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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速記】年鑑史學到泛年鑑的今日,「史學」始終航行未肯定錨

閱讀時間約 10 分鐘
講題:年鑑史學與新文化史:後國族史書寫與問題反思
講者:秦曼儀 副教授 (臺大歷史系)
演講日期:2021/04/08 (四)

一、講演內容摘要

整場演講分成兩個層次;一者藉由政治事件與歷史書寫的脈絡,試圖爬梳與定義出,講者所師承的年鑑史學為一「後國族書寫」;二者藉書籍史到閱讀史的研究取徑轉向,見年鑑史學對歷史概念、研究方法上的問題意識化。最後則延伸思考:年鑑史學後續如何反藉其自反身性之力,意識到限制,同時突破不可能的「未竟之地」。
前者可大略以年鑑史學成為學術主流為分界,此前主要以浪漫主義、高度政治化的軍事政治的「事件史書寫」為主;而後(二戰前開始)始有學術邊緣的研究者,開始反思這類的書寫,並嘗試以新的問題意識叩問歷史的面貌。「年鑑史家以『問題史學』取代『敘事(故事)史學』」,在高度政治象徵的法蘭西國族史書寫面前,企圖以提問與詮釋之姿,思考更廣泛的「總的歷史」(注1)。一如布洛克在《史家的技藝》所云:「歷史是一門人類活動之痕跡的知識」,「痕跡」一詞宣示著歷史並非靜止一瞬的攝像,而是建構位移的動態。隨後年鑑所主導的「後國族史書寫」,同樣也可以視為是擴張對「總的歷史」的概念想像上的位移,在研究方法上也不斷開展新頁,再加上社會學、人類學等跨學科理論與方法的影響,年鑑史家在後續研究上力求更貼近「時代的主位」,而非一符號化的認知與創造符號──「世界如再現」──企圖以跨學科的視點,分析結構性因素。因此法國年鑑主導的「後國族書寫」,從初期運用社會學,進而加入人類學、計量學等方法,以更多元的問題意識探析歷史。
然而年鑑主導法國史學後,究竟該如何翻轉國族史書寫?在全球化的現在,還需要以國族概念書寫歷史嗎?隨著年鑑學派成為史學主流,以問題意識為導向的「新史學」泛年鑑化,沿襲年鑑一脈的學者又如何自承與改變?年鑑由一開始的經濟社會史,幾經重點轉向,至70年代重視長時段結構的年鑑,80年代年鑑內部開始出現反省與質疑聲浪。講者以自己所學的專業──知識社會史中「書籍史到閱讀史」的發展脈絡來說明,並主要以其老師夏堤埃(Roger Chartier,1945- )的論點來回應現況。
「世界即再現」,秦老師再次重申,「再現」的溝通性、符號化,皆含涉一個更細密的社會文化的實踐網,面對這張網,歷史學家其義務更深入探尋此文化實踐過程中的脈絡。
關於「書籍史」研究透由問題意識化,轉向到「閱讀史」的脈絡。更完整的的論點,可見講者所撰〈書籍史方法論的反省與實踐──馬爾坦與夏堤埃對於書籍、閱讀及書寫文化史的研究〉一文。簡單來說,二者皆對原本著重「英雄式」的書籍史提出方法論、認識論上的改革,將書籍看作是資訊載體,透過載體摸索到資訊溝通的雙邊關係──透過馬爾坦首先以計量等方式,研究書籍背後的社經、權力結構,力求對書籍史進行「總的詮釋」;再至承蒙心態史訓練的夏堤埃,重視實踐閱讀「經驗」的他,將社會史的提問轉向到文化史的範疇,越往庶民心態、庶民閱讀經驗等領域深入──書籍已是整個龐大的閱讀路徑的一種材料,資訊的交換網絡中充滿雙邊的再現、雙重的身分(比如作者本身既是讀者也是作者,出版商以利益導向操作編輯)──「世界即再現」,秦老師再次重申,「再現」的溝通性、符號化,皆含涉一個更細密的社會文化的實踐網,面對這張網,歷史學家其義務更深入探尋此文化實踐過程中的脈絡。
即便自二十世紀晚期文化史蔚為主流,其意義不是將所有檢視歷史上個體將意義付諸於事物、文字和行為舉措的研究都視為文化史。這是將文化史研究範疇等同於歷史本身,是帝國主義式的認知定義,將導致自身分解。
值得注意的是:年鑑史學後繼者,於1990年代已不再以學派自居,戮力於反省、警戒學界霸權的形成(注2)。夏堤埃進行長久的文化史研究後,不斷檢省自身、回應當代。他在〈新文化史存在嗎?〉一文中提出:「即便自二十世紀晚期文化史蔚為主流,其意義不是將所有檢視歷史上個體將意義付諸於事物、文字和行為舉措的研究(如觀念史、文學史、藝術史、社會經濟史... ...),都視為文化史。」他認為:「這是將文化史研究範疇等同於歷史本身,是帝國主義式的認知定義,將導致自身分解。」,意味著不能將文化史視作歷史研究的終極定義,歷史本身沒有終點。講者最後點出泛年鑑化的歷史研究主流,應在未來以史學史的方式研究「年鑑史學」,讓其成為過去。然而以何種角度切入之,則是複雜而持續的當代辯證。同時,不再以「年鑑學派」自居的法國主流歷史觀點,(在當今此刻)如何轉向,以及看待自身的限制與可能性?年鑑史學啟發的研究思路與研究取徑,如何回應當代(國族、民族國家、全球化......)的「歷史」的敘事挑戰與功能(極可能是高度政治性的)挑戰?皆為亟待解釋的懸問。
Chartier Roger,at CEFRES, Prague, Czech Republic, 5.5.2011.PC by Wikipedia.

