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Midjourney
著名的行銷學家和未來學家馬克·舍費爾（Mark Schaefer）去年11月18日發表了一篇關於未來大學的文章，題為《如何重新構思人工智慧時代的大學？》（How to Reimagine Universities for the AI Era?）。舍費爾還有另一個身份，他曾在牛津和普林斯頓等多所頂尖學府擔任客座教授，也是一位全球知名的演講者和暢銷書作者。他對於傳統教育體系，特別是大學在AI時代的未來發展，提出了深刻而富有挑戰性的見解。
這篇文章我取出幾個重要關鍵。首先，舍費爾指出，當今世界正在快速變化，而大學卻無法跟上這種節奏，尤其在面對人工智能帶來的顛覆性變革時表現遲緩。他認為，傳統大學在幾個關鍵方面正處於困境，像是以職業為導向的教育模式已經過時。大學通常以特定職業為基礎設置專業，如工程、教育、新聞等。然而，AI的快速發展使得許多現有職業正在被重新定義，甚至消失。未來的職場需要的是能夠適應多變環境的能力，而非為某一特定職位而設的學科知識。
其次，舍費爾認為，變革速度過於緩慢。大學的課程審批流程冗長而低效。例如，新課程的審批可能需要兩年，而這在快速變化的AI時代是難以接受的。大學的官僚體系與緩慢的運作方式正成為其自我革新的最大障礙。第三，是昂貴且僵化的學費結構。在美國，四年制大學的平均學費高達16萬美元，而這一模式並未考慮到不同專業的差異化需求。舍費爾質疑，為何所有專業都必須耗時四年完成，而不是根據學生的實際需求和技術發展進度靈活調整？
這樣的狀況不僅出現於美國，而出現於全球各種拷貝第一次工業革命所形塑的教育體制與官僚體制。我認為，教育應該成為社會思想的前沿，卻在一次次的中心化、結構化、主體化下，變得迂腐、守舊。教授控制著知識、理論與權威，但神話近期被能閱讀更大量資料與書籍的人工智能所擊破。當教育成為社會最保守的一環時，就無怪乎連制度都已鏽跡斑斑。
言歸正傳，傳統大學面臨的第四困境，則是教職員的教學模式與角色已不適應時代。傳統上，教授的主要職責是傳授知識。然而，在資訊免費且充裕的今天，大學已不再是知識的唯一來源。舍費爾認為，教師應該重新定位，從「信息的守門人」轉變為「終身學習的引導者」。
基於以上的問題，舍費爾提出了一套革命性的教育模式設想，其核心在於「大學應徹底重構，而非修修補補」。
首先是訂閱式教育取代傳統學位制。他認為，未來的學生將不再進入大學完成學位，而是訂閱一所大學的終身學習服務。靈活的學習模式：訂閱服務將根據市場需求和技術發展，不斷更新學習模組，幫助學生保持在職場中的競爭力。同一時間，利用認證代替學位，也就是學生將獲得針對特定技能或知識領域的認證（類似於「徽章」），而非傳統的學位。這種認證更能體現學生的實際能力，特別是在市場競爭中顯得更具價值。這也是為什麼現在美國的許多大學已經在線上平台開設單門課程，並課程修習完後，給予該課程的學習證書。這樣的平台包括像是 Coursera ，或像史丹佛大學已經開設自己的網課平台 Stanford Online，都是在新時代變化與促使下，成為新的教育方式。 其次，舍費爾認為應該進行更快速的課程迭代。與其僵化地設計幾年一更新的標準課程，舍費爾建議大學應每幾個月甚至更頻繁地推出新學習模組，以適應職場的變化。
第三是引入AI教育工具與人類導師的協作。舍費爾表示，在短期內，AI教育代理可以與人類教師共同完成教學工作。AI代理可以提供個性化的學習方案，針對學生的需求進行定制化教學，而人類教師則更專注於指導和提供情感支持。
最後，舍費爾提出，未來的大學應該像一個多學科的學習社群，學生以學習「同伴群體」（cohort）的形式進行終身互動。他強調，「真正的學習發生在對話中，而不是教室裡。」
舍費爾的說法其來有自。美國俄亥俄大學經濟學榮譽退休教授理查德·維達（Richard Vedder）2020年8月在《富比世》雜誌撰文，抨擊了大學的管理者們正在摧毀我們的大學。文中除了指出大多數人看到的現象，例如招生人數持續下降、高昂的學費、民調顯示公眾對高等教育的支持與尊重程度也在下降、投入了大量資源下的學生學習成果卻尷尬地低......等，維達教授特別提及了目前的大學正在拋棄傳統教育原則。大學逐漸遠離啟蒙時代的核心理念，例如限制政治不正確的言論，強調意識形態和群體身份，而非發現真理、個人能力和努力。
