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大家以前在上公民課，尤其只要是講到法律篇章時，幾乎都會在課本上看到正義女神塑像的照片。這正義女神名為朱斯提提亞（Justitia），是古羅馬代表正義與司法的擬人神祇，形象上，通常身穿白袍，並一手持劍、一手持天秤，且雙眼緊閉，或是蒙上眼罩。
蒙眼，以及拿著天秤的形象，意味著正義是理性、公正，而不會受到情感左右的意志。代表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待遇不因親疏、貴賤、信仰、身份、權勢而有所區分。在她的注視下，代表正義的司法，必須依循法律理性制定的條文進行審判，同時也不能被感情、感官的幻象所蒙蔽，進行公正、客觀的調查，顯現她存粹本質、力量與信念。就如同正義一詞的詞源所揭示的，正義是剛好（just）、正確的區分，意味著剛剛好地站在對錯的邊界上，既不逾越，也不退縮，給予最貼切、剛好的判決。
正義，一直以來都被視為理性的典範，甚至國家力量的象徵。因為她集制裁、理性、平等於一身的性質，讓人聯想到組成現代國家的力量與秩序。認為國家這個政體，應該利用這種秩序去尋求一種正義的治理。不過，在啟蒙時期之後的二、三個世紀後，「正義」的形象就慢慢發生變化了。卡繆（Albert Camus）寫於1949年的《正義者》便是一個很完美的寫照。在卡繆的《正義者》中，代表「正義者」的主角卡利亞耶夫，除了是反抗俄皇專制政權的恐怖份子，更是一個浪漫、感性的詩人。有別於正義女神不被情感、感官影響的形象，卡利亞耶夫不但容易對人動情、產生憐憫，也不相信神與上帝這種高尚、完美的存在，並反過來強調人與人之間的愛，追逐那些令他感到喜悅的美。
安南科夫：我們也稱他為詩人。
史代潘：詩人？這稱謂和恐怖份子不相合。
安南科夫：（笑）雅奈克覺得正好相反，他說詩才具革命性。
「正義者」形象的改變，和人們對於革命的情懷（一種詩意）是有關係的。某種程度上來說，相較正義作為判決的意味，「革命」更傾向與強調的是反抗的意志，導致我們可以發現「正義」這個詞在今天強調的，與其說是給予判決，或許他的意義還比較偏向要去召喚一種反抗判決秩序的力量，例如當我們覺得某些法官的判決是荒謬的時候，我們就會希望有人能出來主持「正義」。
而在《正義者》裡面，代表「正義」的主角一方，之所以說自己是「正義」的，也是因為人們不相信他們所處的政體可以做出任何正確的判斷、政策，因此必須成為革命者，不惜一切反抗、顛覆代表「暴力」的政權。只有「反抗」的一方，才是「正義」的。
這也正是卡繆（尤其是他的《反抗者》）或者很多藝術家將文學和政治結合在一起的方式，亦即偉大的創作也應該是一種偉大的反抗。只有透過藝術，或者如同創造藝術一般的行動，一種宛如凌駕、超越武力、法律的「正義」才能展現在人們的內心裡。
這進而導致在這齣名為「正義」的戲劇裡，正義，再也不是一種客觀的事物，而是必須有待人們去「創造」的東西。在短短的五幕劇的每場辯論中，卡繆有意讓我們看到，裡面的每個角色說的話以及對正義的理念，或多或少是有道理的，因為他們都有要反抗的東西，且那些東西的確是值得反抗的。
但反抗專制，就是正義的嗎？在此，「正義者」失去她過往正義凜然的神情，像主角卡利亞耶夫一樣，露出痛苦掙扎的表情，陷入迴盪不已的猶豫以及無止盡的自我懷疑。因為在這新的、充滿變動、一切秩序規定都可能失效而需要不停發起「反抗」的時代裡（有人或許會說這就叫「後現代」），「正義者」最終都會發現自己就是自己的監獄。
