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先秦諸子繫年》考證系列：爺爺跟孫子為什麼不是同時人？說說列子公案

在這篇考證裡面，錢穆毫無意外的繼續使用「歸併」不同時代、時間的人的方法來製造混亂。因此，當有人想要指出錢穆的錯誤，你就得費很大的功夫。既要反駁本篇、本事，還要反駁他篇、他事。但說穿了，錢穆的考證絕大多數都是一大堆缺乏邏輯素養與史料支持、甚至常識的胡說八道與猜想！即使不厭其煩的指出荒謬錯誤，只要在外部環境擋你幾下，讓你的論文不得刊登、書出不了。錢穆的考證還是可以繼續穩如泰山，繼續影響廣大群眾與學界。

所以這一篇考證列子的文章錢穆究竟又把多少人歸併到一起了呢？首先是「壺丘、狐丘」被歸併了，歸併以後就扯孫叔敖時候的狐丘丈人（楚莊王時）怎麼可能跟列子（鄭國子產時）交談？成為其師傅呢？（是啊！怎麼可能呢？所以「壺丘、狐丘」怎麼可能歸併呢！）這種做法不只是錢穆用，其他疑古派也用，只是錢穆用的特別多！本來不相干的人，他就隨意給你扯在一起，然後再用扯在一起的結果來質疑原始史料的正確性！至於扯在一起的原因，多數都是文字上（如華、華子、子華子；詹子、詹何）甚至讀音上（如壺丘、狐丘）有相近的地方，就硬生生被說成是同一件事情！多數這樣瞎搞之後，在取消了一件史實的同時，虛構與瞎掰出了另外一件不存在的事情！然後要大家去接受這些荒誕的事情！而學界也很配合的奉行了數十年！

除此外，錢穆更在這一篇充分把自己缺乏常識認知的缺陷暴露出來。譬如他認為一個師傅收了兩個徒弟，不能說這兩個徒弟是同時人，並舉出孔子與他的孫子子思來當案例，說難道能把孔子跟子思說成是同時人嗎？一個師傅收了兩個徒弟僅僅在前一個徒弟死去而後一個徒弟尚未出生時，才不能說兩個徒弟是同時人；一個爺爺僅僅在孫子出生前死去，才不能說這個爺爺與孫子是同時人。結果錢穆這位受人景仰的國學大師直接否定了本來根據特定條件才不能成立的事件的可能性。而不是指出這兩件推論在一般情況下都能成立，只有在特定情況下才不能成立的事實。更有甚者，錢穆指出班固說列子「先莊子，莊子稱之。」是指班固說「僅據莊子稱之，而云在莊子先，亦不以為在春秋時。」錢穆的問題很嚴重！不僅僅是看不懂文言的問題，而是連基本的邏輯推理都沒有了！班固說列子在莊子之前，莊子曾經提到他，是一個模糊的說法，也只是一個模糊的說法。因為按照列子的事蹟，說他是春秋末年人也對、說他是戰國初年人也對，班固因此說列子在莊子之前而不是指明這個跨時代的人是哪一個時代的人！結果本來在莊子之前就包含了「戰國初年、春秋末年」等戰國中期（莊子時）以前的選項。但錢穆居然把這種常識認知解釋成班固「亦不以為在春秋時」！老實說，當讀者很有耐心的讀完我對錢穆文章的分析，讀者就能發現：錢穆一來缺乏常識、二來沒有基本邏輯水平、三來欠缺歷史知識、四來讀不太懂文言！

所以要考證這一篇，得花很多時間，去指出一些本來就沒有邏輯推理效力的東西的其他顯而易見的弊病。因為錢穆不只搞列子，搞南郭子綦，搞魏牟，又搞了「壺丘、狐丘」一把，所以即使知道錢穆這種東西幾乎就是瞎掰胡扯！還是得耐著性子一個一個指出其荒謬之處！

如果讀者覺得看得很痛苦，我可理解，因為寫得更痛苦。但面對一大堆毫無邏輯效力的瞎掰鬼扯，卻又有著龐大影響力的「謬論」！用白話條分縷析的指出其弊端、盲點是一個讓一般讀者都能讀懂的唯一一條路。而且這種批評也一定不能客氣！一但客氣了，又會被這些人的粉絲，尤其疑古派本身當成了問題沒有完全解決的跡象！

