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論（二）：走進田野，如何以身為度？

2025/10/17 更新2025/10/17 發佈閱讀 6 分鐘

　　承接上一篇研究方法論（一）：走進田野，如何以身為度？討論，田野工作能夠讓真實立體化，這是什麼意思？卯靜儒（2003）在〈性別、族群與教學：教師生涯發展傳記史研究之初探〉中，批判傳統對「教師生涯的線性想像」，認為以教師作為職業者，關鍵在於「是否具備知識」，在一路直（職）升的師範體系裡，忽略了教師作為人的多元生命經驗。卯靜儒訪談了兩位教師，第一位珍老師為生理女性、母親、原住民、正式老師、父親以前是校長、對教育富有熱忱。第二位志老師為生理男性、父親、漢人、代理老師，認為教師就是一份工作。作者拉出個人的性別、族群、階級等交織面，攤展開來討論與教學之間的關係，其主張我們需要教師的傳記研究，因為教師本身如何建構意義，事實上無法和教學分離。而田野工作，則可作為立體化個人生命的研究法。

　　至於田野工作如何不同於單純的「跟當地人混熟」？與田野互動的關鍵是什麼？林開世（2016）在〈什麼是「人類學的田野工作」？知識情境與倫理立場的反省〉中，回應當代人類學面對的問題：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過去人類學家各自深入部落蹲點，動輒數月到數年，為現代社會（或殖民母國）揭露異地的文化風俗。然而如今，部落漸漸消失、便捷的交通降低蹲點的距離門檻，許多文史工作者、文學研究者也可以走出書房入田野，那麼人類學研究的特殊性在哪裡？對此林開世主張，田野工作作為人類學研究的專業，並非簡單以蹲點的時間長度，或與當地人混熟的程度來判斷。人類學的田野工作必須把握以下四點：

開放性與關係性的自我：田野工作的自我形成有兩個面向，一是辨認他人主體與認同在更大的結構中的客觀位置，以及這客觀位置與實際生活所採取的行動之間的差距。二是反思自己的主體位置在這過程中如何倒過來構成這個交往的社會關係，並在變動情境中調整自己的認同。因此，田野工作者應試著改變自己的主體位置去接受、模仿或理解不熟悉的可能性，而隨他人而調整自己的自我觀，正是理解他人脈絡、並嘗試對話的基礎。
主體位置的不確定性：正是在第一點的基礎上，人類學家明白每個人的主體位置充滿流動與不確定性，且理解他人在面對多重認同時被辨認出來的主體位置並不等於可以定位的主體性。人類學家必須對田野情境變化保持敏感與開放。
高度的反身性與批判性：人類學家區分田野經驗與民族誌書寫兩種時刻，前者是交流的實踐，後者是描述的實踐。兩者之間無可避免的存在時差，且有語言無法完全轉譯，以及主體位置流動的問題，因此人類學家在逼近真實的同時，也同意無法達到完滿的真，故面對研究與研究中的自己，應永遠保持高度的反身性與批判性。
情緒與倫理抉擇的工作：田野工作是以個人的全部身體作為研究工具與知識的載體，在過程中研究者是一個完整的人，對話對象也是，彼此如何對話協商、改變與不改變，都是在田野實踐的社會關係中，以情緒流動所建構出來的，也因此涉及到倫理議題。

　　這四點恰好呼應上篇謝國雄提到的「技法－認識論」、「基本議題－存在論」之間不斷對話、修正彼此，以及畢恆達主張的詮釋學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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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有沒有什麼實際案例讓我們了解田野中的「身體工作」是怎麼一回事？如何不同於務實狀態？林文玲（2017）〈從田野到視野：跨性別/肉身的體現，重置與挑戰〉是一篇很有趣的研究。首先，作者批判傳統人類學家以為中性的裝扮能讓他們去性化，方便同時親近男性與女性。在這裡出現三個盲點，第一，性別好似人類學家的田野障礙，研究者作為人，性別成為在與他人接觸時不必要的部份，但是這怎麼可能？人類學家是以整個身體進入田野。第二，事實上大家都知道研究者有丈夫、是一名女性，並以此來與之互動，那麼以為去性的研究者，是否因此忽略了互動過程中的性別面向？第三，致力於「去性」接觸，乃是帶著男女二分的視角來分類他人，並由此展開田野中的性別互動策略。缺乏性別意識的研究者很容易看不見「女人樣」（非二元性別）和相關文化。

　　從反思展開研究，作者帶著自己的身體和性別進入跨性別團體，研究他們的生命經驗。林文玲發現，跨性別者就像是人類學家，為了「把自己放進社會（田野）裡」培養出訓練有素的眼光，能夠察覺性別身體的微訊息政略，使他們的「看性別」帶有「主動性」。另外，也透過模仿「女性」，或使用護墊、尿斗，跨性別者有自己一套體用知識，深入性別幽微的治理之處。跨性別者對性別的理解投注更多的詮釋勞動、鬆動僵固的性別想像，就像是人類學家嘗試從各種互動關係與脈絡來建構存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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