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就回到這篇一貫的主題，答案就在階級抹平中，所帶來的鄙視。簡單說，自由派往往不去看保守派的理論，就筆者所見大概都是看導論的程度，反過來保守派能提理論的，通常都是從左翼一路「被」轉到右翼的人。不懂這其中道理者，可能永遠無法理解保守派的成形，來自於「對既有的美好事物保有尊敬」上。
上周提到自信這些，這周來提一下消費主義的問題。
這邊就先提一下狼性，為什麼中國10年前看起來年輕人侵略性十足，現在突然全部都躺平了？
表面上，這是出不了頭的憂慮，左派會解釋成為資本被壟斷，階級固化的結果，右派通常用政治腐敗、不夠透明開放的市場造成的競爭不足。但我們回到階級辨識上就會很清楚，中國的「特色社會主義」造成的結果，就是所有階級都是韭菜，統治者極少的狀況。加上共產黨擔心政權不穩，非常努力地到處打壓新興階級的興起，只要看起來有任何可能產生階級差異的存在，就要摧毀，變成除了共產黨是天大地大，其他都是螻蟻。
中國回歸叢林法則，贏者全拿輸家躺平
現實不是這樣運作，人與人之間除了趨同的動力，還有趨異的心理。說白點，就是人會想要互相求取認同，處在一個團體、組織之內（社會階級化增加），另一方面又希望自己能與眾不同，有跟別人不一樣的小小優越感（個人階級化提高）。
這造成，你到底要怎樣表現自己的地位？只好透過消費了。
這就是狼性的由來。中國沒有宗教跟道德約束，所以為了賺錢無所不為，畢竟錢是最直接的階級辨識度，有錢就可以提高物質生活，想幹嘛就幹嘛。既然有錢就是道德，那人人有狼性就是最佳選擇。
這結果就是叢林法則，在有超強公猩猩的族群中，最年輕的猩猩交配機會少，如果連吃的都被強壯的公猩猩搶走，自己連變壯的機會也沒，最後乾脆躺平隨便你，反正怎麼看都終身無望。
這是一個無道德的國家才會有的狀況，共產主義消滅傳統價值後的必然現象，擁有狼性的族群奪得了大量資源，就不會想要再放出，當中國又不是一個法治國家，特權橫行下就會這樣，下一步就是人口減少，直到有狼性之後的世代連戰鬥能力都沒有。
然後為了避免內部危機大亂鬥，就會把鬥爭導到外部。這也是中國現在對外侵略性越來越強的理由，背後的根本性因素。
台灣社會仍存傳統價值，有文化資本對抗消費主義
回來台灣這邊，消費主義的問題為何是我們要注意的？因為人的階級辨識必須透過消費品味來確定，不然一樣是蒸餾酒，白蘭地、伏特加、蘭姆跟高梁酒，請問各位想到這些酒款時，你想到的是誰在喝？為何去喝？你真的確定，這位年輕人選擇了某款酒，是因為他真的超愛喝，還是單純的想藉由消費定義自己的位階？
表面上我們是尊重各種選擇，實際上每個不同階級的族群，都有自己的喜好品味，而且彼此都會相互有看不起的地方。但以食物酒水來說，好壞是可以定義的，透過經驗的積累，想要培養出對吃的判斷，是能夠建立出的。若不是這種家庭背景培養出的品味，一般人怎樣加入？還不就努力學習。
問題是，我們既有的階級，像前幾篇講的，若辨識度變差，那你還有加入既有組織的動力嗎？
若消費變成定義的方式，那麼吃穿用的好壞就不再是使用者定義，而是媒體宣傳、資本家們來替你定義，最終就會走到中國那一條路上。台灣很難變這樣的理由，在於傳統價值還是很牢固，左派努力拆掉既有習慣的作為，受限於政治能力太差，往往都做不到，或是一時之間可以取得成果，而難以維持。
但難度高不代表就絕對不會，因為這些年透過網路，新興媒體的宣傳，我們對於階級的想像越來越直接。
媒體發展與階級消解複合影響，以政治傾向廢人的全球化
這意思是，年輕世代會覺得「高階級就是因為有錢」，所以只要有錢可以買到跟這些位階相同的人使用的物品，那自己就是同一階的人。這不是只有在台灣這樣，歐美各地也都有類似的情況，而傳統習俗越重的地方，越沒有受到全球化干擾的地區，受災狀況就越輕微。
