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不同」而被排除出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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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不同」而被排除出去的人〉2024-09-06

 

  一件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是,每次我到不同地方租房子的時候,房東無一例外會告訴我,她的住戶是「有挑過的」。「這一間是公務員、那一間是護理師、那一間是教授……」,總之,都是交友正常、工作穩定、社會形象良好、「理論上」不會吵鬧髒亂的人。

 

 

  從租屋者的角度來說,知道鄰居應該不會打擾到自己當然是好事。如果家中有小孩的話,說不定還會有「孟母三遷」那種挑鄰居當好榜樣的效果。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這些話暴露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有些人會被「篩掉」。

 

  一些不那麼符合社會上「正面形象」的人會被篩掉。譬如失業者、譬如日薪工人、譬如身心障礙者。我們當然可以想像房東希望穩定收租、避免造成額外麻煩的心情,但我們該如何面對那些血淋淋的現實呢?當某些人四處尋找住處時,得到一個個房東面有難色地拒絕:「不好意思,我們的住戶是有挑過的」。

 

 

  在現代社會裡面生活的人可能很難想像,在一兩百年以前,智力障礙與部分的精神障礙沒有像現在這樣被病理化。鄰居會知道「這個人傻傻的」,但不會想到要把他們「趕出社區」。在那個時代的笑談或「風趣故事」裡,我們會經常看到以智力較低者作為主角的故事。他們和其他人過著差不多的生活,雖然偶爾會鬧笑話,但人們還是會互相幫助,解決彼此的問題。

 

  但在醫學體系將這些人從「正常」中分離出去之後,各類機構開始出現,人們一步一步地把各種身心障礙者從社區裡「科學」地趕出去。留下來的,只剩下一種符號化的、用來汙辱人的概念。

 

  人們用「智障」、「神經病」、「瘋子」罵人,因為社會預設了對話的雙方都不應該是有智力或精神障礙的人。可是這個預設是恐怖的,因為這些人確確實實地存在,只是在某種「眼不見為淨」的虛偽秩序下,他們從每個人的鄰里生活中被迫消失了。

 

  當偶然看到那些行為和群體不同的人時,我們通常避而遠之,又或者一些糟糕的人會上前嘲笑、模仿或愚弄他們。人們遺忘了我們所有人都曾經在一起生活,只是將自己理解為某種正常的、中產的、像影視作品與廣告中出現的那些「普通人」一樣的人,並排斥與此有過多差別的人。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讓高需求的孩子與其他孩子一同學習的「融合教育」會面臨更多挑戰。不只是學生家長可能會擔心或不喜歡,有些時候連老師或校方也只是在政策方向下最低限度的配合。對那些習慣於說「不甘我的事」的人而言,反正又不是自己的家人,最好是隔離起來,永遠不要讓我看到。

 

  但我們知道高需求孩子遲早也要進入社會,所以希望他們能在孩童階段就與其他人相處,也希望其他孩子能從小就認識到社會上有各式各樣的、比自己活得更辛苦的人。隨著觀念的進步發展,我們這一代與下一代需要重新認識到,不管肢體或身心有什麼不同的人,都是人類社群的重要一份子。

 

  有些時候,我們要做到的可能只是少一點偏見、多一點理解其他人的意願,一切就能有所不同。每個人都應該要能得到那些最基本的人權與尊重,無論是租房子、找工作、或僅僅是想要靜靜地過好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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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要在短短的十分鐘下課裡面上廁所、到飲水機裝水、和朋友聊一下天、活動一下一直坐著的身體,甚至會因為前一堂老師想要把講到一半的內容講完而什麼事都來不及做。在這樣的狀況下,聽課聽到一半喝一下水,絕對是應該要被容許的事情吧。
  我們的確不能排除有些人多才多藝,既會教數學又會教美術和健康護理。但根據該校學生的說法,在開學日第一天的「美術課」,數學老師就已經拿著數學教材走進教師,開始上數學課了。這倒是為老師們省下了未來「借課」的麻煩,我授權給我自己使用這堂課,而且還不需要400萬元授權金。
  然而,在2018與2020的兩次由不同研究團隊所做的新版本實驗中,他們注意到了更多當時的研究者沒有考慮到的變量與可能因素。在2018年哥倫比亞大學華茲團隊的實驗中,研究者注意到,來自收入較高家庭的孩童有更高的比例願意「延遲享樂」,收入程度較低家庭的孩童則更多會傾向吃掉眼前的棉花糖。
  史瓦茲指出,美國聯邦最高法院7月份時做出了「平台編輯全受憲法保障」的裁決,該裁決認為平台的演算法可以反映「編輯判斷」,讓平台以他們自己想要的方式編輯第三方的言論,而這是政府不得任意干預的。按照這個裁決的邏輯,當TikTok推薦那些危險的挑戰給用戶時,他們已經在發表他們的第一方言論了。
  那部影片的其中一個問題在於,作為影片核心的問題意識「為什麼海裡沒有昆蟲?」並不是老高問的,而是那部日文影片問的。那部日文影片的作者基於這個問題意識去蒐羅了那些資料,並以那樣的順序表述它們。所以當老高擷取那部影片的段落在自己作品裡重述一遍時,雖然那個段落自身是融貫的,卻和老高影片的主題不直接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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