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家庭、責任與愛：三明治世代的困境

專欄系列：《我們真的過得比較好嗎？——世代之間的真實與想像》

當照顧成為第二份全職工作

^{※以下故事為虛構場景，但在台灣社會中，類似的家庭處境並不罕見。}

中午，她在公司茶水間偷偷打電話回家，確認外傭有沒有讓母親午休、吃飯。晚上六點多，她趕回家準備晚餐，邊哄高中生的孩子念書，邊協助母親洗澡。等到孩子睡了、母親也安穩入睡，時間已是深夜十一點。

「我有時候覺得，我不是活在自己的人生裡。」她苦笑著說。

這樣的生活，並非個案。在台灣，有上百萬名中壯年族群同時背負上有老、下有小的雙重責任，他們被稱為三明治世代。他們是社會的中堅，也是最被壓榨的夾心層。

從孝道到制度：照護責任如何變成私事

在傳統觀念裡，孝順是家庭倫理的核心。照顧父母、撫養子女，被視為天經地義的家務事。

然而，當社會結構改變，這份家務事卻逐漸成為國家制度的真空地帶。

台灣的長照制度雖已推行多年，但現實卻顯示照護人力不足、資源分布不均。多數家庭仍需靠自己撐。一邊是理想化的政策宣傳，一邊是家家戶戶關起門來的無聲掙扎。

孝道的文化期待，使許多中年人不敢抱怨、也不願求助。一旦照護出現疲憊或怨言，社會輿論容易以不孝或不盡責相待。於是，照護壓力被迫回到家庭內部，用個人犧牲去填補制度的漏洞。

這是現代孝道的矛盾：它被理想化為愛的實踐，卻在現實中變成情感與經濟的枷鎖。

愛本該是一種選擇、一種自願，但當它被制度綁架、被文化規訓，就變成了一種無法逃脫的責任。

少子化、高齡化的結構代價

台灣即將邁入超高齡社會，每 5 人中就有 1 人超過 65 歲。同時，少子化讓每位中壯年需要負擔的照顧對象愈來愈多、可分擔的人卻愈來愈少。

以一個典型家庭為例：夫妻兩人，扶養兩個孩子，照顧雙方父母四人。

這樣的「2 扶 6 模式」，幾乎無法只靠家庭內部支撐。然而，職場彈性不足、托老資源缺乏、外傭成本高漲，使得中生代不得不自我犧牲，請假、辭職、削減生活品質，甚至放棄自我照顧。

最嚴重的，是這群人幾乎「沒有聲音」。

他們不是政策的主要受益者，也不是輿論焦點。他們只是默默在夜裡擦拭母親的身體、幫孩子做報告、第二天依舊準時上班的穩定者。他們撐起了整個社會的運作，卻很少有人看見他們的疲憊。

社會感謝他們的付出，卻無法支撐他們的困境。

中年世代的心理狀態：被夾擊的無聲焦慮

中年族群的焦慮往往不是爆發性的，而是「慢性潰蝕型」。

他們可能：

• 在照顧中失去自我認同，覺得自己只是角色的延伸。
• 在婚姻中因責任分配不均而產生情感倦怠。
• 在職場中因無法請假而感到孤立。
• 在心理上陷入不能倒的焦慮。因為倒下，整個家庭就會崩塌。

這一代人最大的恐懼不是貧窮，而是失能：他們擔心自己哪天病了，就沒有人能照顧那兩端的家人。

這份焦慮不只是個人的，而是一種世代間的結構壓力。

他們不是不堅強，而是這個結構本身就不該由個人來承擔。當照護責任全部落在家庭身上，當制度缺位、文化加壓，任何人都可能被壓垮。

問題不在這一代人不夠努力，而在這個社會沒有給他們足夠的支撐。

從家庭責任轉向社會責任

照顧不應只是家庭的義務，而應是國家的集體承諾。

這並非否定孝道，而是重新詮釋「孝」的意義，讓愛不再等於犧牲，而是能被制度支持、被社會理解。孝順不該是一種消耗，而該是一種有餘裕的陪伴。

在社會上，我們需要承認：三明治世代不是軟弱，而是撐起整個國家的穩定者。他們的焦慮，不是抱怨，是這個時代的求救訊號。

當我們能看見他們的處境、理解他們的疲憊，當照顧從家庭責任轉為社會責任，愛才有餘裕被好好實踐，也讓下一代不必再複製同樣的疲憊與孤單。

讓愛回到愛的本質

照顧不該是一場耐力賽，而該是一種被支持的選擇。

當制度到位、資源充足、社會理解，中年世代才不必在責任與自我之間拉扯，才不必用自己的健康換取家人的安穩。

他們值得更好的對待。

不是因為他們付出了，而是因為他們本來就該被好好照顧。

這不只是一代人的困境，而是整個社會必須共同面對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