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了過年,家人或親戚經常會「善意地」詢問
「念傳播以後可以做什麼?」
即使畢業幾年了,我有時仍會感到有些尷尬或被挑戰。甚至,這些帶有偏見的好奇,有些時候會更不客氣
「蛤!傳播有什麼好念的?」
特別在台灣社會,許多長輩對於「傳播」的印象停留在當名嘴、當記者,或是「油嘴滑舌」。
這種刻板印象,可能也與台灣的傳播教育模式有關:許多大學傾向只注重教實務,雖然開了理論課程(傳播理論、資訊傳播理論、傳播批判理論、媒介理論),但往往沒有機會將理論,轉化成真正能運用在各種媒體形式上的知識。
我的經歷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這樣的教育現象。
我從電機系轉到了傳播,就更常遇到親友把「傳播」直接等同於「當名嘴」或「講話伶牙俐齒」。然而實際上,傳播所涵蓋的範圍與深度遠不止於此。
不過最後我實在懶得解釋,「那你念這個之後打算要做什麼?」我都會不以為然地回「以後我要去搞政治、選立委、救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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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的傳播教育裡,常見到「把理論當作實務教」的現象。
這裡的意思是:學校課程雖然會提到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Neil Postman 這類傳播理論大師,但往往只停留在考試或背誦層面,並沒有與實際操作結合,也沒讓學生真正理解其背後的研究方法與思維方式。
其實在各種人文領域都會看到類似狀況:
理論的研究與實務的操作往往分成兩個極端。
理論研究需要閱讀大量文獻、進行討論與前沿研究,而實務應用則更需要動手操作、設計執行與策略思考。例如社工、餐飲管理、觀光或設計等領域都需要一定的理論基礎,但這些知識又必然要「做得出來」才行。
我粗略地分類成兩種知識體系:
若要將傳播教育做好,這兩種知識體系勢必要互相溝通。理論能夠為實務提供基礎框架,實務也能讓理論受到現實場域的檢驗,甚至激發新的思考或觀點。
可是目前台灣大部分學校的傳播教育,仍較傾向傳授量化的研究方法(如市場民調、消費者數據搜集、廣告投放策略等)。
並沒有花很多力氣去探究麥克魯漢怎麼看文字的力量、政治經濟傳播的經典文獻 Harold A. Innis 的《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或是 Postman 所開創的媒介生態學(Media Ecology)的研究等屬於「質化」分析的經典文本。
如此一來,我們在傳播課程裡學到的內容,常常變成了「如何有效行銷」的知識,反而失去了「深入理解媒體(介)如何形塑人類文化、社會、政治」等更本質的東西。
量化與質化,是傳播研究中常見的兩種取向。
量化研究著眼於數字與統計,能協助分析大範圍受眾的行為趨勢、意見分布;質化研究則著重於「為什麼會這樣」的深度理解,讓我們知道人們在接收或傳遞訊息時,背後有什麼情感、動機與社會脈絡。
常見於市場調查、問卷、民意調查等。
著重數據與統計推論,並且能整理出偏向哪種立場的受眾多、或反對立場的人數量。有助於行銷策略或大規模政策宣傳,但若只依賴量化,容易淪為「行銷手段」,忽略傳播更深層的意義。
需要閱讀理論,理解媒介如何影響人類行為與社會發展。
舉例來說:麥克魯漢提出的「媒介即訊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認識媒體》(Understanding Media);Postman 的《娛樂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科技奴隸》、《童年的消逝》等。
這些理論的文本探討個人心理、社會文化脈絡與人群互動,更注重描述過程、動機與背景脈絡。當然,如果只停留於理論層面,則可能過於抽象,無法告訴我們該如何具體操作。
把兩者結合,才能看到「怎麼做」與「為什麼要這樣做」的全貌。
若傳播系只顧量化,就像商學院裡的行銷科系;若只重質化,又會被認為更接近哲學或社會學。正因如此,傳播本應該成為一門糅合量化方法與質化觀察的綜合學科,並將這些思考真正應用在媒體與社會互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