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不少個案問道：「我是遇上中年危機了嗎？」我一般先推薦他們唸一下 愛智者書窩 翻譯的《中年之路》，但他們大多反映榮格心理學有點難懂。直到最近我才首次看《紅豬》，相逢恨晚，以後我知道要推薦個案看什麼了！
繼《魔女宅急便》以後，宮﨑駿在1992年創作的《紅豬》，除了戰爭和政治的向度，許多影評也已談到這是一部攸關中年滄桑男子 (尤其是宮﨑駿本人) 的物語，即中年危機這個大主題。
下面我將用臨床角度去深化《紅豬》的劇情分析，你會發現，中年危機跟什麼職涯轉換或情感出軌的關係其實表淺，卻是跟每個人曾經的青少年身份創傷與人格更新有密切相關！(繼續吉卜力長文系列)
(一) 談創傷──為什麼波魯可會變成一頭豬？
主角波魯可‧羅素 (Porco Rosso) 之所以變成一頭豬，是源於他年青時作為義大利空軍參戰，親歷幾位同袍的戰亡所致。哀痛從未被哀悼，他帶著強烈的「倖存者罪惡感」(Survivor's Guilt) 活了下來。
倖存者罪惡感首要反映於「自我攻擊」層面：我不值得好好活著、更不值得被他人所愛，因為我本身就是個醜陋的存在。
這種潛意識的自我懲罰，使他（決定把自己）變成一頭豬，並始終與人保持距離，長年隱居在一個秘密孤島之上，忽視吉娜十多年來的等候。
波魯可後來當一名打擊空賊的賞金獵人，不願意為任何國家參軍。他說：「我寧可當豬也不願當法西斯！」然而，當一頭會飛的豬，其實說不上是「他的個人選擇」，卻是一種在各種內心衝突拉扯下「無可奈何的妥協」。
「對去世者的認同」是倖存者罪惡感的另一核心，由於同袍是被殺的，因此當豬後的波魯可一改過去當兵的樣子，發展出「不殺人」的原則。
就像一位強迫症患者在摯愛的母親因病去世時，他把母親的病因歸咎於她長年照顧家族大小事的壓力，所以個案在生活中一改態度，變成絕對不給別人壓力、無法表達憤怒的好好先生。他跟波魯可一樣，十分內疚於沒有救活到所愛的人。
「我寧可當豬也不願當法西斯！」這句話裡的「寧可」其實無奈地顯示出「當豬」亦非他想要的，那是在佛洛伊德所說的「超我」下被迫的症狀樣貌──我再不會當軍人，又當不回凡人，我只是一頭不會殺人，也無法去愛與被愛的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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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談認同──青少年的身份混淆危機
你可能會問：「波魯可就算當了豬，也不一定要繼續開飛機，他可以去做別的工作不是嗎？」別忘記，波魯就是一名空軍，開戰機就是當年這位青年的身份構成。
然而，這一項他所信仰的工作任務，卻因為同袍去世而成為最大的自我懷疑：我開戰機是對的嗎？
這時候，他的心理社會發展迎來一次核心的認同危機！
精神分析師 Erikson 認為在每一人生階段，都有其人格發展的最適切任務，每一個發展皆受到前一階段發展的結果影響。當發展不是往健康的方向走，我們更應該視個體遭遇到一個相應的心理社會危機 (psychosocial crises)。
換言之，人們在自我與社會身份的交織點上迷失了！
波魯可當空軍時所處的正是最為重要的青少年階段，這階段的任務是「身份認同 vs. 身份混淆」。
很多人如同波魯可，會在此階段遇上家庭（如情勒）、同儕（如霸凌）、自我（各種成就、愛情的失落）和社會（理想、追求）的身份混淆傷痕……最終人們心底其實在敲問著：「我到底是誰？！」
當我們不知道自己是誰，就只能用過去習得的技能與方式──每個人都有他成長的脈絡，一如開戰機能力之於波魯可的重要性──去獲取自戀的補償。
好比一位女士在青少年期就為了沒有人愛真正的她而受苦。她討愛的方式是去用一點點彆扭的才學及身體去誘惑他人，以換取些許賞識和當別人小三（她自述搶到別人的東西，才顯現自己的價值）。來到中年，她在本質上仍在做這兩件事，在某團體當個紅不起來的小領袖，和繼續當某人的小三，從未感受到真正的快樂。
一位從小只能通過好成績才能得到父母目光的男士，他的身份混淆來自於一旦沒有表現出「完美」，沒有「第一」，便會自信崩潰，感到一無是處。顯然，他需要改變他對於「成功」的定義，和對「目光」追求的方式。
但無一例外，人們到了中年仍用著同一套技倆，幸運時能多少得到被認同的快慰，不幸時則被迫去面對內心一直逃避的事：
「其實我在追求什麼？我到底是誰？我可能需要改變，但我不會別的招式……」
有時候人們選擇當紅豬的方式就是說著：我就爛、我就沒用、不會有人愛我──他們用這種方式來厭惡及懲罰自己，同時也保護自己不用再思考「找到認同」一事。
(三) 談中年──無法親密與自我沉溺
在青少年階段的「身份認同 vs. 身份混淆」以後，是成年早期階段的「親密 vs. 孤立」，波魯可完全選擇了後者。
在光譜上越傾向身份混淆端的人，其實失去了 (被) 愛的能力。一如「我愛你」三個字，一個人要是不認識他自己，這個「我」就不成立，亦無法真實的說出「愛你」。
Erikson 直言：「當青少年在青年後期或成人早期，還沒有完成這種與別人的親密關係時，他就只能拘泥於刻板的人際關係，而不得不保持一種深邃的孤獨感。」