〈先秦諸子繫年．五九、列禦寇考〔附南郭子綦〕〉：

〈莊子．讓王篇〉：「子列子窮，客言之鄭子陽，子陽令官遺之粟，列子辭。其卒，民果作難，殺子陽。」子陽之事，見〈呂覽．適威〉《首時》，又見〈淮南．氾論〉。云：「子陽好嚴，舍人有過而折弓者，畏罪恐誅，則因猘狗之驚，而弑子陽。」高《注》均云：「子陽，鄭君也。一曰鄭相。」而〈史記．鄭世家〉則云：「鄭繻公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陽。（《楚世家》亦云：「悼王四年，伐鄭，〔本作周〕，字誤。）〔鄭殺子陽。」《年表》同。故《志疑》謂：「鄭殺子陽，以說於楚。」〕二十七年，子陽之道共弑繻公。」與《呂覽》《淮南》異。據《史記》則列子乃周安王時人也。今《列子》書有劉向《敘錄》，以列子為鄭穆公時。柳宗元《辨列子》謂：「鄭殺子陽，當魯穆公十年，〔按實魯繆公十八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為鄭耶？」然今《列子》書既出後人綴拾〔如其書中言魏牟，孔穿，鄒衍，皆出列子後。〕（朔雪寒註：魏牟的荒誕可參考中山公子牟的考證，孔穿只是同名同姓者。至於鄒衍的例子，請參考下面給出的解釋。除此外，僅宋康王超出列子的時代，可以確定是後人摻入的文字，起因可能是竹簡編排散亂導致。然而即使有戰國後期的宋康王、鄒衍，甚或把孔穿、魏牟當成戰國後期的那些同名同姓者，《列子》一書所述的內容也沒有超出戰國時代。結果仍然被莫名其妙的直接打成魏晉南北朝的偽書！拿戰國時代的證據去打成魏晉南北朝的偽書！這腦洞確實不是常人可以想像出來的！）向《敘》不在《七略》《別錄》，後人自得偽為，無足深論。高氏《子略》謂：「太史公不傳列子，莊週末篇敘墨翟、禽滑釐、慎到、田駢、關尹之徒，以及於周，而禦寇獨不在其列，豈禦寇者，其亦所謂鴻濛列缺者歟？」然考《韓策》：「史疾為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圄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圉盜乎？曰：可。有鵲至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此鳥何？曰：鵲。曰：謂之烏，可乎？曰：不可。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此烏不為烏，鵲不為鵲也。」則禦寇實有其人。鄭為韓滅，而韓徙於鄭。史疾在韓，習聞其說。蓋亦上承儒家正名之緒，一變而開道法刑名之端者。《爾雅疏》引〈尸子．廣澤〉云：「列子貴虛。」蓋其道因名責實，無為而治，如史疾所言是也。《漢志》道家《列子》八篇，晉有張湛《注》，後人多辨其偽。然時亦有先秦遺言，要在擇慎而取耳。（朔雪寒註：公孫鞅幕僚尸佼、稍後的史疾都指出列子思想上的特徵，或者表明自己正在學習列子的言論。如果沒有《列子》，要如何知道列子的思想？如何學習其言論？口耳相傳？明明可以寫下來的東西卻硬要搞成口耳相傳？但疑古派似乎從來不會放棄將他們缺乏常識的一面展露給大眾的機會！而且縱使今本《列子》有後人添加的「宋康王（一整段）、鄒衍（單句）」，這些仍然沒有溢出戰國範圍！但疑古派就直接用一些「主觀偏見」把書判定為假書，尤其馬敘倫《列子偽書考》更是將所有對列子有利的證據全部抹殺！「直接說」那些都是偽造者抄的，而不是去考證究竟是誰抄誰的？而不是去討論為什麼偽造者要抄這些東西？他根據什麼來抄？根據什麼標準來湊這本書？然後這群疑古派就把這種直接抹殺的「方法」叫做考證！錢穆為了使用《列子》，加以曲解以去抹殺其他古人、古書、古事，因此在這裡特別強調「然時亦有先秦遺言，要在擇慎而取耳。」不然難以解釋自己利用這本書資料的做法。但試問，不是說這是一本偽書嗎？想用的部分就說它不偽，想要把列子打成假人、把《列子》打成偽書就又說這本書是假的，不可信。或者直接說裡面都是寓言，不可信！只有在他需要所謂的偽書的資料來佐證自己其他猜想時，這些偽書的這部分文字才會突然可信了！這又跟馮友蘭寫哲學史講到老子時的做法一致。既要把你打成假的，又要靠你吃飯，於是只好自己用到的就說是真的，沒用到的就說是假的。話都給疑古派說了，好處與名聲也都給疑古派佔盡了！留下的只有被打得七零八落、乏人問津的古籍！以及疑古派建構的虛假的歷史！疑古派人數眾多，都是台面上的人物，難怪影響力持續至今。）