二、回應與省思

即使在文化史蔚為主流的書寫中,法國內部也面臨右派的抨擊──重視結構式、複雜性的後國族史書寫不夠符合『法國精神』。筆者對照臺灣本土,尚停留在建構「臺灣價值」的國族書寫範式,各路思潮競爭、未有定論;而觀法國年鑑史學研究方法,則在反省國族書寫、反省專業史學之權威上,位列前沿。個人認為年鑑反對歷史學「帝國式」的權威型塑,對橫遭政治意識形態挑戰、實用主義圍困的臺灣歷史學界,在覓尋自身定位的同時,是相當重要的點醒。
感觸之餘,圍繞秦老師所定義的「後國族史」,萌生數個疑竇、及尚未成熟的淺見:

(一)講者所定義的「後國族書寫」,非常有意思。個人揣想與此為後現代、解構等巨大思潮與反省聲浪中的產物,可謂是西方學界「異地同時」的趨勢;然而法國的「國族」書寫特色其來有自(注3),同時法國大學內部文院的組成與慣習也不同(注4),因此在呈現上與他國必有歧異:比起重視定義上「去國族」的排斥,法國更重視研究「取徑」的抽象概念化──非不書寫國族,而是不書寫刻板、符號、化約的帝國式的國族史。此或與法國自身的歷史相關,然而,個人欲更進一步詢問:「法國」本身的高度抽象化,無論在哪種書寫中都相當鮮明。只重視取徑的不同,是否更助長所謂「帝國式」的泛指認?是否促進帝國式符號泛化、廣化?會否進一步促進「國家」最為概念主體的中央集權?
此關乎另一問題:面向政治、但不為政治化的歷史書寫的可能性?同上文,即便事後國族書寫,仍可見「法國」此至高無上的抽象概念,壟罩於國族與後國族的歷史書寫上方。從而,受新文化史(或加入其他學科影響)的全球史書寫,與國別史框架下的文化社會史(注5),會否有本質上的衝突?而企圖小中寓大的新文化史方式的全球史脈絡,是否可能落入年鑑史學警戒的「帝國式」觀點、泛指認?
或許過程中舉例的Histoire Mondiale de la France(個人譯:《法蘭西的世界史》此書能稍微釋疑,不過礙於講演時間有限,舉例之外未能有更細緻精確地介紹,此書究竟如何拆卸原本的國族史書寫?是否有真正的去中心化?這是留給聽者的一大懸念,望日後有機會再釐清。
(二)
日後進行的史學史書寫中,年鑑史學(或年鑑學派)有可能被清晰地定義嗎?
一者,講者在解釋「後國族書寫」中使用之語彙以兩地並進的歷史轉向為比照:新文化史(來自美國史學界的概念,Lynn Hunt所提出”New Cutural History”),以及法國社會文化史( L’histoire du social)(注6),詞彙組成之不同,可見內在重心不同,但內涵上又相互映照。又從年鑑史學本身期刊名稱的改動,得見其內部重心轉移,知「年鑑史學」的發展需視為意識之活體,既有區域特殊經驗的法國文化,亦可置於更大的全球架構下檢視──當時的西方學界盛行的後現代思潮席捲而來,反省聲浪、解構需求紛至沓來。二者,其自身觀看自身的觀點,可見法國歷史學界對於歷史概念的位移:專業史學的歷史意識展現,越加具象於研究取徑的差異,而非哲學性質。從其本位觀之,年鑑史學的影響已擴張成整個主流專業史學,皆可稱之為「泛年鑑式」的,範圍之廣難以爬梳;同時,此史學轉向問題意識化的趨勢,也深深提醒筆者:當前的史學訓練,有其自身建構與變動的歷史,此是我輩所處時代的特色──泛年鑑史學書寫範式的固化以及限制,也可能正反過來動搖、限制「歷史概念」的建構。
年鑑自身的解構(不再以學派自居),主張讓年鑑學派走入歷史,成為史學史的研究對象,反思學院內學術習慣的限制,同時也是可能性。讓年鑑走入歷史,讓歷史得以繼續。

