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me animals are more equal：不只關於喬治佛洛伊德
〈Some animals are more equal：不只關於喬治佛洛伊德〉2023-05-21
2020年，國小教師Waynel Sexton翻開了一份將近40年前的學生作文，上面寫道：「當人們說『庭上，這個人搶了銀行』。我會說『坐下』。如果他沒做，我會讓警衛釋放他。然後我會用我的法槌敲擊桌面，所有人都會安靜下來。」
正義被認為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以漢摩拉比法典為代表，在許多人的心目中，正義就是懲罰與報復。犯罪者在他們犯罪的時間裡揮霍了不屬於他們的權利，如今他必須付出代價。他們或許會同意法律有一部分教化與預防犯罪的功能，但最重要的是，殺人償命、打人的人就該被打。但對於生長於貧困社區的這名非裔二年級學生而言，他心目中最值得追求的那種正義是：讓無罪的人得以被釋放、讓那些弒血的名眾在肅穆的真相面前安靜下來。
我們知道，人類社會中存在著一種「正義的戰爭」的邏輯，不論外部的人如何看待這件事，從古至今發動戰爭的人會找出一個「戰爭藉口」。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理由是美國為代表的北約國家的過份擴張危害到了俄羅斯的國家利益、中國對台灣的覬覦則被描述為他們對其「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的自然權利、美國為了對伊斯蘭國家進行報復，甚至創造了「反恐戰爭」的新型態戰爭藉口。
然而，無論這背後的理由有多麼堂而皇之（雖然多半時候，這些藉口也並不具有說服力），我們都還是會看到裡頭存在的無數不正義。在媒體時代之後，我們幾乎不可能在一場戰爭之中完全沒有聽到虐待戰俘或波及平民的消息。戰爭將參與國中的每個人民都捲入了暴戾的戰爭狀態，那激起了一種非黑即白的對立，人們將我們最初階的吵架內容落實在意識當中「他不是我們這一國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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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名孩童大一點之後，還沒有因為小額販毒被捕入獄之前，他和與他環境相近的朋友一樣，朝一名職業籃球員與業餘饒舌歌手的方向努力。我們不知道他心中還有沒有想要成為法官的夢想，但我們知道，他新的這些夢想是他所處的「偉大美國」給生在他這樣環境的人留下的唯一機會。
他的好友Stephen Jackson拿過一次NBA總冠軍、上演過一次老八傳奇。而他自己則在離開監獄之後嘗試重新開始：一邊戒毒、一邊打兩份工、一邊爭取女兒的監護權。直到新冠疫情讓他失去工作，彷彿再一次失去了作為一個人好好活下去的機會。
而在國與國之戰爭之外，那些在道歉中自稱「玩笑話尺寸拿捏不恰當」的台大經濟系學生也向我們示範了哪些人通常被這些毫不反思的既得利益者當作「非我族類」：性別、種族、外貌、學習成績、感情狀態、或專長不在課業上的特長生。他們具體地展示了整個社會不願明目張膽說出、卻一直瀰漫著的歧視：只要你不是「最優秀與高等的人」，不只社會上屬於你的機會比較少，你就是活該被所有人嘲笑與排斥的次等群體。
當然，罪犯也在這樣的群體裡面，尤其當一個罪犯「看起來不怎麼聰明」時，人們想透過嘲笑人來讓自己彷彿屬於「可嘲笑人的那群」的欲求和想要看到犯罪者被懲罰的報復需求互相疊合地被激起。「這種人本來就應該打死」這樣的心態已經完全覆蓋了人們本就不夠充足的法治思維。
大多數時候，「執法過當」並不是一個對於那些「執法過當」案件的正確描述。因為那些行為之所以是有問題的，是因為他們並不是在執法。當然，員警穿著制服並基於警察職務出現在那裡，那些行為發生在「執法時間」。但在許多時候，我們能清晰地看見那些動作之中包含的情緒發洩與攻擊性。用腳踹已經被壓制的犯人的頭、無故盤查遭拒時惱羞摔傷民眾、當現行犯已經坐在地上時用棍棒連續敲擊……。這些事一再一再地發生，這些行為的共同特徵在於它們都不是為了防衛或制服，它們都不是為了穩定場面、不是為了將犯人帶到法律面前。
就像Joey Crawford覺得板凳上的Tim Duncan在嘲笑他，所以他要當場告訴他誰是掌握權力的人，這些人穿著可見的制服，卻早已在心裡脫去了職業給自己的權利與義務。他們相信執法現場是自己的領域，只要你表現出「在皇帝面前不下跪」的姿態，就必須打到你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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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25日。那名曾經的孩童已經46歲。雜貨店店員相信他用來買菸的錢是假鈔，打發他離開之後報警。他回到車上和親友待著，也許是想換個人再嘗試看看、也許只是不知道接下來該做什麼。車停在雜貨店附近，直到兩名員警走向他的車。
我們都知道，這名男子最後倒在地上，被員警以膝蓋頂壓在脖子上的姿勢壓制了八分多鐘。他一直喊著「我無法呼吸」，即便路過民眾和其他員警做出提醒，壓制的員警也無動於衷。他壓根就瞧不起眼前這個「看起來就像有吸毒」的黑人，他並不是衝著殺他而去的，但也從不覺得"Black Lives Matter"。
而這名一路上雖然情緒激動卻沒有任何反抗的男子，他的激動說明了他非概念性地理解到的自己的處境，除了一直道歉、告訴警察他因為曾經被警察開槍射擊而感到恐慌、因恐慌而沒辦法正常呼吸之外，他大聲地喊著：「我不是那種人」。就像喪屍片中的人們要死命地告訴對方自己沒有被咬到，George Perry Floyd知道對面的人把他當成「那種人」了。
Floyd心目中的正義還沒有到。
他沒能成為正義的執行者、甚至沒機會成為被正義地對待的人。如果我們要找到什麼稍稍令人欣慰的事，人們在未來的確會將他與正義放在一起討論。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並不因此得到昇華，但如果有一天社會上的人不再覺得「只要是對待犯罪嫌疑人，警察無論做什麼都是被允許的」。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會是一個重要且值得我們銘記的歷史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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