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們幾乎可以舉出一個普遍的共識：任何時代和社會裡都有絕望的人。他們每日與絕望相互凝視相互憎恨，卻無意和決心找出解決之策，任憑這種負面情緒在心底生根發芽。就這樣，隨著時間的流逝，進而把絕望的情緒推到最高點。更糟糕的情況是，有些心理灰暗的絕望者採取了更激烈的手段，以自殺結束生命來延續自己的遺志。以四方田犬彥、福間健二編《1968（2）文学》（筑摩書房，2018-3）一書為例，可以看見至少三起因自身壯志未酬的不幸案例。
日本文藝評論家、小說家村上一郎（1920-1975）就是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出生於東京一個基督教家庭，在栃木県宇都宮市成長和接受教育，自舊制宇都宮中学校（現栃木県立宇都宮高等学校）畢業後，進入東京商科大学（現・一橋大学）予科就讀，在研究馬克思主義和亞當．斯密著稱的高島善哉研究室指導下學習，可以說，這個學習背景對於他日後的思想帶來很大的影響，甚至其思想論述和批判意識都源於這個基盤的啟蒙與培育。1943年，他大學畢業後，曾當過海軍短期現役軍官，擔任主計大尉直到二戰結束。二戰後，他進入三菱化成上班，但不久就辭去了工作。後來，他拜小說家久保榮（1900-1958）為師，在其門下精進小說和評論技藝。然而，久保榮於1958年因憂鬱症加劇，住進了順天堂醫院治療，卻於住院期間自縊身亡。
就此心理衝擊來說，老師久保榮的自殺陰影，似乎成了一種強大的暗示，悄然覆蓋住村上一郎對於死亡的潛意識裡。在那以後，他暫時回到了思想論述的領域裡工作。經由大學老師高島善哉的介紹，他加入日本評論社編輯部，但因為《日本評論》上的一系列文章違反了聯合國最高總司令部的新聞法規（出版審查制度），他便離開了日本評論社。此後，他專注於寫作。或許所謂的同道中人自有共鳴之處。他讀到具有強烈共產主義思想色彩的普羅小說家中野重治（1902-1979）一篇文章，大受感動激情四射，因而加入了日本共產黨，不過，隨著後來對日共的政治意識型態日漸加深而幻滅又退黨了。必須說，在那個年代裡因激情和為弱勢發聲入黨的，其後因了解而憣然退黨的作家，並不只村上一郎一人，三崎豐子、安部公房、大江健三郎等作家，都經歷過這樣激蕩的政治思想歷程，後世的評論家對此不應苛責。
研究資料指出，1956村上一郎加入年同為一橋大學（商學部）出身的文藝評論家桶谷秀昭（1932-2025）主編的同仁雜誌《典型》，參與編輯事務和撰寫評論。1961年起，他與吉本隆明和谷川雁等人一同編輯《試行》雜誌。到了1964年，他出版了個人雜誌《無名鬼》。在往後的期間，他的政治思想論述逐漸深入，自然要做出階段性的總結。1970年，他的《論北一輝》問世，三島由紀夫給予高度的評價。說得具體些，村上一郎和三島由紀夫看待「二二六事件」的態度大致相同。然而，三島偏重於「二二六事件」中叛變軍官所表現的忠誠赤膽之心與至高精神而感動，村上則更加肯定二二六事件中的軍官們（愛國）理想。換句話說，三島是假設二二六事件會以失敗而滅亡的，而他則認為，如果二二六事件成功，歷史將會就此改變。
基於這樣的文學友誼 ，三島死前（1970年）最後發出的兩封信，其中一封就是寫給村上一郎的。從常理來看，收到三島信件的村上一郎，其心理想必是蒙上厚重不安的烏雲。翌年，村上一郎寫了33首俳句：〈悼歌のための草稿----三島由紀夫氏の霊に告ぐるとて〉（刊於《現代詩手帖》1971年1月號），以哀悼三島由紀夫。四年後的1975年，慘烈的事件發生了。村上一郎在武藏野市的家中用日本刀割開頸動脈自殺身亡，終年54歲。這個消息傳出之後，日本思想界大為震動，與村上一郎的思想立場截然不同的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1914-1996）就寫信吊唁村上，這封信後來發表在《磁場》上（臨時増刊村上一郎追悼特集号）。讀到這裡，或許讀者要發出疑問，置身在絕望圍合夾擊的時代裡，才氣煥發的村上一郎竟是用這激進的手段來拯救自己的絕望嗎？（2025年8月6日）
延伸閱讀：
村上一郎《浪曼者の魂魄 村上一郎評論集》（冬樹社，1969）
村上一郎《北一輝論》（三一書房，1970；其後由角川文庫）
村上一郎《岩波茂雄と出版文化：近代日本の教養主義（講談社学術文庫，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