這裡不是說沒有親密關係的成年人就有人格問題，但無法與他人親密，總多少反映出「身份混淆」的前期困頓。最簡單的例子，就是無法真正愛他人的媽寶，他們的身份其實跟媽媽是怎樣看他們的，始終混淆在一起。
再下一個危機，則是成年中期階段的「繁衍 vs. 停滯 (自我沉溺)」。
佛洛伊德認為一個健康的人能夠「去愛和去工作」(to love and to work)，愛反映了親密的能力，而工作則是佛洛姆所說的那種具創造性、帶有熱情的勞動心態。
即便波魯可仍在開飛機，但他其實沉溺於創傷的罪惡感之中。每每看他去酒吧，或回到亞德里亞海的孤島躺下來的樣子，都可以感受到那份孤獨的浪漫背後，其實是滄桑與倦怠──他的生命停滯了。
甚至在戰機被美國佬卡地士打爛，不得不去重製一台時，觀眾也很難感受到他的熱情。
心態上，他早在他的「中年危機」裡腐爛下去，只是現實上，他必須繼續走下去，就像許多中年個案不論妻離子散還是找不到人生意義，他們仍知道自己得去上班賺錢。
一切的轉折，是新戰機設計師菲兒為保護波魯可不被海賊們殺死，私自為他與卡地士訂下戰機比賽而起：波魯可不得不作出改變，至少開始「認真」起來，不讓女孩因為他輸掉而要嫁給卡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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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談危機──為了轉化，你必須赤手空拳起來
從身份混淆、無法親密、到自我沉溺，青少年時期的認同創傷是如何演化至中年危機的爆發，就有了可思考的脈絡。
雖然上面談的著重心理層面，但中年無可避免的生理功能下滑，也具體地點燃危機的來臨。即便波魯可有一台新戰機，技術也勝過卡地士，但兩個男人的戰機都同時「卡子彈」──射不出來──迫使他們下來赤手空拳比武。
當然，從戰機上來到地面對決一事，有著豐富的象徵意義：他必須改變過去習慣的行事方式。
一個人年輕時儘管再能幹，也可能因為時代的改變而使得他最引以為傲的東西變得不再中用，他得開始離開過去依賴的殼，學習不恥下問。
一位媽媽情勒了孩子三十年，沒想到孩子經濟獨立後就完全不鳥她的戲碼，如果她還想修復關係，就必須狠下心封住自己的嘴，重新學習親子溝通的正途。
一位先生待太太如公主十多年，到頭來卻發現太太從沒有尊重過自己，便遑論「真心愛過」他。為了導正關係的模樣，他得去冒惹太太生氣、不當舔狗的風險，一步步實踐自重的態度。
無論如何，中年危機不只標示過去的做事方式都必須重新被檢視，甚至砍掉重練；更仔細而言，是人格中的防衛方式、價值信念、關係模式 (與自己／他人) 都得下苦工。
換言之，如果一個人只是標榜諸如「我成功中年轉職」、「我下定決心離婚」、「我從無神論變成有神論（或反之）」等的外在改變，而缺乏本質上的改變，他的中年危機就是玩假的。
一位從國外畢業回台的男士求職路上一直不太順遂，卻完全沒有覺察到自身那股「做錯事但永不道歉」的自戀型人格就是問題所在。今年快五十歲的他有幸轉行到補教行業，憑藉優秀的外語能力與宣傳團隊，讓他自豪地宣告自己渡過了中年危機。但在精神分析的角度來看，他的自戀問題反而變本加厲，並無人格結構的改變。
另一方面，中年危機也指出若我們想要感受到真實、找到意義、深刻地認識自我，仍需要重新去面對青少年時期累積的身份認同創傷。我們不能再拿任何藉口或方式──榮格所說的人格面具，或溫尼考特所指的假我──去搪塞與逃避 (對波魯可而言則是戰機)。
我們往往得跟逃避了一生的陰影搏鬥，做著不擅長的事，就像波魯可對上卡地士，免不了被打成豬頭，才能真實感受到活著的明證。
這也是為何許多人來到中年才開始諮商，而他們的目標既複雜又簡單：「我不想再這樣下去，我需要有人陪著我、引導我去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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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語──你想當會飛的豬，還是當地上的人?
如果《魔女宅急便》講的是 (女性) 青少年在自我認同上的發展危機，《紅豬》講的其實是 (男性) 青少年的自我認同受挫，最終以「中年危機」來重新面對這個創傷──在此危險中，人們有了重新修通與發展早年認同卡關的機會──這也就是我近期越來越看清的一個觀點 (有在 Mood Deer 六月的課堂中提及)：
中年危機其實是永恆少年問題的回歸與變奏。
這亦解析了為何波魯可在電影中兩次變回人型，都是跟菲兒有關。菲兒代表的正是有著自信和朝氣滿滿的「身份認同」，對自己的愛情勇敢的青年人。
就像愛情所帶給人們的力量，菲兒可以重新點燃波魯可的部份熱情，但真正能不能變回人型，仍取決定波魯可自己的心。
四千字文的最後，讓我來問大家一個問題吧：
「那怕你是一頭會開戰機的豬，
又會否想要好好當活於地上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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