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堪稱儒家經典裡最難讀難解的一部，而其命運又最堪坷。劉起釪為《尚書》學的發展歷程疏理出一個清晰可讀的脈絡，工程艱鉅，不得不佩服劉氏的堅毅和學識。
劉氏論述春秋戰國至唐代《尚書》學皆清晰詳明，至宋代以後《尚書》著作繁多，劉氏多借用《四庫提要》之說來介紹各家著述，極少立場與《提要》相異。論述清代《尚書》著作時，開始較多呈現出劉氏的主觀判斷，如評論反對偽《古文尚書》的便是具有科學精神，維護偽《古文尚書》的則是迂腐、無力的掙扎等。在論述近現代《尚書》研究時，極度推崇以甲骨文金文研究成果來推翻前人注疏，又多引用恩格斯著作作為《尚書》研究的指導思想。全書到處都可見劉氏厭惡漢代天人感應和陰陽五行說，也不欣賞宋代的理學解經。自民國以來，楊筠如、顧頡剛、劉起釪、屈萬里、程元敏諸家承襲清代訓詁考據之學，對《尚書》進行注解時，只側重在字詞訓詁，於經學義理全無發揮，先儒有知，必定扼腕婉嘆。《尚書》的內容是否代表真實的歷史，這的確可以研究，不過當使用新出土材料證明《尚書》並非上古實錄時，順道把歷代儒者的理解全盤推倒，這也並非高明的做法。
沒有任何的文獻能夠全面和完整地反映歷史，這就能表示流傳下來的文獻都是一文不值嗎？其實更重要的是這些文獻曾經產生過什麼影響，人們是如何相信它的，並且打算透過這些記載來表達什麼義理思想，這才是研究文獻的價值所在，這才是研究《尚書》、《左傳》等儒家經典的價值所在。
2022.1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