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導言：當筆錄不再是事實的載體
在許多訴訟現場中，當事人往往發現，自己明明在庭上清楚陳述了關鍵內容，卻在筆錄中「被消失」或「遭剪輯」。這種筆錄上的「靜音處理」，經常發生在毫無預警、無從抗辯的情況下，不僅削弱了程序正義，更可能對法官的心證與最終判決產生決定性影響。當你親身經歷過，你會理解：「法庭直播」不只是技術選項，而是人民自保的最後防線。不必再求人幫你代言、不必在法院外攔轎陳情——因為在制度以外，人民常被提醒「我們不介入個案」；而在制度之內，你的聲音卻又被關上了麥克風。
你會發現，一旦鏡頭啟動，「法官變溫柔了」；因為當人民都看得見、聽得清，司法才會記得：真正的主人不是身著黑袍者，而是那一位站在被告席上的普通人。令人難過的是，太多律師害怕讓法官「怕法官不開心」，怕當事人權益受損，於是選擇沉默；但這究竟是什麼樣的審判空間？當當事人無法為自己發聲，律師不敢為你據理力爭，這樣的法庭，究竟還剩下多少「公開審判」的意義？
二、法律規範 VS. 實務落差
依據《民事訴訟法》：- 第213條明定：法院應對訴訟程序中之重要事項，包括當事人陳述與證據調查「詳實記載」。
- 第213條之1賦予當事人聲請錄音錄影權利，以作為筆錄外的客觀輔助。
- 第216條提供對筆錄內容提出異議的程序保障。
然而，實務操作上，這些保障經常被法官以「與本案無關」或「不具法律意義」之理由駁回，甚至未允許當事人提出異議。筆錄遂變成由法官一人操刀的敘事文本，遠離原本應中立記實的功能。
三、假象與傷害：筆錄作為敘事控制工具
讓我們從幾個假設場景切入：
- 假設一：當事人提出鑑定聲請與證詞矛盾點，法官不予記錄 → 在判決中法官聲稱「無人聲請鑑定」，形成斷章取義的不實推論。
- 假設二：筆錄中省略當事人拒絕和解的意願 → 導致法院認定其未反對對方條件，變相推動強制和解。
- 假設三：法官掌控當事人發言空間，甚至打斷、篩選語句內容，筆錄成為「程序合法」但「實質失真」的文件。
這些現象實質上將筆錄變成一種「審判過程的演出劇本」，而非真實紀錄。
四、律師角色的模糊與轉向
當你以為能仰賴律師為你發聲時，實務中卻常見以下現象：
- 律師提醒當事人「不要講太多，免得激怒法官」；
- 面對筆錄遺漏，律師未主動提出異議；
- 為追求快速結案，律師反而勸導當事人接受不利條件。
如此一來，律師從應為權利保護者的角色，轉而可能成為制度協調的「中間人」，甚至在無意中加深法庭權力失衡。
五、筆錄不實的徵象與模式辨識
若出現下列現象，應高度懷疑筆錄是否遭選擇性操作：
- 多次陳述被「簡化」、省略或直接未記載；
- 當事人聲請錄音錄影遭駁回且未附具體理由；
- 判決引用筆錄中「不存在」的發言段落；
- 書記官記錄過程中，法官多次干預記錄內容；
- 當事人提出筆錄異議，法官未處理或以敷衍語句否決。
六、可能的改革方向與制衡機制
要回復筆錄的中立性與可信度，需從制度與實務雙管齊下：
- 強制開放錄音錄影與筆錄對照機制；
- 錄音駁回須書面理由，並納入審查監督程序；
- 筆錄內容應供當事人即時確認與留存副本；
- 律師需履行協助當事人監督筆錄之職責；
- 引入筆錄真實性審核制度與懲戒措施。
七、結語與叩問：當發聲成為「特權」而非「權利」
筆錄本應是司法現場最直接的證據與記錄，但當它被操控、被選擇性記載，公正審判的根基也隨之動搖。
如果你無法選擇自己要說什麼、也無法確認自己說過的話是否被忠實記錄——那麼，這樣的法院，還能稱之為「尋求正義的場所」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