近人馬敘倫《莊子義證》，據《德充符》子產師伯昏無人，而《田子方》篇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又〈呂氏春秋．下賢〉，子產見壺邱子林，高誘《注》：「子產壺邱子弟子」，而《應帝王》稱列子歸告壺子，司馬彪曰：「壺子名林，列子師。」證列子與子產同時。又據〈史記．老子傳〉關令尹喜強老子著書，〈漢書．藝文志〉道家《關尹子》，班《注》：「名喜，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呂氏．審己〉高《注》：「關尹喜師老子。」而《達生篇》子列子問關尹子，〈呂氏．審己〉子列子請於關尹子。推證列子與老子、關尹子同時，亦正與子產同時。謂：「《讓王篇》所謂子陽，疑當為子駟，亦子產時。傳其事者以子駟、駟子陽並為鄭相，又並不得其死，相涉而誤。」今考〈漢書．古今人表〉，列子在韓景侯、魏武侯間，亦自以列子在戰國，不在春秋也。《藝文志》道家《列子》八篇，列《莊子》後。班《注》：「名圄寇，先莊子，莊子稱之。」僅據莊子稱之，而云在莊子先，亦不以為在春秋時。春秋主政不稱相。（朔雪寒註：這是完全的睜眼說瞎話了！春秋主政，晏子稱齊國之相、孔子稱攝魯國之相，〈尹文子．大道下〉：「孔丘攝魯相，七日而誅少正卯。」、〈史記．吳太伯世家〉：「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奔吳。」、〈史記．管晏列傳〉：「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凡此類記載多如牛毛，而疑古派如錢穆等「歷史大師」卻都主張「春秋主政不稱相」。然後突然到了戰國大家都稱相了？這些錯誤偏見的來源大抵都是受到前人的誤導。《孫子兵法論正》已用實例舉出當時稱相之普遍。這種謬論可以終止了！而且說列子在莊子之先，從邏輯上來說，並不否認列子可以生活在春秋時代的可能！可是這裡錢穆卻明顯缺乏應有的邏輯思維能力，居然稱「僅據莊子稱之，而云在莊子先，亦不以為在春秋時。」本來沒有否認的東西，到了錢穆手上卻變成否認了！從這裡不難看出錢穆的邏輯思維水平真的是非常低下的！而且春秋戰國只是後人劃分出的年代界線，很多人其實是從春秋活到了戰國的，如孔子弟子子夏、公孫龍都是如此！這本是常識範疇的東西，在錢穆身上卻讓人難以看到！以至於他不能容許一個春秋時人的關尹子的弟子可以生活在春秋時代，而必須只能生活在戰國時代。於是乾脆連關尹子的真實性也給取消了！）且子駟見殺，子產已為政，亦不得稱相子駟。以國相遺窮士粟，其事正當在戰國。子產時猶無有也。（朔雪寒註：這種說法也是不學無術的說法。〈說苑．復恩〉：「北郭騷踵見晏子曰：『竊悅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左傳．昭公十年〉：「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孔子家語．致思〉：「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而交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子華使於齊，冉有為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相關的事例很多，錢穆等人不學無術，張口即來，誤導眾人，影響惡劣！）所謂壺邱子林，伯昏無人，縱非鴻濛列缺之類，然《韓詩外傳》七記狐丘丈人與孫叔敖問答，狐丘即壺丘也。〔參讀《考辨》第七二。〕孫叔敖與子產年世相距五六十載，壺丘及見孫叔敖，豈又為子產師？（朔雪寒註：錢穆先胡扯壺丘就是狐丘，然後再扯因為狐丘是孫叔敖時人。並以自己的胡說八道當成證據，來質疑真實歷史的真實性。類似這種幾近瘋狂的所謂胡扯考證，充斥全書！關於錢穆狐丘的所謂考證牽涉到老子公案那篇，一併留待該篇檢討與反駁。）此等已難確定。伯昏無人尤渺茫，特以子產乃鄭之聞人，而列子亦鄭籍，故言兩人事多牽混。（朔雪寒註：列子、子產這次可是連名字、身分地位都相差甚遠了！國氏，名僑，字子產；列氏，名禦寇，被稱為列子、子列子。子產是鄭國宰相，受孔子稱讚，留下一大堆可考的事蹟；列子窮到快沒飯吃又到了四十幾歲以後還沒有多大的名氣，需要靠鄭國戰國初年時的宰相來接濟。兩人的事蹟都很明確，而且差了這麼多！但錢穆還是張口就來，僅僅因為兩人是同一國的名人，就能隨意說兩人的事蹟會被當時人搞混！常識何在？這究竟是什麼考證？哪裡考證了什麼？）此如諸書言孔子師老萊子，又稱子思師老萊子，豈得證孔子、子思同時？（朔雪寒註：所以孔子與子思不是同時人？同時人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子思是孔子的孫子，子思出生時孔子也還沒死，能不是同時人嗎？這是什麼缺乏常識的疑問？）先秦書如此類者甚眾，馬氏據不可據以疑可據，何耶？老子、關尹，其不可據，與壺丘、伯昏亦同。〔參讀《考辨》第七二。〕否則楊朱師老聃，亦得謂楊朱與子產同時耶？竊意列禦寇，仍當列戰國為允。（朔雪寒註：孔子與弟子年齡相差有四歲的如秦商、九歲的如子路；也有少孔子四十六歲的樊須、五十歲的冉孺、五十三歲的公孫龍，見〈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這些人都與孔子同時，毫無疑義，只是交集時間多寡的問題而已。但如果以弟子身分想要釐清生卒年、活躍時間，也僅能得出大概。可以得出大概，而不是不能得出大概。按照錢穆的主張，「孔子師老萊子，又稱子思師老萊子，豈得證孔子、子思同時？」、「楊朱師老聃，亦得謂楊朱與子產同時耶？」有這種疑問，足見錢穆確實欠缺常識！比較精確的說法，因為不能知道楊朱的真實年齡，不能知道老聃收徒的時間，因此也就不能篤定的說楊朱與子產同時。但毫無疑問，根據老師的年齡，這個答案既沒有絕對的不是，也沒有絕對的是。楊朱的答案還要根據楊朱所交談的所有能考證出時間的人才能更加確定！無法單單用老聃就能得出必然性的結論，除非老聃死於子產之前。因此這個常識判斷其實牽涉到很多考量，但明顯錢穆是沒有相關認知的！而且當我們不知道秦商的死期時，我們根據他與公孫龍都是孔子弟子而稱兩人應是同時人，這有什麼問題嗎？甚至這種說法遠遠比錢穆所謂的考證還要靠譜上千倍。而且楊朱與墨子弟子禽滑釐有過交談，將楊朱所交談過的人的時間畫出一個相對可信的交集區間是能辦到的。依照目前的資料，則我們不能確認楊朱必然不能與子產同時！畢竟即使楊朱與老聃跟公孫龍與孔子一樣都存在巨大的年齡差距，由於不知道老聃的確切生年與收楊朱為徒的時間，也就不能斷定楊朱必然不能與子產同時！錢穆批評「馬氏據不可據以疑可據，何耶？」可笑的是疑古派尤其錢穆最常幹的就是「據不可據以疑可據」，可是這些人卻視為理所當然！那些有正史、多種子書記載的人物，譬如老聃、關尹子、子華子，錢穆隨隨便便就能拿什麼名字有一個字相關甚至不是相同，或者兩人是同一國名人所以兩人事蹟相混，這樣的違背一般常識與毫無邏輯效力的說法就把可信的人物與事蹟給消滅了！而他的理由是如此荒誕可笑！結果批評別人，卻忘了照照鏡子！也是挺可悲的！）

又按〈莊子．齊物論〉稱南郭子綦，其人蓋亦道家先宗也。《徐無鬼》：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遊入見，子綦告之曰：「吾常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矣，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眾三賀之。」南伯子綦即南郭子綦也。則子綦乃齊人而當田太公時。田和之尊禮子綦，蓋亦如魏侯師田子方，友段干木，以大夫僭國，乃敬文學高士，以收譽而籠眾望。子綦正與列禦寇略同時。〔今〈列子．仲尼篇〉，有子列子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請謁云云，南郭子即子綦也。〕乃後世言道家，率言莊、列，子綦之名，若淪若晦，若真與鴻濛列缺為伍矣。爰特表之於此焉。又按《大宗師》南伯子葵，《釋文》引李云：「葵當為綦，聲之誤也。」《莊》書三稱子綦，皆涉忘我之學，固知亦有所受，非虛矣。（朔雪寒註：說「葵、綦」是「聲之誤」，這是沒有根據的說法。而且「南伯」氏就不准有其他子嗣了嗎？可是饒是這樣一個沒有根據的說法，錢穆隨便引用了誰說，也就居然就把「南伯子葵」當成「南伯子綦」了！那我們是不是也能隨便說「布、朱」形近而誤，所以楊朱等於楊布，所以楊朱跟楊布的交談其實是精神分裂者在跟自己交談？錢穆這種隨意的把姓名中甚至只要有任何一點可以扯上關係的東西都當成兩人是一人的證據，根本毫不考慮其間的邏輯、證據問題，直白的說就是一種瘋狂而缺乏邏輯思維能力的作法！至於「南郭子綦」就是「南伯子綦」，那是因為描述兩人時都牽涉到他們與「顏成子」的交談，且對話內容基本一致！所以可以判定為一人。可是「南伯子葵」與「南伯子綦」之間就缺少了其他關連了！如果按照錢穆這種荒誕的做法，凡是同姓氏的都能歸併在一起，那麼有多少人要從歷史消失？但看完整本《先秦諸子繫年》，大家就能明顯發現，錢穆已經把這種荒誕的手法玩上癮了！更扯的是，居然還能斬獲一大堆出自台大與中研院的學者的粉絲！不可思議啊！）

