%，而是12.5%），以偽造的數據加入了歐盟的震撼事實。經由此事，歐元的信用毀於一旦。在2010，對希臘經濟的不信任擴大到整個南歐，引發了歐債危機（對國家的信用危機擴大）。希臘的債務危機，使被稱為「歐豬五國」─葡萄牙、義大利、愛爾蘭、希臘、西班牙─的南歐諸國的財政危機昭然若揭，也使歐盟的危機浮上檯面。
歐洲政策中心(EPC)的分析顯示，在歐元誕生後的頭20年間，贏家寥寥無幾，輸家卻不少。這個有害無益的美夢，應該夢醒了。歐元是幾乎所有歐元區成員國的陷阱，而非金礦。歐元區內外的歐盟成員國均應承認，歐元是一個戰略性錯誤。歐洲打造一種與美元抗衡的全球貨幣的目標，是對美國的挑戰。過去20年，歐洲人對建立「歐羅巴合眾國」的願景已經引發了美國與歐盟以及歐元區之間的各種明爭暗鬥。
歐洲人需要想辦法擺脫這個陷阱，必須放棄創建一個與美國匹敵的大國的冒險幻想。在未來幾十年，歐元區成員國應被允許退出歐元區，而留下來的成員國應該創立一種更持久的全球貨幣。孕育出歐元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到了2022年是簽訂30周年，屆時，就用重修該條約來慶祝紀念吧。
此波全球負利率危機裡，（什麼是全球負或零利率危機？─貨幣及美元的本質（8））歐元區銀行表示，自從2014/6月歐洲央行實行負利率以來，它們向歐洲央行支付了250億歐元，這侵蝕了它們本就微薄的利潤。金融業其他領域也感受到了壓力——荷蘭養老基金去年在政府出手干預、放鬆了規則後，才勉強避免了削減對退休人員的養老金發放。
最近加入歐洲央行執行董事會的德國經濟學家伊莎貝爾•施納貝爾(Isabel Schnabel)表示，德國國內對歐洲央行貨幣寬鬆政策的批評，「常常與毫無事實依據的主張和指責結合在一起」。雖然德國儲蓄者因為負利率平均每人損失500歐元，但施納貝爾表示，借貸者平均每人多得2000歐元，總體收益大於損失，而且德國政府省了數十億歐元的利息支出。
負利率帶來的另一風險是會吹大資產價格泡沫，同時讓那些沒有廉價資金就會倒閉的殭屍企業繼續存活。
《路透社》2020/11/18日 報導：德國工業機器人製造商Hahn Automation打算未來三年投資數以百萬計歐元在中國蓋新廠，亟欲把握中國較其他經濟體更快走出疫情危機的商機。德國聯邦統計局資料顯示，2020年頭九個月，德國按出口額計最大的出口目的地排名中，中國超過了法國、逼近美國。但鑒於最新的貿易和經濟增長趨勢，中國有可能在今年底超過美國成為第一名。據IMF預測，今年德國GDP萎縮6%，明年增幅4.2%，而中國今年增長1.9%，明年8.2%。
中歐領導人於2020/12/30日正式完成了經歷近7年漫長談判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中國對歐盟開放金融保險、健康醫療、資訊服務及汽車與航空運輸等產業，並同意提供投資權益保障，取消長年以來中國對外資設定的障礙──如強迫技術移轉、外資持股限制、國營事業保護與國家補貼等，也同意強化勞工人權保護、改善勞動生產條件，以符合國際勞工組織規範。這些都是美國與中國長年投資談判無法獲得的。中國最終是要與歐盟簽訂更具深度與廣度的「自由貿易協定」（FTA），以突破美國的經貿封鎖。（見《中歐全面投資協定》背後的大國博弈）
並且，《中歐全面投資協定》的簽訂符合中國與歐盟雙方的利益，因為現今的世界3強─美國、中國、及歐盟─的「外交博奕」態勢是，老二中國與老三歐盟結合，對抗老大美國，這是中國與歐盟的最佳「3方博奕」策略，理由很簡單：若老三「歐盟」保持中立，或結盟老大美國，則等老大美國收拾完老二中國後，老三歐盟就只能束手就擒，坐以待斃了。
結論：
「歐元」保護了德國，在廣場協定後，日元升值4倍，造成日本「失落的20年」，在羅浮宮協議後，德國馬克也升值4倍，而至今德國還是歐洲及國際製造業的中心，還處在全球價值鏈、供應鏈的高端，德國經「常項目盈餘」仍然占到GDP的1/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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