《正義者》根據1905年，社會黨人對俄國皇叔謝爾日大公發起的攻擊事件為背景改編而成，劇中描述以主角卡利亞耶夫等人為首，在攻擊事件之前，以及在攻擊事件之後，他們在革命中各自面臨的掙扎與心路歷程。
在一開始，為了發動推翻俄國專制政權的攻擊，組織一行人決定要趁著謝爾日大公去戲院看劇的路途上，將炸彈丟到他乘坐的馬車將之炸死。但負責投擲炸彈的主角卡利亞耶夫，卻臨時違背組織的決定，沒有將炸彈丟到大公的車上。因為他發現坐在馬車裡的不是只有他們仇恨的大公，而是還包含大公年幼的姪兒和姪女。
他認為為了刺殺大公，使兩個年幼的生命跟著陪葬是不對的。但錯失這次機會後，組織為了刺殺大公而所做的許多努力恐怕都成幻影，之前為了搜集情報而犧牲的人也成了徒勞。但運氣不錯的地方是，他們後來又獲得了第二次機會可以刺殺大公，而且這次，卡利亞耶夫成功地把炸彈丟出去，炸死了大公。
一心決意赴死的他，後來被警方逮捕。雖然殺死一個生命仍然讓他心懷愧疚，但他始終認為自己是正義的。因為他認為自己殺死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暴政，自己的行為雖然是暴力的，但也是一種反對暴力的暴力，是「正義」的反抗。
卡利亞耶夫：我的炸彈是投擲在你們的暴政上，而不是一個人身上。
斯庫托拉夫：當然。但是那個人被炸了不是嗎？而且炸地很慘……
卡利亞耶夫：我那是執行判決。
斯庫托拉夫：或許吧，或許。我們不譴責你執行判決，但什麼是判決呢？這是個足以討論幾天幾夜的字眼……
美國哲學家茱蒂絲．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她所有的書裡一直提倡反對暴力的思想，拒絕暴力作為任何目的的手段。因為她認為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而值得哀悼的脆弱存在。「正義者」的矛盾，在這裡似乎也因為「暴力」的議題而被凸顯出來。雖然卡繆筆下的「正義者」或許和很多恐怖主義中自命不凡的人不一樣，他不提倡關於「正義」的英雄主義，反過來認為「正義者」應該在追求正義的反抗道路上，「走到比仇恨還要遙遠的地方」。但到頭來仍得面對自己把「暴力」合理化成「反抗」的疑慮。
這點疑慮讓卡利亞耶夫不接受當局為了收編他而設立的「赦免」，也不作出宗教的懺悔來獲取「神的寬恕」以及活命，因為他認為自己的反抗雖然是「正義」的，但暴力剝奪生命仍然是錯誤的，因此只有以死才能謝罪。
整齣戲劇最後仍站在動用暴力的主角立場上，因為卡繆認為反抗是人最基本的權利，也是人在主張「正義」時無法避免的罪惡。這罪惡讓所有的「正義者」與「反抗者」都不值得被崇拜，而只能成為被世人一再反思、重新審判的對象。發動反抗的「正義者」必須知道，反抗並不是為了復仇，而是為了建立新的秩序、價值。不然只是為反抗而反抗的話，到頭來跟自己的仇人是沒兩樣的。
但「正義」是否真是如此呢？恐怕這是個永遠無法解決的問題吧。巴特勒在她2020年的新書《非暴力的力量》中提到，「暴力」一詞相當曖昧，很多情況下，反抗政府的人們即便沒有暴力行為，也可能會被政府打上「暴民」的標籤，主張他們使用了「暴力」，繼而合理化發動警力、軍隊、防禦機構的力量。「反映出『暴力』往往被策略性地詮釋」。這麼說來，或許到底誰才是代表「正義」的一方，到頭來是和誰擁有比較多暴力的詮釋權力比較有關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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