又顏成子游，陸德明《音義》引李云：子綦弟子，姓顏名偃，諡成，字子遊。《齊物論》成《疏》，謂子綦乃楚昭王之庶弟，楚莊王之司馬，誤妄不足信。（朔雪寒註：顏偃，字子遊。怎麼錢穆不把這個人與孔子弟子「言偃，字子游」（游、遊，通假。）歸併在一起呢？因為沒有意義啊！因為如果這樣做，加上言偃的時間又能確定在春秋末年，那麼這樣的做法就會把「南郭子綦」的年代往上拉了！這是疑古派最不願做的事情！）

所以到底這一篇錢穆在講什麼？做出了什麼成果？

首先錢穆重述了疑古派認為《列子》是魏晉南北朝偽書的虛假結論。重申老聃、關尹子的事情不可信！至於劉向弄錯年代，他就直接說因為《列子》是偽書，所以也不值得深入討論！

最後又扯一些基本常識問題，錢穆以為把一個老師的兩個徒弟當成同時人根本不合理，說錢穆潛在想說這是違背常識的或者荒誕的，也可以！可是究竟誰才不合理？誰才荒誕？一個老師的兩個徒弟，除非第一個徒弟死了之前另外一個徒弟還沒有誕生，否則說兩人是同時人有什麼問題？為什麼錢穆居然缺乏這種常人都有的基本常識判斷？卻能被持續吹捧數十年而成為所謂的國學大師？

根據記載列子的所有子書的信息，列子的老師有關尹子、壺丘子，這符合當時拜師多門的現象，如孔子就向很多老師學習。墨子弟子禽滑釐也曾經向儒家子夏之輩學習。而關尹子、壺丘子是春秋末年人（主要活躍時間），於是錢穆為了不讓列子成為春秋時人，就開始針對這一點展開攻擊。首先取消老聃、關尹子的真實性，因此也就不用考證了！反正是假的。接著又扯壺丘其實是楚莊王時跟孫叔敖交談的狐丘丈人，然後說孫叔敖時的人怎麼跟列子交談？可見是假的！這就很妙了！如果按照錢穆自己的邏輯：「孔子師老萊子，又稱子思師老萊子，豈得證孔子、子思同時？」、「楊朱師老聃，亦得謂楊朱與子產同時耶？」那麼為什麼「壺丘」跟春秋末年的「子產」交談，卻居然「狐丘」又能跟楚莊王時的孫叔敖交談呢？狐丘丈人明明只跟孫叔敖交談，而壺丘也明明只跟子產、列子交談，怎麼卻說「孫叔敖與子產年世相距五六十載，壺丘及見孫叔敖，豈又為子產師？」錢穆如果知道孫叔敖與子產「年世相距五六十載」，那麼又怎麼可能得出「壺丘」就是「狐丘」這樣的可悲結論呢！錢穆真的有基本的邏輯推理能力嗎？而且「子產、關尹子」 確確實實就是春秋末年人啊，可是錢穆首先把關尹子打成假的，因為子產很難打成假的，因此只能把子產的事蹟打成假的！再用這種結論來把列子打出春秋範圍！可是錢穆的常識似乎沒有告知他，人類不是按照年代劃分線來決定生死的！但根據全書的所有鬼扯蛋，可以確認錢穆真的沒有這種認知！

最後就是指出〈列子．仲尼〉提到「子列子與南郭子」的故事，因此指出跟列子交談的南郭子就是莊子提到的「南郭子綦」，證據、推論過程，全部沒有！僅僅因為人家姓「南郭」氏所以就說兩人是同一個人。更以此繼續發揮，然後說「南伯子葵」也是「南郭子綦」（因為「南郭子綦」曾寫作「南伯子綦」）。所以好多人又被歸併了！而其目的居然是一個違背常識的「偏見」，也就是錢穆認為一個戰國初年人不能、不應曾經生活在春秋末年！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列子．仲尼〉的相關文字：

〈列子．仲尼〉：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雖然，子列子亦微焉，朝朝相與辯，无不聞。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門之徒役，以為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

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无聞，目无見，口无言，心无知，形无惕。往將奚為？雖然，試與汝偕往。」

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群。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言，衎衎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子之徒駭之。反舍咸有疑色。

子列子曰：「得意者无言，進知者亦无言。用无言為言亦言，无知為知亦知。无言與不言，无知與不知，亦言亦知。亦无所不言，亦无所不知；亦无所言，亦无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

首先，為什麼被錢穆等疑古派認定為魏晉南北朝偽書的《列子》的這一段話又可信了？反正疑古派說可信的時候就可信，不可信的時候就不可信！就是如此隨意，就問你能怎樣？學界與相關出版資源多數都掌控在這一幫人的徒子徒孫之中，就問你能怎樣？你想怎樣？

那麼為什麼這一段話裡，明明是這樣說的「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這段連著「南郭子」的故事說的事情，而且兩個事件具有因果關係。為什麼居然又不可信了！錢穆怎麼說：「所謂壺邱子林，伯昏無人，縱非鴻濛列缺之類，然《韓詩外傳》七記狐丘丈人與孫叔敖問答，狐丘即壺丘也。〔參讀《考辨》第七二。〕孫叔敖與子產年世相距五六十載，壺丘及見孫叔敖，豈又為子產師？此等已難確定。伯昏無人尤渺茫，特以子產乃鄭之聞人，而列子亦鄭籍，故言兩人事多牽混。」所以短短一段話，錢穆想用的時候就說可信，覺得對自己的謬論有害了就說不可信！這是什麼東西？

說穿了，錢穆的主要目的就是不能讓關尹子的弟子曾經生活在春秋時代。因為如果這種事實被人認可了，還怎麼把關尹子的老師老聃的人格給消滅掉呢？怎麼貶低、摧毀道家學派呢？怎麼繼續捧孔子為至聖先師呢？

關於列子公案，多數文章已經發表在〈先秦諸子與老子．列子〉一篇的考證之中。但列子公案是一個可以跟老子公案的熱鬧程度相提並論的公案，涉案者有諸如錢鍾書、季羨林等令人「景仰」的大師在其中。牽涉到的文章文字數量破百萬字，不是一本專書不能盡數收納。目前實在欠缺時間把所有證據加以完整陳述，並把相關文章打包成書。因此在此僅先將〈先秦諸子與老子．列子〉一節的部分文字交代於此。至於全書可待日後整理成《《列子》公案徹底終結》，再行公佈！這裡主要針對主要謬論進行反駁！

