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此厭棄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常態

我們這代人，像是一群被困在玻璃魚缸裡的洄游魚，徒勞地繞著圈，彼此凝視，眼神裡交織著困惑、麻木，以及揮之不去的厭煩。這厭煩，如同缸底的淤泥，日漸堆積，渾濁了原本清澈的水，也遮蔽了我們望向遠方的視線。

這一切，或許可以從「人是什麼」說起。

人們常說人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動物，然而，在無數個輾轉反側的深夜裡，我越來越懷疑這句話的真實性。比起利益，人更像是一種追求痛苦最小化的動物。我們汲汲營營，究竟是為了追逐那虛無縹緲的「最大利益」，還是僅僅為了逃避那如影隨形的痛苦？

想想你人生中那些閃光的時刻，那些讓你廢寢忘食、全情投入的事情，它們是否都具備一個共同的特質：你能夠忍受它們帶給你的痛苦，甚至，你享受著這種痛苦所伴生的某種精神愉悅？這或許就是你的天賦所在。因為只有真正的熱愛，才能讓你心甘情願地承受痛苦，並在痛苦的磨礪中，感受到存在的真諦。

然而，進化的終點是「活下去」，對個體而言，即生存與繁衍。當人類跨越了這個原始的門檻，卻又遠遠未抵達永生的彼岸，一種尷尬的「繞圈」狀態便出現了。

我們不再需要為了生存而掙扎，卻又無法擺脫死亡的陰影，於是，我們開始了無休止的自我消耗，在無意義中尋找意義，在迷茫中假裝努力。這份努力，更多時候，只是一種自我欺騙的表演，一種對空虛的掩飾。

精神分析學家比昂認為，個體的心理發展，依賴於與重要他人的互動。我們透過他人的眼光來認識自己，也透過他人的反應來調整自己的行為。這原本是一種健康的互動模式，但在這個時代，卻異化成了一種彼此映射的困局。

我們在他人身上看到的，不再是鮮活的個體，而是我們自身「繞圈」狀態的投射。我們在彼此的徒勞中，照見了自己的無奈和麻木。於是，厭煩，像一種慢性毒藥，開始侵蝕我們的關係，毒化我們的心靈。

更深入看去，我們不只是在心理層面互相折磨；當我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把「異常」歸於他人、將某些不合群的行為貼上「瘋狂」的標籤時，潛藏著更深的文化與權力運作。正如傅柯在《瘋狂與文明》（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一書開篇所言：

            La folie n’est pas une essence éternelle ; elle a une histoire. Elle a été une invention par la société, qui délimite ce qui est fou et ce qui ne l’est pas.

翻譯成中文便是：「瘋狂並非永恆不變的本質；它有其歷史。它是一種社會的發明，用來界定什麼是瘋狂，什麼不是。」

傅柯在此強調，瘋狂並非單純的自然現象，而是在不斷演化的歷史脈絡裡，由權力話語以及社會規範所塑造而成。我們以為「精神病院」收留的，是一群客觀上「不正常」的人，卻忽略了「正常／瘋狂」本身就出於某種權力劃界與文化建構。

這樣的建構過程，也滲透進我們彼此的相處裡，使得「厭煩」常常夾雜著一種自我與他者之間、正常與異常之間的對峙感。

於是，這份深刻的體悟，往往被我們壓抑在無意識的深海之中，因為我們的精神還需如履薄冰般地，保護自己不被這份痛苦所吞噬，好繼續在這荒謬的世界裡，假裝一切正常地「努力」活著。

真正的開悟者，那些敢於直面荒謬、敢於凝視深淵的人，卻不可避免地要與這份痛苦正面交鋒。那一瞬間，如同醍醐灌頂，也如同五雷轟頂。因為他們意識到，這「繞圈」的徒勞，這無處不在的厭煩，並非個體的困境，而是人類的集體困境。

可惜這個世界並不需要開悟者，因為開悟者只會提醒人們痛苦是什麼；這個世界需要的是娛樂，是麻醉，是逃避。

近年來，「腦霧」一詞頻繁出現，彷彿成了這個時代的流行病。

在「腦霧」之前呢？難道是人人皆處於一種虛假的快樂之中？看看東亞社會裡那無處不在的「內卷」現象吧，那種激烈的競爭，那種對成功的狂熱追求，難道不正是對人的一種極致壓榨嗎？

「腦霧」，或許正是這種壓榨之後的必然結果，是某些人在不堪重負之下，尋求自我救贖的一種方式，一種無聲的反抗。如同人們說起：「躺平」。躺平後，才會有「腦霧」的感受。

某個角度來說，我們所有人都住在一個精神病院，每天都被規定要服用治療瘋病的藥物。醫生告訴我們吃了就會「好」，但有些人偷偷不吃。但為了不要被發現，他們得假裝吃了，假裝跟那些吃了的人一樣，他們到底是在假裝正常，還是在裝瘋？不吃藥的人，看別人發瘋，但他又不能不跟他們有著類似的樣子，這是否比瘋了，或者乖乖吃藥更讓人難受呢？

