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陣子因工作採訪了一些新移民工，其中一位跟我分享一個故事。他在租屋社團看到一則廣告，房間乾淨明亮，採光好，離捷運近，價格也負擔得起。但廣告底下加了一行但書：「不租外籍人士，以及獨居老人。」
他說，那一瞬間很不舒服，可是又說不出來哪裡不舒服。因為這句話沒有辱罵，沒有髒話，只是房東很「理性」地開出篩選條件。有人說租賃買賣本來就是市場選擇，他也接受，只是對他這位外籍人士來說，心底隱約明白，從這一句開始，人被劃成兩種：一種有資格被當成自己人，一種會先被當成風險，得先被拒絕。像這種語氣越平靜，分隔越乾脆，這就是歧視最擅長的樣子。歧視很多時候不需要張牙舞爪，它只要把偏見藏進規則裡，就能讓我們慢慢習慣那個規矩，甚至替它找理由。
也就在那幾天，我在Disney+重看《姊妹》，以及《關鍵少數》。兩部電影都把時間落在1960年代的美國，談黑人被隔離，被限制，被排除的日常。《姊妹》看的是種族隔離如何在家務與社交網絡中成形，《關鍵少數》則把焦點放在職業黑人女性如何在白人男性主導的體制裡，把自己寫進歷史。我並不打算把美國的黑白歷史搬來台灣對號入座，只是當我在台灣仍然看到「不租外籍人士，以及獨居老人」這種句子，那些看似遙遠的故事忽然變得沒那麼遙遠，歧視會換樣子、換措辭、換對象，但它往往做的都是同一件事：讓某些人永遠得先解釋自己，取得某些資格，才能走進「我」所在的這扇門內。
當上廁所成了隔離人與人的那條線
在《姊妹》裡，歧視最刺眼的地方，不在法律條文，或是街頭抗爭，而在一般人的家裡。1963 年的密西西比州傑克森市，白人角色希莉把偏見包裝成衛生規範，起草所謂的「Home Health Sanitation Initiative」，理由直白到令人發冷：黑人身上就是帶著疾病病毒，所以不準黑人用他們的廁所。當一群白人太太們在明亮的客廳談笑風生時，話題卻落在替她們家黑人女傭建一間獨立廁所，將其安置在車庫角落，彷彿那不是一個人，只是一種被管理的物品。
《姊妹》談的是種族隔離滲入日常生活的縫隙。它沒有把鏡頭對準民權運動的弘大場面，而是討論「家」的運作方式。誰可以坐下，誰必須站著，誰可以自然地進出，誰永遠要繞路。那條線畫得越日常，現在看來越是心驚。
同樣地，《關鍵少數》也用上廁所變成一條跨越不了的界線。電影裡，凱薩琳被安排從「有色人種計算組」到 NASA 的計算中心，她每次上廁所，都得跑將近半英里，到另一棟大樓的有色人種廁所。直到某次在雨中奔跑，回來時被主管艾爾責罵，她終於把委屈脫口而出，身而為人，要的不是特權，而是一個位置。《姊妹》與《關鍵少數》其實都在拍同一件事：當一個社會把歧視做成制度，它最可怕的樣子往往不是暴力相向，而是日常冷眼或漠不關己。
歧視最怕的是不自覺
《姊妹》裡，保母艾比琳對小女孩一遍遍說：「You is kind. You is smart. You is important.」彷彿要用咒語，把一個孩子從這個歧視的世界救出來。那句話不是雞湯，它更像是一種抵抗，在一個把人分門別類的世界裡，淺移默化的把「你是一個人」塞回孩子的心裡。《關鍵少數》則讓主管艾爾敲掉「COLORED」的廁所招牌，說出「Here at NASA we all pee the same color.」那一刻很像遲來的正義回擊，像是終於有人把荒謬拆穿在眾目睽睽之下。
當然，這兩部電影都有它們的問題。《姊妹》一方面揭開歧視的日常，另一方面又常把敘事的主導權交回白人女主角的覺醒與成長，讓黑人女傭被迫害的生命經驗，變成一份可被主流舒服消化的故事。《關鍵少數》把三位非裔女性數學家放進白人男性主導的體制裡，讓她們一次次撞上看似「流程」的排除：會議名單，職稱門檻，廁所標示，都是同一套語法。它把歧視從「我不喜歡你」改寫成更隱形的句子：「我們一直都這樣。」可惜它為了把故事推向發射成功，必然把某些結構性的長期消耗，濃縮成幾個熱血的瞬間。
誰在努力推開那扇大門？
更深的一層是，凱薩琳要跨過的從來不只是廁所的距離。真正的距離，是一扇門後面的資訊與決策，「I need to be in that room hearing what you hear.」要的不是被同情，而是被當成同一個房間裡的工作者。她的計算能力被需要，卻不被允許知道決策的全貌，她被要求交出答案，卻不能坐在「提出問題」的現場。於是她那句話才那麼硬，也那麼平靜。
這扇門比「COLORED」更隱形，也更現代。當你被排除在會議室之外，你的能力很容易被說成運氣，你的成功很容易被說成例外，你的存在永遠需要一次又一次地證明。所以《關鍵少數》最打動人的地方，不只是她算出了軌道，而是她把自己推進了那個房間。她把「黑人女性」這個身分從門外推到白板前。她要的其實很簡單：不是被喜歡，而是被當成同事。不是被稱讚，而是被承認。
現實裡的歧視很少在一次敲碎招牌後就結束，它更常變成你得反覆繞路的生活成本，繞到你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本來就不該站在這裡。當痛苦被當作理所當然，你以為那段歷史已經離去，其實它還是存在著。我提到這兩部電影，是思考著那句「不租外籍人士，以及獨居老人」，會不會我也會不自覺地成為幫兇。你甚至很難說這句話惡毒，因為它被包裝成一種房東的選擇，被包裝成方便的管理，被包裝成風險控管，被說成市場語言那樣的理性。可《姊妹》和《關鍵少數》提醒我們，歧視最常見的不是吶喊，而是把人分門別類的習慣。1960 年代是廁所，是會議室，到了今天，可能是一行租屋規範，可能是一個「看起來很正常」的條件，讓某些人永遠得先解釋自己，才配得到基本的生活位置。
從電影看人生，當你不覺得你在歧視時，往往正是你最需要停下來想一想的時刻：你口中的「規則」究竟是在保護生活，還是默默地用「歧視」，把某些人安靜地擋在門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