  • 注釋:
    1:秦曼儀,〈書籍史方法論的反省與實踐──馬爾坦與夏堤埃對於書籍、閱讀及書寫文化史的研究〉,《臺大歷史學報》41,2008,頁262。
    2:個人猜想與法國六八學運內布的學院風向改革,以及當時全球的後現代、解構風氣相關。之間的關係或可能可以參考布赫迪厄,《學術人》,(臺北:時報出版),2019;或,馬勝利譯,夏堤埃、布赫迪厄著,《社會學家與歷史學家——布爾迪厄與夏蒂埃對話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3:法國精神」國組史的建構,於法國大革命以來到第三共和,皆相當激烈。尤其各黨派論爭「自由、平等、博愛」之象徵、紀念日的選定,皆有極大爭議。比如國歌、國慶等選擇,時至今日仍是法國重要的政治-歷史課題。相關研究可見:戴麗娟譯,皮耶‧諾哈編,《記憶所繫之處》,(臺北:行人出版),2012。
    4:布赫迪厄,《學術人》,(臺北:時報出版),2019。第三章分析法蘭西學術圈內成員社經背景,會發現文學院以法國布爾喬亞、大學校菁英體制出身,且多數未曾出國留學,以「法國經驗」為研究的主要對象。與臺灣相異,在法國歷史學院內,其歷史知識的累積本身就建立在一定套式的國族經驗上。
    5:若國族史的書寫建立在文化的相異性上,而有其文化經驗的時空特殊性,目前在承認「文化」有琪壁壘的同時,仍採用文化人類學的觀點,視此壁壘為模糊、變動的流體性邊界;而非採用杭亭頓在文明衝突論中所主張之僵固式、去脈絡化的視角,將文明集團作塊狀切割。
    6:秦曼儀,〈書籍史方法論的反省與實踐──馬爾坦與夏堤埃對於書籍、閱讀及書寫文化史的研究〉,頁262。
  • 參考資料:
    秦曼儀,〈書籍史方法論的反省與實踐──馬爾坦與夏堤埃對於書籍、閱讀及書寫文化史的研究〉,《臺大歷史學報》08:41,2008,頁257-341。
    戴麗娟譯,皮耶‧諾哈編,《記憶所繫之處》,臺北:行人出版,2012。
    布赫迪厄,《學術人》,臺北:時報出版,2019。
    馬勝利譯,夏堤埃、布赫迪厄著,《社會學家與歷史學家——布爾迪厄與夏蒂埃對話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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