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八分不只是民族學的問題
2021/06/15閱讀時間約 3 分鐘
日本自古是村落社會，尤其在豎立階級制度之後，平民百姓的生活受到限制，許多人大半輩子都在村裡度過，村莊就是他們的全世界，在均貧的年代為了生存，村民齊心協力理所當然。因此對於不遵守村規以及違背村裡習俗的人施予制裁，被視為維繫村落和平運作的方式之一。其中一種較為知名的制裁法叫做「村八分」(murahachibu)。「村八分」簡單講就是斷絕往來。關於名稱的由來大致上有2種說法:有一說是村中10件合作事項中除了火災和喪禮之外其他8件都斷絕；另一說則是源自於發音類似，同樣具有排除意思的單字「はずす」(hazusu)或「はつむ」(hatsumu)。
進入明治時代日本解除身分制度並重劃行政單位，「村」不再是老百姓的全世界。又因工業發展加速了都市化，住在村落裡的人口減少，加上戰後民眾的人權意識抬頭，「村八分」逐漸變成過往名詞，但它並未完全消滅。以現代的角度看「村八分」的確有些案例聽起來荒謬可笑，但去思考「村八分」的存在意義，它的影響，以及背後所隱藏的心理因素，卻有值得現代人借鏡之處。
「村八分」的出發點是維持村落亦或是現代所謂社區的秩序。維持秩序是必要的，在團體生活中不可能放任所有人為所欲為，但維持秩序必須有所本，以現代來說是法律，但在沒有明定法律條文的年代，依據的就是團體的共識或約定俗成的做法。這所謂的團體共識或約定俗成的做法產生了一條模糊的界線，怎麼做才合理、誰說了算、團體利益的標準為何以及責任義務的分配，都無法說請楚講明白，最終容易落得有權有勢者獨斷行事的情況。有權有勢者所主張的"正義"，弱勢者若無力反對只能乖乖順從。相對被指為違規者的人，無處可逃也只能單方面承受。一旦正義伸張過了頭、用錯方法，就成為現代所謂的霸凌。但「村八分」盛行的年代(大約江戶時代至昭和初期)，人們缺乏霸凌的觀念，對於制裁違規者或許覺得懲奸除惡大快人心，而那些畏懼權勢不敢抵抗或是獨排眾議伸出援手者，也在無意間成為霸凌的旁觀者。(台灣有些網路文章把「村八分」和霸凌畫上等號，筆者認為是過度解讀，被列舉出的案例多有爭議點才引人注目，但不能把個案當作「村八分」的全貌。另外有人批評這是日本人的從眾心理，但套句行銷學教授Jonah Berger的話:從眾是人類的本能，所以誰不從眾只是程度多寡的問題而已，不能以偏概全)逾越道德法律界限的懲治方式，在現代會變成侵害他人人權的行為，勢必鬧上法院更可能得做出賠償。另一方面，若一昧堅持自己所謂的傳統或堅持自己慣習的作法，以排除異己的心態執行「村八分」，反倒妨礙了社區的進步和發展，長遠來看也不可能永久安泰。兩者皆不可取。
儘管如此時至今日「類村八分事件」依舊無法消滅的原因，猜想關鍵可能在於人類本能的自我防衛機制。面對異議者帶來的威脅、面對眾人意見分歧所產生的衝突、面對被迫選邊站的焦慮，勢必會去找一種方法來保護自己。方法可能是阻絕讓你不舒服的根源、把情緒發洩在自己所認定的敵人身上、合理化自己的行為或對不愉快不合理的事情視若無睹，以此來掩蓋自己的挫折感、逃避直接面對問題。既然是人類心理上的問題，縱使名義上的「村八分」消失，卻依舊會轉變形式潛伏於社會，例如校園/職場霸凌、正義魔人、獵巫、網路公審等等，絕非他國事不關己拿來批評嘲笑的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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