其他關於列子的相關考證，可參考「中山公子牟」一篇。

〈道德經論正．先秦諸子與老子．列子〉：

列子，列禦寇，鄭國人。關尹子弟子。劉向《列子》新書目錄稱：「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為進、以賢為形。如此者衆。及在新書有棧，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理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頗有可觀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漢成帝年號）三年八月壬寅上。」、〈漢書．藝文志〉：「《列子》八篇。〔班固註：名圄寇，先莊子，莊子稱之。〕」、〈呂氏春秋．觀世〉：「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子列子禦寇，体道人也。著書八篇。在莊子前，莊子稱之也。〕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子陽，鄭相，一曰鄭君。〕。」其中東漢初年班固指出《列子》有八篇，東漢末年高誘仍指出《列子》有八篇，都與今本的篇數相合。

〈尸子．廣澤〉：「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莊子》有〈列御寇〉。尸子、莊子、商鞅、孫臏、尉繚、孟子都是同一個時代的人，而一說「列子貴虛」，一專列〈列御寇〉。〈戰國策．韓策二．史疾為韓使楚〉：「史疾為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史疾事件發生於前301年之後（見以下考證），韓國滅鄭在前375年，並且以新鄭為首都。史疾能「治列子圉寇之言」既有地緣因素，也證明了《列子》已流傳於世。沒有《列子》，如何「治列子圉寇之言」？以上這些都證明此時列子的著作已經流傳了！

列子，據劉向所說是「鄭穆公」時人。這如果不是字誤，或者被後人所改而非劉向所說，或者就是劉向所見已經如此。鄭穆公於前627年至前606年在位，列子當然不可能是鄭穆公時人。就文本非自然變動而言，稱列子為鄭穆公時人唯一合理的目的就是為了把老聃年壽造假之事做到無縫銜接。老聃曾被指稱為是在周幽王二年（當前780年）因「地震」而預言「周將亡矣」的伯陽父，而老聃的弟子文子據班固所見或所推論，則又被稱為是與周平王對談之人。從而使班固困惑！周平王正是周幽王之子，於前770年至前720年在位。文子與關尹都是老聃弟子，因此以此推之，關尹的弟子便被說成是鄭穆公時人了！因此可知，這些都是後代為神話老聃與整個道家體系而製造的假信息！不足取信於人！更不需要把列子與其他「穆公」牽扯上，因為《列子》中早有記載列子與鄭國子陽的事蹟（〈列子．說符〉），列子為何時人在此已經揭露，不需多做猜想！就文本是自然變動而導致訛誤而言，陳廣忠已經指出〈莊子．逍遙遊〉：「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唐．成玄英疏：「姓列，名御寇，鄭人也。與鄭繻公同時。師於壺丘子林，著書八卷。得風仙之道，乘風游行，冷然輕舉，所以稱善也。」（參考《道家文化研究》第十輯）其中鄭國子陽正與鄭繻公同時。那麼「鄭穆公」自然是「鄭繻公」之誤，「穆、繆」古音近通假、「繻、繆」形近而誤。《列子》中本就記載列子與鄭國子陽同時，列子是何時人，早已是不言自明之事！

若以列禦寇在可見的史料中所接觸到的人而論，列子是春秋末年至戰國初年人，與墨子同時。這是以事考人，若以書考人，則明顯行不通。主因在於《列子》中已經屢屢稱呼「列子」並記載「列子」與他人的互動事蹟了。可以說這是與《晏子春秋》體例一致。既包含了列子個人的作品、列子引用他人的作品（譬如〈楊朱〉篇即可能取自楊朱的著作，劉向稱「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屬於合理之說！但莊子也大量引用了《列子》的文字，因此不足為奇！），也包含了列子弟子記載列子事蹟的部分！從這一點來說，雖然事蹟是弟子所記，實則仍需師父列子認可，仍可視為列子的著作。（朔雪寒註：上接中山公子牟一書考證所引列子考證。以下為針對《列子》被疑古派指稱為偽書的幾點核心文字的考證。其他部分證據實在太多，可參考《先秦諸子與老子》關於列子的考證，這裡就不再繁瑣引用了！）

〈呂氏春秋．審己〉：

子列子常射中矣，請之於關尹子。關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乎？」答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請。關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子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非獨射也，國之存也，國之亡也，身之賢也，身之不肖也，亦皆有以。聖人不察存亡賢不肖，而察其所以也。

〈列子．天瑞〉：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无識者。國君卿大夫眎之，猶眾庶也。國不足，將嫁於衛。弟子曰：「先生往无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无時不生，无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列子．說符〉：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无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遇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呂氏春秋．觀世〉：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秉。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為有道者妻子，皆得逸樂。今妻子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至已而罪我也，有罪且以人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殺子陽。〔高誘註：子陽嚴猛，刑無所赦。家人有折弓者，畏誅，因國人逐猘狗之亂而殺子陽也。〕受人之養，而不死其難則不義，死其難則死無道也。死無道，逆也。子列子除不義、去逆也，豈不遠哉！且方有饑寒之患矣，而猶不苟取，先見其化也。先見其化而已動，遠乎性命之情也。

〈呂氏春秋．首時〉：

鄭子陽之難，猘狗潰之〔高誘註：潰，亂也。子陽，鄭相。或曰鄭君。好行嚴猛，人家有猘狗者，誅之，人畏誅，國人皆逐猘狗也。〕；齊高國之難，失牛潰之；眾因之以殺子陽、高國。〔眾因之以殺二子，逐失牛之亂，如逐猘狗之亂也。故禍同。〕當其時，狗牛猶可以為人唱，而況乎以人為唱乎？

〈呂氏春秋．適威〉：

子陽極也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必死，遂應猘狗而弒子陽，極也。〔高誘註：子陽，鄭君也，一曰鄭相也。好嚴猛於罪，刑無所赦。家人有折弓者，恐誅，因國人有逐狡狗之擾而殺子陽。極於刑之故也。〕周鼎有竊，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

〈韓非子．說疑〉：

若夫齊田恆、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衛子南勁、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為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上逼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內、親下以謀上，不難為也。如此臣者，唯聖王智主能禁之，若夫昏亂之君，能見之乎？……

