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土地面積比台灣更小、人口只有台灣三分之一、資源匱乏,卻透過科技創新與全球戰略布局,創造了全球 100 家獨角獸企業,幾乎等於整個歐洲的 80%,成為世界科技產業的重要樞紐。
影響宗教界最大的人物耶穌基督是猶太人,影響科學界最大的人物愛因斯坦是猶太人,影響心理學界最大的人物佛洛伊德是猶太人,影響社會學界最大的人物馬克思也是猶太人。本文將透過《世局》拆解:以色列如何憑藉猶太人的戰略智慧,讓全球無法忽視?台灣又能從中學到哪些關鍵策略?以色列 intel
之後 Intel 又在平板電腦市場上吃癟,不敵安謀(ARM)架構,面臨在平板電腦市場全面缺席的危機。這時,又是以色列團隊救援,打造結合通訊晶片的系統單晶片處理器,獲三星採用,當時產業界挪揄 Intel 美國本部只能靠以色列,還把 Intel 的著名行銷宣傳口號「內建英特爾」改為「內建以色列」。
美國科技業不只 Intel 依賴以色列,蘋果第二大研發中心就位於以色列,負責打造處理器、晶片與感應器。Google、Facebook、Amazon,也早已把以色列當成了科技研發的關鍵基地。
蘋果的 Face ID 技術,來自以色列的 3D 掃描技術公司。Google 的導航技術,來自以色列的 Waze。Facebook 的臉部辨識與廣告技術,來自以色列的 AI 團隊。Amazon 的 Alexa 語音助理,還是以色列工程師負責的 NLP(自然語言處理)核心技術。
你可能會問,為什麼以色列有辦法做到這種事?
台灣人想像的以色列教育一定非常優秀,但很反直覺的是:從教育來看,以色列學生的數學、科學成績,其實低於 OECD 平均水準,甚至希伯來文的文法能力也普遍不佳。
更有趣的是,以色列的教育文化,跟台灣其實非常像。台灣人習慣把升學和學歷當作成功的唯一標準,以色列也一樣。很多以色列家長對於孩子不想念大學感到難以接受,甚至會引發家庭革命。
如果這些聽起來讓你感到熟悉,還有更像的地方——在台灣,成績不好的學生常被學校老師貶低,甚至有人會說「讀不好就去當水電工」。在以色列,這種情況也發生過。例如有學生想研究鳥類,卻被家長質疑:「研究鳥兒怎麼賺錢?還不如去當醫生或律師!」
以色列和台灣的社會價值觀,其實有很多相似之處。但最大的不同是 3 個關鍵機制和改革,打破了傳統思維的束縛,創造出全球最強的科技創新生態。
在以色列,最頂尖的科技人才,不是來自大學,而是來自軍隊。
以色列 8200 部隊,表面上是情報與網路安全部門,但實際上,它是一個全球最強的技術創業孵化器。這些軍人不是普通士兵,而是駭客、數據科學家、AI 工程師、資安專家。每天要處理來自伊朗、敘利亞、黎巴嫩的駭客攻擊,甚至開發人工智慧來預測恐怖攻擊。
如果你進了 8200 部隊,退伍後,你不只是個軍人,而是一個擁有實戰經驗的 AI 工程師、數據科學家,甚至可能已經有自己的創業資金——因為創投公司特別喜歡投資這些「帶著軍事技術的年輕人」。
以色列 8200 菁英部隊
從資安、AI 到雲端運算,以色列的科技巨頭,很多都來自 8200 部隊。微軟收購的以色列雲端資安公司 Adallom,創辦人阿薩夫·拉帕波特(Assaf Rappaport)就是 8200 部隊出身。後來,他不僅成為微軟以色列雲端安全部門主管,還幫微軟擴大以色列研發中心五成,創造 10 億美元營運規模。
他離開微軟後,創辦了 Wiz,短短幾年內成為估值超過 10 億美元的獨角獸公司,2025 年更被 Google 收購,也是該公司史上最大收購案。
這裡要談一個不太為人知的歷史——以色列曾經是一個經濟停滯的社會主義國家。
我們今天看到的以色列,是一個科技創業的天堂,但在 1980 年代前,以色列的經濟政策其實跟蘇聯很像,是大政府、大補貼、大型國營企業。1983 年,以色列的銀行體系崩潰,通貨膨脹達到 400%,國家幾乎要破產。這時,政府開始痛下決心:市場自由化。
國難當前下,即使社會主義的工黨也同心協力,願意允許資本主義市場化改革的夏隆政府大舉廢除過去種種大政府與社會福利政策,全面導向自由市場,大規模縮減政府補貼,讓企業真正進入市場競爭、也讓央行獨立運作,政府不再操控貨幣政策,穩定經濟。
最後是開放國際資本進入,以色列科技企業直接對接美國市場。簡單來說,以色列政府決定不自己養大企業,我們讓企業自由競爭,然後讓美國來買單。讓以色列企業直接對接全球市場。
到了 2021 年,以色列的科技公司數量超過 6500 家,平均每 1400 人就有一家科技公司。這個密度比矽谷還要驚人,而且以色列新創公司往往能長成大企業,或出售而成為全球大企業的一部分。
《以色列時報》因而自豪的表示,以色列如今已經從新創之國發展為「規模放大之國」,也就是新創企業能長大成為巨獸,以色列人才因此留在國內,成功後成為新一批的創業家,又創造下一代的新創事業。