當「自我」被無限放大，成為一種政治正確的口號，被推上神壇，我們卻發現，那些真正能夠幫助一個人自我覺察、活出完整自我的方法，卻遠遠沒有跟上。

無數年輕人，懷揣著對「自我」的憧憬，赤手空拳地闖入了一片幽暗的森林。他們渴望在那裡找到屬於自己的寶藏，卻往往迷失方向，遍體鱗傷。這條自我追尋之路，荊棘叢生，陷阱密佈，受傷的機率遠遠大於自我昇華的機率。

阻止他人去追尋自我，卻又是一種政治不正確。越來越少的人敢於站出來，去質問那些年輕人：你們真的準備好了嗎？你們真的知道自己在尋找什麼嗎？你們真的明白這條路的凶險嗎？而那些在追尋之路上受傷的年輕人，又有誰去真正地關心他們、療癒他們呢？

這個時代，似乎變成了一個「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時代。

與此同時， AI開始思考起人類思考的問題。它們以一種超越人類的速度和廣度，探索著知識的邊界。或許有一天，它們會跳脫出人類的思維框架，去思考那些人類永遠無法理解的問題。

畢竟，AI 可以思考一個問題五千年，而人類，卻被短短數十載的壽命所限，更何況其中還有那麼多時間，被疾病、被衰老、被痛苦所佔據。人類有太多時間沒有辦法思考，因為受到肉身的限制。這，難道不是一種更大的荒謬嗎？

太宰治在《人間失格》中，借葉藏之口，道出了人性的虛偽和疏離，那種深入骨髓的厭煩，那種對人世的絕望。

而海明威，那個塑造了無數硬漢形象的作家，最終也選擇了以一種決絕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這兩位文學巨匠，一個以文字解剖人性，一個以行動反抗荒謬，他們的人生軌跡，與當今時代，竟有了一層隔空的互文關係。他們對人性的洞察，對虛無的體認，不正是當代人精神困境的寫照？這份跨越時代的共振，讓人不寒而慄。

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人選擇逃避，逃避現實，逃避關係，甚至逃避生育。少子化，與其說是女權的勝利，不如說是人類集體厭煩的表徵。我們甚至已經厭煩到懶得去做愛，懶得去孕育新的生命。

政治正確的威力，如同高懸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放大了人們內心的恐懼和膽怯，讓越來越多的議題變得不可觸碰，不可言說。在這樣的環境下，我們只能用無數空泛的政治正確口號，填補日益增加的內心空虛。

回望那些充滿生命力的文學作品，福樓拜筆下的《包法利夫人》，那個渴望愛情、追求浪漫的女性形象，雖然飽受爭議，卻也栩栩如生，充滿了人性的溫度。

在文學的輝光中，我們還能找到人性的光輝。可是，與那奔放、不受拘束的生命力相比，我們這代人，卻像是被閹割了一般，失去了愛的能力，失去了恨的能力，甚至失去了感受痛苦的能力。

這一切，究竟是如何發生的？

我們像是洄游的魚群，被困在一個巨大的、透明的魚缸裡，看似擁有廣闊的空間，卻始終無法突破那無形的界限。我們彼此凝視，眼神中充滿了疲憊和厭倦，卻又無可奈何。

我們看見彼此眼中的自己，也看見了自己的無力和掙扎。於是，我們在無盡的凝視中，越來越厭煩，越來越麻木。這種厭煩，不僅僅是對他人的厭煩，更是對自身的厭煩，對這無休止的、徒勞的洄游的厭煩。

這種心理狀態，在網路世界中體現得尤為明顯。各種社群裡充斥著戾氣，人們肆意地攻擊、謾罵那些與自己觀點不同的人，卻又往往隱藏在虛擬的 ID 背後，不敢以真面目示人。

這難道不正是缺乏勇氣、無法實現自我價值的一種投射嗎？當一個人無法在現實生活中獲得滿足，便只能在虛擬世界中尋找廉價的優越感和存在感。越是叫囂，越是謾罵，越顯得心虛；越是逃避，越是隱藏，越顯得無力。終究，我們活成了自己最討厭的樣子。

彼此厭憎，或許就是我們這代人難以逃脫的宿命。我們被困在一個巨大的牢籠裡，彼此對視，卻無法真正地理解和溝通。我們渴望愛，卻又害怕愛；我們渴望自由，卻又害怕失去安全感；我們渴望意義，卻又找不到意義的所在。

這就是我們這代人的困境，也是我們這代人的悲哀。我們該如何自救？又該如何拯救我們的下一代？

這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也是一個我們每個人都必須思考的問題。或許，答案就藏在我們彼此厭煩的眼神裡，等待著我們去發現，去解讀，去超越。但願，我們還保有去尋找答案的勇氣。

只是我們都不知道，我們只能繼續在這彼此厭煩的凝視中，等待著，期盼著，那一絲微弱的，卻始終不曾熄滅的，到底是希望，還是刻在基因裡的習慣。

作者：高浩容。哲學博士，道禾實驗教育基金會兒童青少年哲學發展中心主任研究員、台灣哲學諮商學會（TPCA）監事。著有《小腦袋裝的大哲學》、《心靈馴獸師》等書。課程、講座或其他合作邀約，請來信studiomowen@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