若夫周滑之、鄭王孫申、陳公孫寧、儀行父、荊芋尹申亥、隨少師越、種干、吳王孫額、晉陽成泄、齊豎刁、易牙，此十二人者之為其臣也，皆思小利而忘法義，進則揜蔽賢良以陰闇其主，退則撓亂百官而為禍難，皆輔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說於主，雖破國殺眾不難為也。有臣如此，雖當聖王尚恐奪之，而況昏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故周威公身殺，國分為二；鄭子陽身殺，國分為三；陳靈公身死於夏徵舒氏；荊靈王死於乾谿之上；隨亡於荊，吳併於越，智伯滅於晉陽之下，桓公身死七日不收。故曰，諂諛之臣，唯聖王知之，而亂主近之，故至身死國亡。

……又曰：「以今時之所聞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易牙之取衛，韓、魏、趙三子分晉，此六人，臣之弒其君者也。」

〈淮南子．繆稱〉：

簡公以懦殺〔高誘註：簡公，齊君也。以柔懦，田成子殺之。〕，子陽以猛劫〔子陽，鄭相也。尚刑而劫死。〕，皆不得其道者也。

〈淮南子．氾論〉：

鄭子陽剛毅而好罰〔高誘註：子陽，鄭君也。一曰鄭相。〕，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猘狗之驚，以殺子陽〔舍人，家臣也。國人逐猘狗，以亂擾，舍人因之以殺子陽。〕，此剛猛之所致也。

〈史記．楚世家〉：

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楚，至乘丘而還。四年，楚伐周。鄭殺子陽。

〈史記．鄭世家〉：

三十七年，聲公卒，子哀公易立。哀公八年，鄭人弒哀公而立聲公弟丑，是為共公。共公三年，三晉滅知伯。三十一年，共公卒，子幽公已立。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幽公弟駘，是為繻公。〔集解年表云：鄭立幽公子駘繻。或作「繚」。〕

繻公十五年，韓景侯伐鄭，取雍丘。鄭城京。

十六年，鄭伐韓，敗韓兵於負黍。二十年，韓、趙、魏列為諸侯。二十三年，鄭圍韓之陽翟。

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子陽之黨共弒繻公駘而立幽公弟乙為君，是為鄭君。〔集解徐廣曰：「一本云『立幽公弟乙陽為君，是為康公』。六國年表云立幽公子駘，又以鄭君陽為鄭康公乙。班固云『鄭康公乙為韓所滅』。」〕鄭君乙立二年，鄭負黍反，復歸韓。十一年，韓伐鄭，取陽城。

〈史記．六國年表〉：

楚聲王當元年。魯穆公元年。（當前407年）……五。魏、韓、趙始列為諸侯。六。盜殺聲王。（當前402年）楚悼王類元年。二。三晉來伐我，至乘丘。三。歸榆關于鄭。四。敗鄭師，圍鄭。鄭人殺子陽。（當前398年）

〈史記．六國年表〉：

鄭聲公卒。（當前463年）……

（韓烈侯）二。鄭殺其相駟子陽。（當前398年）三。（鄭人殺君）三月，盜殺韓相俠累。四。鄭相子陽之徒殺其君繻公。五。鄭康公元年。……韓哀侯元年。分晉國。二。滅鄭。康公二十年滅，無後。（前375年）

〈史記．六國年表〉：

齊康公貸元年（前404年）。二。宋悼公元年。……十。宋休公元年。（前395年）。

〈呂氏春秋．慎勢〉：

莊王圍宋九月，康王圍宋五月，聲王圍宋十月〔高誘註：聲王，楚惠王熊章之孫、簡王之子，在春秋後。〕。楚三圍宋矣而不能亡，非不可亡也，以宋攻楚，奚時止矣？凡功之立也，賢不肖彊弱治亂異也。

〈史記．楚世家〉：

二十四年，簡王卒，子聲王當立。〔正義謚法云「不生其國曰聲」也。〕聲王六年，盜殺聲王，子悼王熊疑立。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楚，至乘丘而還。〔集解徐廣曰：「年表三年歸榆關于鄭。」正義年表云：三晉公子伐我，至乘丘，誤也，已解在年表中。〕四年，楚伐周。鄭殺子陽。九年，伐韓，取負黍。十一年，三晉伐楚，敗我大梁、榆關。〔索隱此榆關當在大梁之西也。〕楚厚賂秦，與之平。二十一年，悼王卒，子肅王臧立。

〈繫年．第二十二章〉：

楚聲桓王即位，元年，晉公止會諸侯於任，宋悼公將會晉公，卒于鼬。韓虔（虎）、趙籍、魏【119】擊率師與越公翳伐齊，齊與越成，以建陽、[巨邑]陵之田，且男女服。越公與齊侯貸、魯侯衍【120】盟于魯稷門之外。越公入饗於魯，魯侯御，齊侯參乘以入。晉魏文侯斯從晉師，晉師大敗【121】齊師，齊師北，晉師逐之，入至汧水，齊人且有陳[鹿坙]子牛之禍，齊與晉成，齊侯【122】盟於晉軍。晉三子之大夫入齊，盟陳和與陳淏於溋門之外，曰：「毋修長城，毋伐廩【123】丘。」晉公獻齊俘馘於周王，遂以齊侯貸、魯侯羴（顯）、宋公田、衛侯虔、鄭伯駘朝【124】周王于周。【125】

〈繫年．第二十三章〉：

楚聲桓王立四年，宋公田、鄭伯駘皆朝于楚。王率宋公以城榆關，是（寘）武陽。秦人【126】敗晉師於洛陰，以爲楚援。聲王即世，悼哲王即位。鄭人侵榆關，陽城桓定君率【127】榆關之師與上國之師以交（邀/徼）之，與之戰於桂陵，楚師無功。景之賈與舒子共止而死。明【128】歲，晉[貝重]余率晉師與鄭師以入王子定。魯陽公率師以交（邀）晉人，晉人還，不果入王子。明歲，【129】郎（梁？）莊平君率師侵鄭，鄭皇子、子馬、子池、子封子率師以交（邀）楚人，楚人涉𣲲（氾？），將與之戰，鄭師逃【130】入於蔑。楚師圍之於蔑，盡逾（降）鄭師與其四將軍，以歸於郢。鄭太宰欣亦起禍於【131】鄭，鄭子陽用滅，無後於鄭。明歲，楚人歸鄭之四將軍與其萬民於鄭。晉人圍津、長陵，【132】克之。王命平夜武君率師侵晉，逾（降）郜，止[灷阝]公涉澗以歸，以復長陵之師。厭（？）年，韓【133】取、魏擊率師圍武陽，以復郜之師。魯陽公率師救武陽，與晉師戰於武陽之城【134】下，楚師大敗，魯陽公、平夜悼武君、陽城桓定君，三執珪之君與右尹昭之竢死焉，楚人盡棄其【135】旃幕車兵，犬逸而還。陳人焉反而入王子定於陳。楚邦以多亡城。楚師將救武陽，【136】王命平夜悼武君李（使）人於齊陳淏求師。陳疾目率車千乘，以從楚師於武陽。甲戌，晉楚以【137】戰。丙子，齊師至喦，遂還。【138】

