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0年台北電影獎的最佳紀錄片《我的兒子是死刑犯》中，導演對死刑的改觀點跟我很像，他說他是拍了蘇建和案才開始認真思索死刑，而我則是在大學某堂課親眼見到蘇建和、聽了他親口訴說自己的故事，才開始對死刑跟正義之間的連結產生了懷疑。
但也只是個懷疑。無論是支持或反對死刑，我們對死刑都還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正是因為這樣才更應該放開心胸去理解不是嗎？這關係的是人命，怎麼能隨便呢。
可是我們現在對死刑、對殺死一個人就是這麼隨便。你知道有些法官不會判死刑吧？你知道有些法務部長不簽署死刑吧？一樣的犯罪，到了這個法官跟那個法官身上，在這個部長或那個部長任下，就是生與死的差別，這不隨便嗎？
我們都說死刑有威嚇力，但證據卻很薄弱，因為我們不可能把社會變因控制到只有死刑與否一項，因此無論廢死前後重大犯罪率上升或下降，我們都很難有肯定的說詞，更何況從數據上根本看不出兩者直接的關聯性。
就連我們自己都懷疑自己不是嗎？如果我們相信死刑有威嚇力，那死刑就不該偷偷摸摸地來，而是應該開放觀眾、現場直播昭告天下不是嗎？更不用講什麼人道處決，讓更多人看到、讓死刑更殘忍才會更有威嚇力不是嗎？
說這樣違反人權的人，我們真的相信人權嗎？我們真的相信人有基本尊嚴而不能被當作工具使用嗎？可是比起自由刑的矯正，死刑卻是希望透過殺死某些人來降低犯罪率，這不就是把人當工具嗎？
死刑是公平的嗎？一命還一命公平嗎？那殺了超過一個人該怎麼辦呢？砍斷別人一隻手，也該還一隻手嗎？如果真的要複製，那連殺人手法也要複製才公平吧？那種在食物中慢性下毒的，我們也要偷偷在他食物裡下毒是嗎？法律的概念，究竟是複製受難者的傷痛，還是矯正錯誤的行為、減少類似的傷痛呢？既然殺人是錯誤的行為，那用殺人來矯正是合理的嗎？
如果要我給一個答案，我會說我反對死刑，因為有這麼多的問號沒有答案。當然，你也可以說沒有答案表示支持死刑也不能算錯，是的，也許不能算錯吧？我只是覺得，殺一個人不該是這麼隨便的事。會不會我們對死刑這種隨便的態度，正代表了社會對人命的不在意，也許這也是導致這麼多殘忍罪行的原因之一呢？
這又是一個問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