除了聯邦政府的學生資助計劃，對大學行為的過度干預之外，維達認為最主要的根源來自於大學內部。從1960年代，教職員數量通常是非教學支援人員的兩倍；如今，大部分學校的行政人員數量超過了教職員。其次，教授的地位不如從前，更多決策由非學術背景的官僚掌控，而這些官僚未必重視知識探索、真理發現等學術核心價值。最後是行政開支逐漸壓縮了教學與研究的經費比重。例如，加州大學部分校區要求教職員簽署多元與包容承諾書，並設立不具專業背景的人員審查聘任與晉升，干預學術運作。
過度的行政官僚化和管理層的問題正侵蝕大學的核心職能——知識的傳播與創新。這不僅損害了教授與學生的利益，也削弱了大學本身的價值與社會影響力。
在我看來，大學與職業學校在這幾年似乎變得愈來愈像。這也是為什麼我對於舍費爾在第二點提出的，即為了適應職場的變化而進行更快速的課程迭代不能苟同。在文章尾端，舍費爾還強調，與其建象牙塔，大學不如搭建能真正連接學生與未來職場需求的「橋樑」。然而，舍費爾似乎沒有將大學與職業學校進行區分，而這也是為什麼在中學時就需要開始將學生逐步分流的原因。
《紐約時報》去年9月24日刊登了賓夕法尼亞大學畢業生伊莎貝拉·格拉斯曼（Isabella Glassman）撰寫題為《職業主義正在毀掉美國大學》（Careerism Is Ruining College）的評論。文章批評，美國的大學生普遍面臨著職業前的壓力（pre-professional pressure）。而近期盛行的文化讓許多人相信，只有在電腦程式設計、金融和諮詢等領域的職業，且最好是在高盛、麥肯錫或大型科技公司等藍籌公司，才能確保我們擁有所謂「有價值」的未來。
這樣的現象不只發生在美國，也發生在我生長的台灣。由於沒有在中學有好的學術與職業分流，導致許多人一股腦兒都擠進學術的大學就讀，但其實他們本身對於學術研究並沒有興趣，一出社會，也無法與企業能力接軌，導致企業認為大學教的應該要「實用化」，這就導致大學變得更像是職業學校或專科學校。
許多人本末倒置了。若孩子對於技術有興趣，有能立刻學習一項技能並直接投入職場的戰鬥中，技職學校或許才是你的歸屬，而不是追求博雅教育以及學術領域的大學。
比起美國，日本似乎更早面臨這樣的狀況。日本從一次大戰後，面臨增強軍事力量的需要，開始發展對於理科的研究所，包括理化學研究所、海軍飛機試驗所、大阪工業試驗所以及陸軍科學研究所等等，由海陸軍各類研究所相繼設立。國家產業政策與科技政策奪下大學主導權，1933年，日本政府甚至設置了專門用於振興科技的補助金，龐大的資金規模，大部分都撥給了工科項目。
二戰結束後，為了經濟復甦，日本產業界振臂疾呼要振興科技，文部科學省甚至在1957年制定了《科學技術者培養擴充計劃》，擴大理工科學生名額。更別提在2004年日本政府推行國立大學法人化，將民營思維引入國立大學後，仰賴資金的大學在弱肉強食之下，繼續犧牲掉文科的資源。
現任東京大學副校長、社會學家吉見俊哉2016年出版的《「廢除文科學部」的衝擊》一書中，特別提到中世紀的大學將學問分為「有用之學」和「自由之學」。所謂「有用之學」包括對神「有用」的神學、對國家「有用」的法學，以及對人「有用」的醫學。而「自由之學」即我們今日所稱的博雅教育（liberal arts），其中涵蓋文科，如文法學、修辭學、邏輯學；也包含理科，如數學、幾何學和天文學。在這種博雅教育體系下培養的學者，多數兼具文理素養。而人文社會科學的存在，正是讓社會不會緊存在單一、絕對、永恆不變的價值觀念，且能對各種思維進行品評。很可惜地，現在大多數的大學經營者，似乎沒有理解與意識到這樣的含義。
人文社會科學的存在，更是讓社會不會緊存在單一、絕對、永恆不變的價值觀念，且能對各種思維進行品評。
如果沒有社會科學對於王權制度的批判，共和整體與民主體制會因此而誕生嗎？，若沒有科幻文學，你認為無人駕駛的汽車還會開始製造嗎？馬斯克的Neuralink還能開始將晶片植入人腦中嗎？大學的樣子，似乎正在被人工智慧給重塑，隨之而來的是全面性地省思在功利主義下的教育，是否還應該被稱為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