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的起源：為何人們如此偏激？

無論是對中捷事故的罹難者，或是對三讀通過的同婚收養法案，網路上都能看到一大堆不堪入目的留言，而原因無他，僅僅是意識形態的不同，就能讓支持廢死、同婚的人，在他們眼中失去當人的資格。

我一直在想這樣的滑坡是如何造成的？即使相信死刑能伸張正義的人，應該也知道廢死的人並非不在乎正義，而是相信廢死比死刑更接近正義；即使是最反同的人，應該也能理解同性戀跟他們一樣在乎情感的連結，也希望能給下一代更好的選擇。那為什麼這些人在網路上卻能跳過所有討論，直接咒罵意見不同的人，甚至為他人的厄運歡呼？

最近讀到漢納鄂蘭的極權理論，她認為這跟人性的寂寞（或稱孤棄、被拋棄感）有關。

首先區分孤獨跟寂寞的不同。寂寞是一種無法建立夥伴關係的心理狀態，而孤獨只是一種暫時的物理狀態。孤獨要求獨處，而寂寞卻是身在人群中更容易凸顯出來。一個孤獨的人並不一定寂寞，因為人都有「與自身交談」的能力，也就是人可以把自己一分為二，自己成為自己的思想夥伴，並且透過腦中的對話過程，逐漸形塑出自我認同。

但這樣的一分為二的自我是飄渺無根、沒有任何把握的。鄂蘭認為，一個孤獨的人要免於陷入寂寞，他與腦中思想夥伴共同形塑的自我認同，就必須仰賴外在世界真實的夥伴關係來確認。即使獨處時，真實夥伴也能藉由腦中的思想夥伴來重現，孤獨之人因此得以與世界維持聯繫。她稱這層真實的夥伴關係是孤獨者的「救命恩典」，將他們從模糊多變的思想對話中拯救出來，使他們可以重新變得完整，恢復他們人格的同一性，得以用堅信的、穩定的方式說話。

如果缺乏這層夥伴關係，人就可能陷入寂寞，而在一群不理解自己的人之中，這種情緒會更加高漲。由於缺乏外在真實夥伴的肯認，人也會逐漸喪失對自我作為思想夥伴的信任，逐漸拋棄自我的結果，就是沒辦法把外在經驗透過思考轉化為對自我的意義，於是與他人、世界就更不可能產生聯繫。

由此可知，一個人如果能夠忍受孤獨、忍受自我的陪伴，通常也表示他已為成為他人的夥伴做好準備；相反的，一個總是無法忍受他人的人，常常也表示他無法忍受自我。當一個人不僅失去與外界的聯繫，就連自我作為一個思想夥伴都無法信賴、無法忍受時，他才真正成為寂寞之人。

在鄂蘭的語境中，這種寂寞還包含著被拋棄的意思。一個寂寞之人，不僅被世界拋棄，也被拋棄了自己，他不懂如何去愛，也不懂如何被愛。

回到那些我無法理解的、極盡歧視、惡毒、為他人罹難而歡呼的留言，其實有點像在二戰剛結束時，人們無法相信集中營殘忍事蹟存在一樣，因為那完全脫離了我們生活的經驗，而是出自於一群寂寞、沒有夥伴、與真實世界失去聯繫的人們之手。

鄂蘭說，人類心靈裡唯一不需要自我，也不需要他人與世界，獨立於經驗與思考的，就是人們的邏輯推理能力。寂寞之人與世界失去聯繫，於是他們只要有一個前提，剩下的都是數學般的冰冷理性運算，而這個前提又通常出自於意識形態。引用鄂蘭的說法，只要你相信生存權利與種族有關，那若不計算出要殺光「不適種族」的結論，那麼你不是蠢人就是懦夫。對我們來說，那些惡意是完全脫離真實世界運作法則的，但對寂寞之人來說，那甚至不是一種惡意，只要他相信死刑即正義、相信同性戀是一種變態，那麼他們極端的作為才是唯一合乎邏輯的判斷。

製造這些寂寞者的方法，一是抹殺所有私人空間、建立人人互相監視體系的極權政府，二是彼此默不關心、只想扮演小螺絲而無視大局的工業社會，後者在數位時代的影響又更加顯著。台灣從90年代走出白色恐怖極權，到2010年左右開始人手一機，期間只有短短20年可以「好好相處」。我常常在想，是不是這段時間太短，讓我們無法與身邊的人深入溝通，而數位時代又還不夠久，不足以建立起新社會的相處默契，以致於經歷國民黨極權統治的上一代寂寞者，與成長在無規範數位社會的新一代寂寞者合流，才導致我們的輿論環境會如此惡劣？

老實說，每個陣營都可以看到類似的現象，無論死刑、性別、通膨、環保、動保、居住正義、路權、能源政策等等，我們都可以看到網路上某些人從這些前提出發，然後無止盡地往極端推論，直到任何不順從他的人都該死。他們似乎不知道自己寫下的字句，即使是意識形態相同的人也會不禁皺起眉頭，他們不知道這些話在真實世界可不可以說？這些事在真實世界可不可以做？更不知道這些提案、這些嚴刑峻法，其實完全背離了真實世界人們的相處習慣，一步到位只會衍生更多問題。

他們唯一在乎的，只有在某個自我相信的前提下，「純粹邏輯上應該怎麼做」。

在國民黨執政時期，尤其是馬英九的第二任期，我們參與的運動都是真正走上街頭，與人們接觸的運動，但在民進黨執政時期，街頭的人明顯少了，社會沒能凝聚起任何大型運動，我認為這跟懷抱理想的人脫離真實世界、甚至鄙視真實世界脫不了關係。

看《人選之人》時，我最喜歡從社運走入政黨政治的蔡易安，他可能跟那些「看起來」更有理想的朋友鬧翻了，但他擁抱的是真實的群眾、真實的改變。生活上堅持理想最難，妥協是最簡單的，但政治上卻剛好相反，只要你不在乎任何實質的改變，那堅持理想永不妥協才是最簡單的，因為那等於什麼都不用做，只要怪罪他人沒有遠見就好了。真正辛苦的，永遠是那些試圖在反對聲浪中尋找突破點，透過彼此溝通取得哪怕一點點進展的政治工作者。對我來說，有在朝理想前進、哪怕只是一丁點，那才是真正的理想主義，而那些總是躲在冰冷邏輯裡下指導棋、教育所有人該怎麼做的，只不過是嘴巴上的理想主義，實際上的極權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