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因為太忙，一直沒時間看完《茶金》的影集，太忙。但過去花了點時間整理了跟姜阿新與茶金有關的研究。
姜家算我研究的守備範圍，但我不確定該影集有沒有處理到姜阿新「歷史起源」這麼一段。茶金的歷史起源就是一部時代劇，會扯到福康安跟林爽文，會講到怡和洋行跟樟腦，會講到滿洲國跟三井，最後會回到臺灣戰後的出口政策。北埔姜家起於「番屯制度」，平定林爽文後，當時福康安參考了軍機大臣阿桂在新疆跟川藏的治理，指派了約九十個平埔部落，開發了土牛溝（紅線、藍線）與紫線番界中間的一塊，如桃園龍潭等地區，是某種屯田制度，而在這一個名單當中，莫名夾雜了一個漢人家族，是個客家人，就是姜家，混到了滿滿「番頭家」的名單裡頭，第一次讀到時覺得詭異無比，是臺灣史的一個吵不完的公案。參予了清帝國的番屯開發，便是北埔姜家的起源。
有關北埔姜家於清代發跡開發的過程，從九芎林拓墾，一路金廣福變成北埔王，我推薦讀陳志豪老師的《清代北臺灣的移墾與「邊區」社會（1790–1895）》一書。
開港通商後，樟腦成為了臺灣土豪跟洋行競逐的物資，前者長期亦官亦匪，有利可逐為官，有利可反為匪（像霧峰林家的祖先林石，是林爽文當時的大里林家族長）。後者各路神仙，包含怡和洋行在內（怡和晚點會再出現），幾乎當時列強搞大貿易的都來了。前者土豪們主導開發，但由後者洋行們融資（俗稱押櫃銀）跟配銷。
北埔姜家當時也參予了這時新竹地區的樟腦開發，隨著臺灣被日本殖民，姜家如姜紹祖是抗日的，壯烈犧牲了，是被日本佔領臺灣消滅的1%人口當中的一份子。但同時，姜家也是與日本合作的主要地方菁英，姜振乾參予了樟腦專賣下的樟腦開發，是後來新竹製腦會社的股東，曾協助日軍處理北埔事件。姜紹祖的遺腹子姜振驤，在日治時期也非常活躍，創立了新竹商銀（新竹中小企銀）的前身，新竹區合會儲蓄股份有限公司。
參予這殖民事業的還有當時日本的財閥們，許多跟臺灣人合作。姜阿新主要是跟三井財閥合作。在日本統治之下，地方官廳長其實都會鼓勵這些地方菁英設立現代企業，像是拿到收購大租公債後，霧峰林家便是開始了許多現代企業，彰化銀行跟嘉義銀行也是以大租公債為抵押設立。
不過，北埔姜家在設立現代事業這方面，稍微晚了一點，而姜阿新算是開第一槍。根據吳學明老師利用《茶金》原始史料 — 廖運潘先生的《想到什麼就寫什麼》的研究〈姜阿新歷史研究初探〉，姜阿新其實也想跟大家一樣搞創業，但是他爸（養父）並不樂見，認為當大地主收租，偶爾收收企業派發的股息，有什麼原因非要自己搞工廠？
用姜阿新自己的話來說：「那個時候，我想做任何事都得不到父親同意，他不肯出錢，我就毫無辦法，『崖爸』希望我像他不做事在家享受生活。對我來說是最痛苦不過的事。」
後來姜阿新經過了很神秘的過程，在祖產土地上借款造林有成，終於得到父親的認同，在父親承認並幫助之下，姜阿新（以及其他北埔姜家成員），便開始籌辦現代化的製茶工廠，而協助者除了當地茶農，尚包括了日本當時最大的財閥三井。
為什麼三井要協助姜家呢？筆者或許不知道，三井物產就算在戰後的日本，經歷了財閥解體，仍是日本最大的企業。回到1930年代，主要是因為當時日本發動九一八事件，後續成立日本扶植下於中國東北成立滿洲國，三井因而想要開拓滿洲國的「紅茶」市場，輾轉找上了姜阿新，在各路單位的幫助之下，1930年代中期，姜阿新成功的用全機器化設備生產茶葉，外銷滿洲國與海外市場。這便是永光的前身。而這個外銷的經驗，其茶業的高品質，也是戰後怡和洋行仍願意一直向永光下訂單的原因之一，但怡和洋行也另外在培養永光的競爭對手：怡和在戰後南洋茶區仍持續投資，等到南洋茶能取代永光的臺灣茶之後，怡和就慢慢抽單了，這養套殺的過程，在細讀怡和的檔案前我們尚不能很完整的還原出來。
而《茶金》戲裡似乎也有提到永光高度舉債的經營，我不曉得劇組怎麼詮釋，根據《茶金》的原始史料，是出於姜阿新相信臺幣會一直貶下去，所以不斷舉債，但錯估了戰後貨幣終趨向穩定。債務是永光後來結束營運的主因之一。
姜阿新本人亦於戰後臺灣選上省議會的議員，吳學明老師也有整理姜阿新的質詢，老師的文章雖然蠻久以前了，但符合最近的新研究發現：與其說經濟官僚主張要出口導向，不如說是省議會這些「前朝菁英跟半山組合而成的民意代表」所推動。
上次聽中研院研討會，交大廖彥豪博士近來的研究發現省議會成員對於加工出口區的設立有巨大的影響力。我的研究發現，1960年代開放商業銀行向中小企業信貸，是早先時任省議會議長的黃朝琴去推動的。
而姜阿新的省議員生涯留下的資料，數量不多，但主要也在談要開放外銷。容我抄錄吳老師的論文中姜阿新的省議會記錄：
「本省特產品如茶葉、香茅油、水果等產物，必須儘量獎勵出口。」
「茶葉結匯底價，不可隨便調整，即欲調整，只可抑低，絕無提高之理。」
「特產品為本省取之不竭的財源，及需要適量資金及人工，即可不斷生產，以爭取外匯，政府對此未儘保護責任，致使生產成本提高，兼因匯率關係，無法出口，喪失原有國際市場。」
臺灣跟中國不同。1911到1949的中國，是一個被傾銷的中國，是一個尋求進口替代的中國，某方面也種下了China Doesn't Wanna Buy Everything的百年情緒。1930年代的中國經濟學馮和法他們談貿易資料，統計表呈現的就是中國貨逐漸被西方跟日本商品替代。
臺灣則不同。在日治時期捲入到日本帝國的擴張，是南進基地，許多產業早已習慣外銷，吳聰敏老師的估算，出口應佔GDP三成以上。
這些出口商，在戰後便透過各種管道，與主管美援的官僚結盟來推動出口產業的運作 ，這絕對不是尹仲容讀了蔣碩傑建議的經濟學教科書於是改變了經濟學觀念這麼簡單。單論觀念，事實上宋子文在中國時就打算搞外銷，尹仲容是宋子文系統出來的，這說來話長。
回到姜阿金。但如果單純現有「茶金」的研究來看，如果要定義什麼是茶金的話，那就是一個標準的臺灣史 — -從清帝國到日本帝國到戰後中華民國政權，統治者帶來了前所未見的局面，但臺灣人 — 甚至是同一個家族，就是有本事與這些統治者競爭與合作，姿態或許狼狽，你看了或許覺得有點投機，但臺灣人總算能存活到今天。
這也是為何我個人之於臺灣的研究，一直設法兼顧清代的、日治的、戰後的，光是要理解「茶金」的研究，就要從福康安一路說到省議會，這就是臺灣研究的一個特質，四百年乃是連成一條連續的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