列子時死去的「鄭子陽」即「駟子陽」，究竟是宰相還是國君，高誘已經弄不清楚了！按照〈韓非子．說疑〉則「故周威公身殺，國分為二；鄭子陽身殺，國分為三；陳靈公身死於夏徵舒氏；荊靈王死於乾谿之上」不僅鄭子陽與周威公、陳靈公、楚靈王這些國君相提並論，更重要的是「鄭子陽身殺，國分為三」，如果子陽不是國君，不是領導者，死後為何會「國分為三」？如果子陽是被鄭國國君所殺，則鄭國國君未死，怎麼可能導致「國分為三」的結果？且韓非又說：「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易牙之取衛，韓、魏、趙三子分晉，此六人，臣之弒其君者也。」結合〈繫年．第二十三章〉記載楚聲桓王（楚聲王）立四年即前398年，「楚師圍之於蔑，盡逾（降）鄭師與其四將軍，以歸於郢。鄭太宰欣亦起禍於鄭，鄭子陽用滅，無後於鄭。」則是子陽被太宰欣所殺，是鄭國宰相欣趁著鄭國四將軍都被楚國俘虜的時候，利用子陽的舍人，憑藉著「猘狗之亂」而殺掉子陽。是「臣」太宰欣殺掉「君」子陽。如果以「駘、駟」而論，符合春秋見名知字的一般慣例，但如此就無法解釋「子陽」的由來！但如果是「殺其『君』駟、子陽」則上面各種說法都能得解，但司馬遷卻是說：「鄭殺其『相』駟子陽」。

根據〈繫年．第二十二章〉「楚聲桓王即位，元年，晉公止會諸侯於任，宋悼公將會晉公，卒于鼬。」楚聲王元年當前407年，其隔年當前406年。根據〈繫年．第二十三章〉的說法則「楚聲桓王立四年，宋公田、鄭伯駘皆朝于楚。」楚聲王四年當前404年，但根據〈史記．六國年表〉則楚聲王死於前402年，宋休公田立於前395年。則《史記》對於宋悼公、宋休公的即位時間的記載明顯有誤。而且《史記》對於鄭世家「聲公」以後的記載都非常簡略，甚至與鄭國本身無關，而其記子產之死在鄭聲公五年也是錯誤的，更重要的是不管是根據〈逸周書．諡法解〉或〈獨斷．卷下．帝謚〉，都沒有所謂的「繻」這個諡。因此「繻」必有誤！《集解》稱鄭君的名字叫做「駘繻」。如此，顯然這個君主根本無「諡」，「繻」也確實不是「諡」。韓非稱「鄭子陽身殺，國分為三」、〈繫年．第二十三章〉稱「鄭太宰欣亦起禍於鄭，鄭子陽用滅，無後於鄭。」、〈史記．六國年表〉稱「韓哀侯元年。分晉國。二。滅鄭。康公二十年滅，無後。」、〈史記．鄭世家〉稱「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子陽之黨共弒繻公駘而立幽公弟乙為君，是為鄭君。」《集解》註引徐廣曰：「一本云『立幽公弟乙陽為君，是為康公』。六國年表云立幽公子駘，又以鄭君陽為鄭康公乙。班固云『鄭康公乙為韓所滅』。」則鄭康公的名字一傳為「乙陽」。不管如何，顯然關於「子陽之死」到鄭國的滅亡，這裡的歷史依然有誤是可以肯定的。

這一來，如果以〈繫年．第二十三章〉為正確，則「子陽」即是「鄭伯駘繻」，是宰相欣趁鄭國公族勢力被楚國俘虜，有篡位或叛亂之心，於是發動叛亂弒殺子陽。因此韓非稱「太宰欣取鄭」表明弒君成功，因此接下來的鄭君就是太宰欣。而司馬遷楚悼王四年也是楚聲王四年之誤。如果以《史記》為正確，則〈繫年．第二十三章〉便誤「楚悼王」為「楚聲王」。若以年代而論，結合司馬遷誤植子產死期，且對於鄭聲公以後的鄭國事件已經幾乎不知，則〈繫年．第二十三章〉所載明顯更為可信。而依據〈史記．六國年表〉則韓烈侯二年鄭君子陽被殺、三年鄭人又殺其君篡位者太宰欣，四年所謂子陽之徒又殺其君駘（或者其他名字）。如此連續三年殺掉君主，頗符合墨子與魯陽文君所謂「鄭人三世殺其父」的說法。但以「魯陽文君」的年代來說是不可能的。因此最大的可能是《史記》對於楚王世系、鄭國世系的記載仍有誤。

「子列子常射中矣，請之於關尹子」，則列子為關尹子的弟子，而關尹子為老聃的弟子。如此，則列子的輩份相當於子貢、子夏、曾子的輩份。但一如孔子與弟子的年齡差距有達到五十三歲的，老聃、關尹子、列子三輩如果都相差四五十歲，就可能拉長三代人的活躍時間。除了師徒之間的年齡差距以外，還會影響到活躍時間總長度的還有收徒時間，如果收徒在晚年，自然總體活躍時間會更長。譬如孔子收公孫龍其時間只能在孔子晚年，而此時距離孔子生年已經接近七十年，若以公孫龍為例，則其拜師時未滿二十歲。