猶太人在世界歷史上並非一帆風順,猶太人在美國的崛起,並非自帶優勢,而是從被歧視、排擠的社會底層爬上來。
在 1920 年代,哈佛等長春藤學校甚至對猶太學生設下入學比例限制,猶太人被拒絕進入政府部門、高級俱樂部、法院、醫院,甚至被排除在金融業與大型企業之外。這不是從零開始,而是從負數開始。
然而,短短數十年間,猶太人翻轉了自己的處境,從美國社會的邊緣走向核心,成為影響美國政治與經濟的關鍵力量。這種轉變,來自於他們對「影響力」的深刻理解,以及如何透過全球人脈、資本與戰略,使自己變得不可取代。
這些猶太商人掌握了美國的大量資本、創投、媒體影響力。當以色列企業有好點子時,他們能迅速獲得資金,直接進入美國市場。
全球最強的創投公司紅杉資本,在美國之外唯一設立辦公室的地方,就是以色列。這代表什麼?這代表全球的資本市場,已經把以色列視為創業標準國,只要有想法,就會有資金。
因此,以色列之所以能崛起,不是因為猶太人特別聰明,而是因為他們透過軍事科技孵化、全面市場自由化、全球猶太網絡,打造了一個最有利於創新的生態。
台灣人常常有種自卑感,自認為是小國。在大多數台灣人的想像中,以色列已經是無比強大的國家,或許會覺得猶太人是「上帝選民」,以色列必定是集合優越的條件,所以才成為這麼厲害到難以想像的國家。但其實以色列的出發點,與你所想像的,恰恰相反。
台灣與以色列基本條件比較(出處:世局)
1948 年建國時,美國並不支持以色列,甚至對其施加武器禁運,擔心支持以色列會影響美國在阿拉伯世界的利益。當時的以色列,資源匱乏,環境惡劣,甚至被以色列鐵娘子梅爾夫人自嘲為:「摩西帶領以色列人來到這片流著奶與蜜的應許之地,結果卻是一片沙漠。」
以色列不僅缺乏天然資源,甚至是整個中東地區少數沒有石油的國家。土地貧瘠,水資源短缺,面臨極端氣候的挑戰。更糟糕的是,周圍環伺著想要消滅它的敵人,歷次中東戰爭中,阿拉伯聯軍的總人口規模都是以色列的 50 倍以上,甚至在贖罪日戰爭時,敵軍幾天內就殺入以色列核心地帶。
1973 年以色列與台灣形勢對比(出處:世局)
然而,以色列並沒有被這些困境擊垮,而是選擇透過科技與戰略改變自己的命運。在水資源方面,以色列沒有選擇向天抱怨,而是發展出全球最先進的海水淡化技術,不僅解決了國內水資源問題,甚至還能夠將水輸回加利利海,補充水庫,確保未來的水資源穩定供應。
此外,以色列的軍事科技與情報系統,以色列的 8200 部隊,不僅是全球最頂尖的情報與資安單位,更成為創造資安與新創科技企業的搖籃。從這支部隊退役的軍人,後來創辦了世界上許多資安獨角獸公司,使以色列在全球科技領域的影響力進一步擴張。
這種「科技—軍事—經濟」的高度整合,使得以色列不只是靠著高科技出口維生,更透過情報與軍事實力,確保自己在國際間的戰略價值。
與此同時,以色列深知「影響力比經濟更重要」。以色列不只是生產技術,而是確保美國的軍事、科技與安全都無法離開以色列。這就是為什麼美國在 1967 年六日戰爭後,態度發生重大轉變,從原本的武器禁運,到全面支持以色列,讓美以關係緊密結合。猶太人不只是運用商業網絡來壯大自身,而是確保自己成為美國利益的一部分,從「經濟共同體」提升為「戰略生命共同體」。
相比之下,台灣的發展路徑雖然在經濟上成功,但在國際戰略與影響力佈局上,仍有很大的學習空間。台灣擁有護國神山台積電,卻沒有讓世界「離不開台灣」,未來如果中國、美國開始本土化半導體生產,台灣的戰略價值將受到挑戰。以色列的模式告訴我們,科技本身並不足夠,真正關鍵的是,如何讓自己成為全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世局
回顧台灣的發展歷史,台灣三次幸運地搭上世界歷史進程的順風車。荷蘭時期,台灣透過全球貿易進入國際經濟圈;日本殖民時代,帶來了現代化的工業基礎;冷戰時期,美國的支持讓台灣發展成為科技島。然而,這三次機遇的背後,台灣都是「被推動者」,而非「主動塑造者」。相較之下,以色列不是靠運氣,而是透過戰略讓自己變得不可忽視。
以色列透過全球猶太商業網絡影響美國政界,台灣是否能有效整合全球華人資源,形成一股真正能夠影響國際決策的力量?以色列強調全民戰略意識,確保國家生存的共識,台灣社會是否能夠培養類似的國家安全意識?當美國猶太人強調自己對美國的「貢獻」,台灣是否能夠建立與美國更深層的利益連結,而不只是依賴美國的軍售與貿易關係?未來,台灣如果想要真正確保自己的國際地位,不能只關心科技產業發展,而是必須思考如何強化自身的國際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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