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nley Milgram，以權力服從研究（Obedience to Authority Study）聞名於世
「服從威權造成最深刻的影響，就是責任感的喪失。」
這句話出自猶太心理學家Stanley Milgram，即使我們距離威權時代已30年，但仍時時會見到這種威權體制社會下，世代相傳的不負責任心理。聽父母的話選工作的，怪罪當初父母不該要自己選擇這個科系，父母則反過來怪小孩不努力；聽父母的話結婚生子的，怪罪當初父母不該慫恿甚至逼迫自己，父母則怪小孩不懂婚姻的意義；也不一定是父母子女間的抱怨，還有聽信某領域權威而投資失敗的、聽信某長官的話結果職涯不順的，每個人，都在怪罪另一個人，沒有人願意為自己的人生負責。作為一個旁觀者，我們當然能輕鬆指出這種荒謬，但身處在這個體制之內的人其實與我們並無兩樣，只是威權的環境影響了他們的判斷，讓他們誤認為自己只是這個威權體制的「代理者」而不是自我的「負責人」。
這種體制最早始於儒家傳統，透過威權的加強，並在細緻的分工程序下進行，最後形成我們不負責任的後果。
儒家傳統讓我們初步地進入一個「聽話」的情境，要聽父母、聽老闆、聽老師、聽長輩的話，這是社會習俗的壓力，而威權的政府則透過強制力，讓獨裁者成為我們必須服從的最高主人，而這個「主人」，再透過各自獨立的程序，讓每一個服從者把自己想像成巨大國家機器中一顆無關緊要的小螺絲，進而逃避原本該屬於自己的責任。
如果可以理解傳統威權社會的荒謬，就能理解為何在這個社會推動轉型正義會如此困難。
在威權時代犯下侵害人權罪行的人們，透過分工的程序，簽署命令的人不去想像這命令造成的殘忍，執行命令的人認為自己只是奉命行事，在層層的分工中，每個人都認為其他人才應該負責，他們並不是完全沒有道德觀念，但即使他們知道這是錯的，也不會認為是「自己」錯了。
就像侯友宜用服從長官命令為當年侵害人權的作為狡辯一樣，Stanley Milgram也是在研究納粹們為何會服從命令屠殺猶太人時得出這個結論，這也不是單純的道德問題，一個沒有責任感的社會，會進一步腐蝕他們的經濟、文化及族群和諧，而唯一改變的方式就是轉型正義。
透過民主社會的轉型正義，民主政體的每個人都要理解無論在什麼情況下，我們都不可能完全拋棄自我的責任，若是下次再度面對威權的脅迫，我們至少要在可能的程度內嘗試反抗或是不要把命令執行地這麼徹底，我們要保留一點人性，因為我們不是只會奉命行事的機器或冷血殺手，我們是活生生的人，我們的每一個決定跟動作，都或多或少取決於我們自己，無論是面對父母還是威權政府，無論是要你結婚還是要你殺人，我們都不能逃避責任，不能假裝自己沒有人性或沒有獨立思考能力，因為我們沒那麼爛，人類真的沒那麼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