年輕人會如此，是因為欠缺自信，畢竟經驗跟能力都不足。若從小接觸各種基層組織運作，有良好的人際網路，那麼很快就會發現狀況不對。為何階級常常由職業定義？因為社會分工造就專業差異，你不會想要給無能的醫師看病，更不會想把小孩交給毫無教學能力的老師。
一旦進入職場，學生也會發現，老師傅之所以可以賺到錢，多半就是因為功夫好，不是他跟誰官商勾結。而自己的功夫夠嗎？實技類的項目根本不需要講，做了就一清二楚。各行各業都有類似的狀況，所以才會成為階級交錯，但又可以彼此分辨的社會。
而我們把各種辨識標籤都拆掉後，現在成為相當平整的狀態，這也是一種欠缺人與人相處的結果。當我們沒有實際認識這個人，只是單純從媒體得知，那自然會受到嚴重的干預，若此人不受媒體喜愛，甚至是被政治意識不同的花錢攻擊，你會判斷失準也是很合理的。（複習一下政治不互信）
當媒體都是自由派或是自由派影響的，很自然地就會把政治扁平化思考，這必定會極化，把複雜的政治人物行為，拆解到二元對立方便民眾視聽。網路興起之前，訊息傳播透過電視也很慢，一周難得一兩個大事件，夠每個人花時間去討論，現在議題流動快，媒體更會逼政治人物快速表態，大家都只記得那個印象。
這造成，以往我們對政治意識形態的判斷，跟當事人的人格是分開看的，政治意識形態影響的是體制跟社會運作的看法，但此人的做事風格、能力高低、誠信與否，並不會跟政治意識直接或全面關聯，而現在不僅僅台灣，全世界都有這種用政治意識去全面認知某人的傾向，這不如說是求速成的結果，更可以說是全球化的後遺症。
只求政治支持的速成，把搞破壞包裝成社會正義
所以上周筆者為何說自信不足？越年輕的世代，經驗當然累積不夠，技藝性的能力會比較不足，理所當然。
但我們的傳媒透過聳動的敘述，政治人物想要糾集支持者，就很容易走到標籤化反對者的路上。透過將反對者妖魔化，合理化自己能力差的因果，以為政治上勝利，就可以全面性的得到自己應得的。
畢竟，誰不想要速成？只是我們有點年紀的都知道，將少數運氣好的範例，幾個透過官商勾結舞弊的例子，當成普遍性的制度缺失，試圖為了堵住小洞，把整座水庫打掉，是很奇怪的。
所以，是誰要你專注在那個小洞，並強調不快點把水放光光，將水庫拆掉重建，明天就要大難臨頭的？
編按：
1. 宅編個人看法，「有錢能夠為所欲為」這種想法在缺乏傳統階級、新興中產階級興起的社會最容易發生。中國、香港、台灣乃至新加坡，在近代都有階級重建的狀況；香港更是大量移入難民重建的城市，上層階級又一波波移出（港人鄭立更認為2003後的香港是最討好中產階級的一個時代，直到2019）。
2. 除了台灣民意基金會有做過飲酒民調以外，2021年政大選研也接受委託做過飲酒習慣民調。以高粱一項為例，主要喝高粱的族群，自認是中國人與支持儘快統一的比例皆遠高於該項平均值。詳見連結第30、31題。
3. 為了吸引讀者，媒體本來就有使用簡化標籤的傾向，一個典型例子是蔡英文2016年當選總統，更傾向保守黨的英國《每日電訊報》稱其為東方柴契爾，而《泰晤士報》則稱蔡為梅克爾，都是套用一個易於辨識的典範形象（但對台灣相對熟悉的日本媒體就不會用這種作法）。
而當代媒體的發展的確是傾向於吸引讀者或引導讀者的作法，要大於傳達事實。前輩記者曾跟我討論，說以前的報導（不是評論），標題是不會用問號的，但現在卻非常普遍，和他受過的訓練不同。平面媒體都已經學到內容農場的下標方式，台灣電視媒體則是呈現方式明顯綜藝化，這些問題還不算難以識讀，複雜的論述與敘事和印象式的引導更值得思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