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港版國安法上路後,有人說,香港目前的狀況,很像數十年前面對《懲治叛亂條例》與《刑法100條》的台灣,但對我而言,如果這段「台灣經驗」真能給香港人什麼借鏡,那絕不是我們民主轉型的成功,而是在這段過程中,台灣逐漸流失了本土語言與文化,導致我們時至今日仍難以擺脫中國的糾纏。
台灣從《自由中國》雜誌開始,一直到1980年代以前的反政府運動,都是單純以「民主化」作為核心,這波運動最後以美麗島事件的大逮捕作終,但美麗島的挫敗也成為黨外運動路線檢討的契機。
從1980年代中葉起,台灣逐漸建立起以台語為民族語言的台灣民族主義論述,來對抗以華語為民族語言的大中華民族主義。在當時的抗爭現場,若無法使用台語演講者,必然要先向群眾「道歉」,並說明是國民黨害他們無法使用台語演說,從黨外、野草莓一直到現今的某些活動場合,都還能聽到這種特殊的「道歉」。
也是從這時候開始,台灣的反對運動才得以從一小撮「在意民主、自由的知識份子」,擴展到一大群「在歧視性結構底下受到壓迫的本地人」,掌握群眾力量後,台灣人才終於擁有與威權政府對抗的資本,可以從組黨、解嚴開始,到廢除刑法100條跟第一次政黨輪替,逐步實踐「台灣人的台灣」。
成長於英國殖民下的香港傳統的知識份子,與台灣解嚴後的世代一樣,習慣於自由的環境,又受到西式教育的影響,常把自由、自治權當成固有的權力,而把民族主義當成落後的、排他的、壓迫弱勢的想法,卻忽略了在西方的脈絡中,他們批判的民族主義是一個擁有自治權的國家(如德國人的德國、美國人的美國)利用來動員全國力量排擠、壓迫弱勢的官方民族主義,但民族主義有另一種樣態,是沒有自由、沒有自治權的地區用來凝聚內部力量、對抗殖民者的有效形式。
可能因為如此,從雨傘運動一直到反送中,多數的香港傳統知識份子都缺席了,站上前線鼓吹香港民族主義的反而多是成長於1997年後的年輕人;而台灣也有一批始終把台灣民族主義當成法西斯的青年知識份子,明明是受到帝國主義壓迫的被害者,偏偏要幻想自己有迫害他人的能力。兩者也許背景各不相同,卻是同樣的不合時宜。
其實,面對中國壓迫下的香港就和台灣一樣,所產生出的民族主義都更像是殖民地民族主義,是一種反抗的、防禦性的、爭取自治權的民族主義,所謂的香港民族或台灣民族並不是源於什麼特別的血統或階級,而是同在中國殖民下受壓迫的人民共同體,透過反抗發現了彼此的存在,也察覺了彼此共同的背景,從而在抗爭的街頭上從單獨的「我」成為「我們」,這個「我們」就是香港民族、台灣民族,而把「我們」凝聚在一起的黏著劑,就是共同的語言及文化。
這也是為何殖民者的首要任務就是消滅你的語言。台灣過去的「國語運動」以及香港目前的「普教中」(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科)都是如此。台灣中研院社會學研究員王甫昌曾在1996年作過研究,發現當時台灣本省籍民眾中,華語流利者更容易自認是中國人,也更可能支持國民黨。反之,自認是台灣人則較可能支持民進黨。台灣民族主義發揮了凝聚性,但強勢的語言政策則明顯的增加了本省籍民眾支持國民黨的可能性,也降低他們被台灣民族主義吸引的可能。
在兩種民族主義的拉扯中,台灣雖然在2000年就有了政黨輪替,但本土政黨要直到2016年才第一次在國會過半,即使在這個會期通過了《國家語言發展法》,但台灣已從台語為主的社會,變成了和中國一樣以華語為主的社會,現今的台灣民族主義早已不以台語作為核心,而是訴諸於相對抽象的「台灣認同」。
可是認同從何而來?當你的民族語言與試圖侵略你的大中華民族主義相同,加上地理位置相近、文化交流頻繁,在相同的語言及文化下,台灣人要改變自我認同比過去更加容易(想想那些到了中國就開始捲舌的藝人們),所以每當中國以更好的生活品質作為承諾時,許多人就不免懷疑,中國人的台灣有什麼不好?
這個議題在台灣每次大選時都會美化成經濟形式,用各種交流、讓利、貿易的方式包裝侵略的本質,追根究柢就是我們沒能建立出與中國的文化差異性。2020年台灣大選時的香港因素,其實就是當我們陷入自我懷疑時,香港人提醒了我們自由是需要爭取跟保護的,唯有擁有自治權、唯有台灣人的台灣才能維持民主與自由,中國人的台灣就跟中國人的香港一樣,保證沒有任何意義,自由只是一種施捨,是統治者想拿就能拿走,而你搏命也不一定能奪回的。
香港經驗提醒著台灣,台灣經驗也照著香港人的前路,在港版國安法通過當天,台灣的民主前輩陳菊就在臉書寫道,在她年輕投入黨外運動時,也沒有把握能夠見到台灣走出威權陰影的那天,只能懷抱著希望與信念,一點一點地撬開陰影,找尋民主自由與人權的光芒,而今日台灣的民主自由與人權保障,已經遠遠超出當年的她所能想像。
可以想見,香港也將進入一段長時間的黑暗,不過根據人口普查,香港目前仍有九成以上的家庭使用廣東話,這就是香港民族主義的根,是黑暗中的微光,是一塊每個人都能私自守護的聖地,只要語言還在,只要文化能留下,自由與民主的光芒就仍會在某處等待,而且屆時這道光,肯定會比失去母語的台灣更亮、也更獨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