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公司裡有個外號，大家私下這麼叫，當面卻很少提起。不是因為尊敬，而是因為那名字太乾淨了，在這裡說出口，反而顯得不合時宜。
他信佛。不是逢年過節燒香拜拜的那種信，而是一種日常的、近乎本能的選擇。他做事慢一點，話也少一點，能讓的就讓，能吞的就吞。遇到不是自己的責任，他接；遇到模糊的交辦，他補；遇到語氣不善的質問，他點頭。
有人說他好相處，有人說他太軟。沒有人說他做得不好。
那一天其實很普通。會議室裡燈光偏白，冷氣開得過冷，桌上那杯咖啡早就涼了。有人忽然提高音量，把一件原本不屬於他的事，往他身上推。語氣一開始只是急，接著變成咆哮，像是只要聲音夠大，責任就會自己移位。
他站在那裡，沒有辯解。
不是因為他不知道怎麼說，而是他很清楚，這裡不是說理的地方。旁邊有人動了動，似乎想替他說一句話，話還沒出口，就被更大的聲音蓋了過去。那聲音忽然轉了方向，變得委屈起來，說自己也是為了公司，說自己才是最辛苦的那一個。
於是場面很快改變了。
原本該被釐清的事，變成情緒的表演；原本該被安撫的人，反而成了旁觀者。幾句好聽的話落在那個人身上，像是在替他收拾剛才的失態。
他依舊沒有說話。
最後那句話，是輕描淡寫地丟過來的，像玩笑，又不像。
「你叫佛祖來救你啊。」
那句話說完，會議室短暫地安靜了一下。有人笑了一聲，很快，又回到原本的節奏，彷彿什麼也沒有發生。
但他知道，那不是一句玩笑。
那句話不是單純的羞辱，也不是一時失言。那句話是在告訴他：你相信的那一套，在這裡行不通；你選擇的那種活法，在這裡沒有位置。不是你做錯了什麼，而是你整個人，都不合用。
那一天，他就提了離職。
沒有爭執，也沒有拉扯。他回到座位，把東西收得很乾淨，連抽屜裡的紙張都整理過一遍。離開前，他走到我身邊，語氣很平靜，像是在交代一件再小不過的事。
「不好的事，就讓它過去吧。」
他停了一下，又補了一句。
「忘了也沒關係，心裡留下美好的回憶就好。」
我沒有接話，只是點了點頭。
那時我很清楚，他是真的這麼想的。對他來說，那些曾經的好、那些短暫的溫和時刻，是可以被留下來的東西。
他把美好留下來，當成資產。
而我沒有說出口的，是另一件事。
我知道，有些經歷一旦留下來，就會繼續發酵。不是每一段回憶都適合珍藏，有些東西如果不處理，早晚會變質。
那天之後，他從公司的群組裡消失了。對外的說法很快出來，寫在會議紀錄裡，字句工整而中性，提到「同仁互動需注意界線」，也提到「關於職場霸凌之提醒與宣導」。
接著，公司安排了反霸凌課程。
又安排了溝通技巧的教育訓練。
投影片一頁一頁地播放，講的是尊重、傾聽、同理。會議室裡很安靜，沒有人提起那一天，也沒有人再提起他。
在制度眼中，這是一個已經被妥善處理的事件；在他的人生裡，這只是他最後一次，為了不傷害任何人而選擇離開。
善良在這個地方，確實沒有位置。
而他，只是比其他人早一步看清楚而已。
如果那天他沒有離職，隔幾天，公司其實要出團。
員工旅遊。
他到職超過一年，照規定，公司全額補助。
他也報了名。
不是因為期待什麼，只是沒想到事情會走到那一步。那些表格早就填了，假也請了，行程在群組裡貼過好幾次。他從來不是臨時變卦的人。
後來，他離職了。
旅行自然也就沒去了。
他沒有去吵、沒有去問，更沒有說自己受了什麼委屈。只是安靜地把行李清空，把假單取消，把那趟旅程，從自己的行程表裡刪掉。
只是團已經成行。
名額空出了一個。
因為他已經不是員工，那筆費用，退不了；
因為公司不願意負擔，那個空位，也不能算公司的。
於是，公司請他來把錢繳清。
隔天，他帶著現金來。
四萬多塊，裝在一個普通的信封裡。他站在櫃檯前，把信封遞出去，像是在繳一筆早就該結清的帳。
沒有人道歉。
也沒有人覺得哪裡不對。
那只是流程的一部分。
他離開時，沒有再回頭看那棟樓。
那趟旅程，他沒有去；
那筆錢，他付得很安靜。
善良的人，連離開，都不想留下任何麻煩。
而制度，總是會把最後一塊，也算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