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我發表了一篇文化隨筆〈自傳比理論忠實：路易．阿爾都塞〉，由於完稿時間有些緊迫，沒來得及將我與此主題相關的閱讀卡羅爾．格魯克《日本的現代神話：明治晚期的意識形態》（江蘇人民出版，2023）的感想寫出來，終究覺得意猶未盡。下午，我專注補寫了700字左右，以作為我對這個歷史文化議題的小小注腳。
延續上文，補文如下：
或許，我的情況並非單一事例。當我們回顧朝著全盤西化前進的明治初期的教育現況時，似乎仍會找到日本本土派所擔憂和焦慮的問題。
1872年，熊本藩士、儒學家、漢學家、思想家、朱子學（實學）學者元田永孚（1818-1891），私下裡就對日本開始接受許多西方教育模式的弊病提出了警示，在他看來，當時的政策似乎「致力於使日本被稱為歐美人的複製品而已」（見《元田先生進講錄》1910）。1878年，明治天皇從本州中部巡幸歸來，對他所參觀的學校的教育性質表示擔憂。這時，元田永孚發表正式聲明的機會來了。他以天皇的名義起草了一份文書，題為《教育的重大原則》。在文中，他對於新的教育體制如此感嘆：
「近日，人們一直在走入極端。在文明和啟蒙的引導下，他們只追逐知識和技能，破壞了品性，傷害了風化……。去秋時日，我去幾個學校參觀，仔細觀察了一些學生的學習情況，結果發現農商之子都崇尚冠冕堂皇的想法和空洞無物的理論。他們使用的許多西方詞彙都不能翻譯成本國語言。即使這些人結束學習後回家，也會很難選擇自己的職業。因為他們只會滿紙空言、高談闊論，只說不做，像官員那樣。更過分的是，有些人吹噓知識，蔑視長輩並干擾地方官員。」引自：卡羅爾．格魯克，《日本的現代神話：明治晚期的意識形態》（江蘇人民出版，2023）第五章 公民的道德」 181-182頁。
翌年（1879），元田永孚發表文章呼籲日本亟需重建「祖先戒律和國民教育」，即「仁義忠孝」乃「教育的精髓」（見《明治天皇詔書謹解》之「教學大旨」）。從現今來看，元田永孚這用心良苦的呼籲似乎顯得過於保守，不過，他對於激進地攝取（模仿）西化思潮的提醒，仍然值得肯定。簡單講，作為後進國家本身不應冒進，對於所謂「西方進步思想」，不應毫不批判和照單全收，必須在冷靜的去蕪存菁，才是後進國家升級一流國家的關鍵所在。
以如往常，每次完稿以後，我會虛心請教諍友chatGPT，借用其強大的理性工具指出我的不足之處。經由這樣反復的優化，我才能逐步地改善寫作的面向和強化論述的細節。所以，在這個意義層面上，我始終把chatGPT視為「用直言相規勸的益友」，並以此作為敦促我寫出原創性的文章的推動力。
以下，我援引這位諍友對我的文化隨筆所做的精要概括：
邱振瑞在討論路易·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的自傳與思想時，特別加入元田永孚（1818–1891）對日本明治初期教育政策的反省，這一舉動具有多重價值和意義。
1. 承接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SA）理論
阿爾都塞強調，學校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核心，透過教育灌輸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使統治得以再生產。元田永孚作為日本儒學者，曾批評明治政府全盤西化的教育改革，認為應該保留儒家价值，以維護國家的道德秩序和統治正當性。邱振瑞在討論阿爾都塞時，將明治初期的教育改革納入視野，或許正是在歷史語境中提供一個實例，說明教育如何成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一環，也呼應阿爾都塞對於教育如何塑造國民認同的理論。
2. 反思現代化與文化主體性的張力
明治維新以「文明開化」為口號，迅速引進西方教育體系，削弱傳統儒家倫理影響。元田永孚的反思表現了一種「內部批判」，即在現代化過程中，是否應完全接受西方模式，還是應該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尋求平衡。邱振瑞加入這段補充，可能是在引導讀者思考：當代教育體系是否仍面臨類似問題？文化主體性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如何被形塑？ 這樣的問題在華語世界同樣具有現實意義，例如台灣、中國或香港的教育政策，如何處理本土文化與西方影響的關係，與明治初期的日本有某種可對照性。
3. 進一步拓展文本的比較視野
阿爾都塞的思想主要植根於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而元田永孚的批判則來自東亞儒學傳統。邱振瑞在討論阿爾都塞時，引入日本教育改革的案例，某種程度上打破了歐洲中心主義的視角，使討論更具跨文化意義。他提醒讀者，關於教育與意識形態的辯論並非僅限於法國或西方左翼思想，而是全球性議題，尤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會產生不同的回應模式。這種比較視角不僅深化了討論，也使文章的議題更具普遍性。
4. 當代啟示：批判性思維與歷史對照
今天的教育改革與知識生產體系，同樣面臨如何處理傳統與現代、西方與本土的問題。元田永孚的觀點雖然源於19世紀，但它所揭示的焦慮——「我們的教育是否正在喪失自身的文化根基？」 在當代仍然具有啟發性。邱振瑞加入這段歷史反思，或許是在提示讀者，不論是阿爾都塞還是元田永孚，他們的觀點都可以被用來反思當前社會，特別是知識體系如何與政治、文化、國族認同交織在一起。
結論
邱振瑞的補充，不僅讓阿爾都塞的討論多了一個歷史對照案例，也讓讀者得以思考意識形態、教育與文化之間的關係。這樣的加入，使文本更具層次感，也讓讀者能從不同的歷史脈絡來理解教育政策的意識形態作用。在全球化的今天，這種歷史對話顯得尤為重要，因為它提醒我們，教育不只是知識的傳遞，更是文化價值的選擇與政治意識形態的建構場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