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SBTi 對於碳抵換的態度，將會影響整體碳市場發展。儘管SBTi 明年2025才會真正宣布方針與相關規章，但這次在COP29之後SBTi放出了內部高層CTO, Alberto Carrillo Pineda 以及CIO, Tracy Wyman 的 Q&A，從中能一窺SBTi的觀點和動向。
摘要翻譯
自 1995 年起，聯合國每年舉辦的氣候變遷締約方會議（ COP ）成為全球政府、企業、學術界與民間領袖聚首的重要場合，致力於共同應對氣候變遷，並減少其最嚴重的威脅。 COP3 時通過了首個專門針對已開發國家溫室氣體排放的國際協議——《 京都議定書 》。在 COP21 於法國舉行時，《 巴黎協定 》正式成形，這是一份涵蓋 198 個國家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全球協議。
今年的 COP29 將重點放在提升對開發中國家的氣候資金支持，這也是《 巴黎協定 》的重要支柱之一。參與本屆會議的科學基礎目標倡議（ SBTi ）首席技術官 Alberto Carrillo Pineda 和首席影響官 Tracy Wyman 分享了他們對會議主要成果的看法。Alberto，您已參與多屆 COP ，在您看來，這些會議對推動全球氣候行動的價值何在？
每一屆 COP 都是一個關鍵機會，能夠促進經濟、政治與社會資源的累積，進而推動更具實質意義的氣候行動。這些會議提供了多方意見交匯的平台，讓各界共同努力應對當今時代最迫切的挑戰。
儘管 COP 本身也面臨諸多挑戰——包括國際談判的繁雜過程、資金匱乏或技術障礙——但正因如此，這些會議為破解難題、完善國際合作框架提供了寶貴契機，從而進一步推動全球目標的提升。
Tracy，那您的看法呢？您對今年的 COP29 有什麼特別的感受或觀察？
我非常認同 Alberto 所說的， COP 每年為與會者創造了一個坦誠交流的機會，讓大家正視氣候變遷的嚴峻現實。
今年的 COP29 是否完全達成目標，確實存在不同聲音，但我與企業代表、標準制定者以及民間社會組織的交流中，最突出的感受是全體參與者對氣候行動的緊迫性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且跨部門合作的意願更為強烈。顯然，我們在減少碳排的時間正迅速減少，這種迫切感正激發各方更強的集體行動決心。
我們來探討更廣泛的議題——Alberto，您在 COP29 上聽到哪些關於私營部門協助金融體系與全球氣候目標接軌的看法？
企業與金融機構（ FIs ）在調整資金流向以實現淨零目標方面舉足輕重。在 COP29，我特別感受到，儘管金融機構在氣候行動上的推進勢頭越來越強，但距離應有的規模仍有差距。這些機構需要率先採取行動，透過設定科學基礎目標，並與其投資組合中的公司密切合作，推動脫碳進程。我們預計於 2025 年推出的「金融機構淨零標準」（ Financial Institutions Net-Zero Standard ）將為金融機構提供全面的實踐指引。
同樣，企業也能透過其營運、採購與資本配置的支出，推動資金流向與全球氣候目標接軌。設定科學基礎目標有助於企業明確其脫碳需求，並將資金投向支持將全球升溫控制在 1.5°C 的領域，為全球淨零目標作出貢獻。
1.5°C 的目標是今年的熱門話題，許多人在討論是否應繼續將其作為引導氣候行動的核心指標。Alberto，經過您在 COP29 的深入交流後，您有什麼樣的心得？
我也聽到過這些爭論，但我個人認為這樣的討論是偏離重點的。1.5°C 的目標是基於科學共識訂立的一條關鍵底線，因為一旦突破這個界限，氣候變遷對全球最脆弱群體的影響將是深遠且部分不可逆的。雖然要達成這個目標難度不小，但跨越這條界限後所面臨的後果可能更加難以承受。
當我們的行動不足以實現 1.5°C 的目標時，應該把精力放在排除阻力並加快進展，而非放棄這個經過深思熟慮且至關重要的目標。
Tracy，您的看法如何？
我完全認同我們絕不能放棄 1.5°C 的目標。調整標準並不能解決問題，氣候變遷的後果也不會因此消失。
在 COP29 的會議中，我發現當討論聚焦於為實現共同目標所需的具體行動時，對話變得更加實際且富有成效，而不是在 1.5°C 的可行性這類抽象議題上糾纏。因此，我認為現在正是時候將這些行動具體化，例如：逐步淘汰化石燃料——這正是我們即將完成的「金融機構淨零標準」（ Financial Institution Net-Zero Standard ）所提倡的——或者停止森林砍伐並積極投入生態系統修復——這些內容已在我們的「森林、土地與農業基於科學目標設定指南」（ Forest, Land and Agriculture Science-Based Target-Setting Guidance ）中明確規範並建議。
明年的 COP30 將緊隨各國更新「國家自主貢獻」（ NDCs ）的腳步展開。Alberto，您認為 NDCs 與私營部門設定的科學基礎目標之間有何關聯？
設定科學基礎目標向外界清楚表明，私營部門不僅有能力，且願意採取符合全球氣候目標的積極行動。
我相信，隨著越來越多企業制定科學基礎目標，各國的更新版 NDCs 也會更加依循科學的依據。這與我們的「變革理論」（ theory of change ）一脈相承：私營部門的雄心壯志能促進更具前瞻性的政策出現，而政策反過來又能進一步激勵私營部門的行動，形成一個相輔相成的進步循環。對於企業而言，這種模式不僅能讓它們成為領先典範，還能幫助它們應對快速變化的法規環境，同時提升自身的市場競爭力。
Tracy，在您回顧參加 COP29 的經驗後，對於那些致力於氣候行動的企業，您有什麼最核心的建議？
除了設定科學基礎目標，我的建議是：攜手合作。不僅與同行，更要與競爭者聯合起來。一起識別在實現高度雄心的氣候行動過程中的共通障礙，並探索如何通過集體力量來克服這些挑戰。而當行業層級的努力不足以推動變革時，企業應共同發聲，呼籲制定更積極的氣候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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