如此，則列子的年歲不超過一百歲，便不可能看到子陽被殺。但如果列子能看到子陽被殺，則如何可以師從子產的老師壺丘子林？有二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壺丘子林是長壽之人，一如孔子可以活到前479年左右甚至更後，否則列子要能與之對話，又要能見到子陽被殺，其機率太低了！而且壺丘子林尚且與子產有交集，而子產死於前522年，這壓縮了壺丘子林正常人類壽命的空間。但如老聃有孔子、楊朱兩位弟子，孔子死後，楊朱還能與墨子弟子禽滑釐交談，足見楊朱理應比孔子年輕。又如孔子收徒，有小孔子四歲的秦商，也有小孔子五十三歲的公孫龍，兩人不需要同時，但卻可以都是孔子弟子，而且兩人年齡相差近五十歲！而史料中並沒有子產與列子有交集的資料，這也證明了列子不需要與子產同時，但可以同時是壺丘子林的弟子。從「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无識者。」、鄭子陽死於前398年進行倒推，則列子居住在鄭國當前438年，這一年列子究竟幾歲不得而知，但這可以視為列子在鄭國的主要生存時間。至於列子何時向關尹學射箭，則不可知。但若以列子前438年剛滿二十歲而論，則關尹的死期上限可以定在前438年，而這個時間與楊朱、墨子、楚惠王等人都有交集。

第二種可能：列子的「鄭子陽」不是前398年的「子陽」。古代同名同姓者很多，這一點不足為奇！或者司馬遷對於「子陽」之死的時間有誤。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鄭聲公）五（年），子產卒。

〈左傳．昭公二十年〉：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

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

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

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依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則子產死於鄭聲公五年，當前496年。如果依照這個說法，「子產殺鄧析」並不誤，因為根據〈左傳．定公九年〉：「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則鄧析死於前501年，此時若子產尚未死，自然可以說成是子產命令駟歂殺鄧析。

依據〈左傳．昭公二十年〉，則子產死於魯昭公二十年，當前522年。〈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此年當前517年，而游吉確實稱「先大夫子產」，因此《史記》的相關記載有誤，可以肯定。如此，則司馬遷誤子產之死後26年，如果這表示司馬遷把整個小國鄭國的歷史都誤置了26年，則將子陽之死提前26年，是前424年。往前推四十年，是前464年，是列子開始在鄭圃居住的時間。再往前推二十年是其生年，當前484年。但即使如此，除非列子生於更早之前，否則仍然無法與子產同時，但列子可以單獨與壺丘子林同時，如孔子晚年收小自己五十三歲的公孫龍為徒，其時孔子已經接近七十歲，而此時孔子第一代弟子很多都已經死去了。且根據〈繫年．第二十三章〉的記載，則子陽之死確實與司馬遷所說時間相當，與楚悼王時間重疊。因此列子之時的子陽不是後來被太宰欣所殺的子陽也是一種可能。但遠不如壺丘子林年壽長、收徒晚這一更大可能。

《列子》中除了引用《老子》之外，也引用《黃帝書》、《鬻子》、《山海經》、《周書》，同時其中幾則《黃帝書》的內容，《老子》、《文子》亦引。證明列子之時，《黃帝書》尚未失傳。除了《黃帝書》，今日還能辨認的古籍有《周書》如記《穆天子傳》或周穆王的部份等。

因此，從以上的總總論述，至少可以將壺丘子林、列子、楊朱、老聃的相關說法定在春秋末年。至於《列子》一書中沒有標明出自以上人等的，以及沒有標明實際說話者的，則應該視為戰國時期的引文。至於當今學術界考證《列子》一書年代者的證據多數荒謬可笑，不再贅論。譬如近年還有以詞頻為考證方式的，這種方式的做法是說譬如《列子》中的詞彙，「根據目前可見文獻」進行詞頻統計，結果發現春秋戰國時期的用例很少（春秋戰國留下多少文獻？），發現哪一個朝代用到了最多的詞，就說《列子》是這個朝代偽造出來的。而全書完全不用證明哪怕其中一個詞彙為什麼是那個時代才能用的哪怕一點證據！也不用管當前所能見到的文獻自然是時代越久就越少的客觀事實（文獻越少、字數越少，統計上已經產生嚴重偏差。），同時更缺乏統計學的基本水平。更沒有水準的乃在於這犯了邏輯謬誤中的「不當預設」謬誤，可以說這不過是早期疑古派拿「仁義」來證偽老子、孫子的「現代化」運用。可悲的是，都二十一世紀了，還有學者連基本語言學規律與邏輯學規則都不清楚，就寫出了這樣的書，更可悲的是還獲得中研院等單位的補助出版。

以疑古學派「豐富」的成果而論，筆者若要對每一本被疑的子書進行完全反駁，每本幾乎都要耗費數十萬字的篇幅。以《老子》而論，本書老子其人其書的考證篇幅已超過一百多萬字，如果連帶將《文子》、《列子》甚至《莊子》的年代做一完整考證，則全書沒有兩三百萬字是無法完成的。然而若以《孫子兵法論正》、《道德經論正》（本書）已經揭露的疑古論文之荒謬性而論，實在「無此必要」。

《列子》公案雖小於《老子》、《文子》，陣容的影響力卻遠比《文子》的疑古派總和還大，因為牽涉其中的疑古派有季羨林、錢鍾書、胡適，只此三人名頭，足以唬弄眾多讀者矣！事實上，有興趣考證的讀者，只需遵照本書考證《老子》、《文子》的手法，利用當代的檢索系統，找出所有《列子》徵引實例，即可明白。逆向偽造「絕無可能」，可惜大學者、專家、權威，飽學如錢鍾書、胡適、季羨林者尚且要認此書為偽書，其他不識之無之輩焉能不望風景從！豈不可悲！

根據以下簡單的考證與多方比對，可以得知，《列子》成書後，先後為《莊子》、《呂氏春秋》、《韓非子》等戰國末期經典所轉錄，其他看過《列子》書的尚有子順等人！

〈尸子．廣澤〉：

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已，皆弇於私也。天、帝、皇、后、辟、公、弘、廓、宏、溥、介、純、夏、幠、塚、晊、昄，皆大也，十有餘名而實一也。若使兼、公、虛、衷、平易、別囿一實也，則無相非也。贖人。

〈呂氏春秋．不二〉：

聽群眾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

〈列子．天瑞〉：

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无貴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事之破䃣，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

尸子是在商鞅被殺時逃出秦國，商鞅死於前338年。其稱列子等「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則表示列子等人的年代在「數世」以前！這與《莊子》已經大量引用「列子」的言論其時間是相合的。《呂氏春秋》約成書於前239年。根據〈列子．天瑞〉則列子「貴虛」甚至是列子自己承認並當時就廣為人知的主張，而非如其他人是後世總結出的例子。史疾之時，如果沒有《列子》流傳，試問他如何「治列子圉寇之『言』」！

〈戰國策．韓策二．史疾為韓使楚〉：

史疾為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為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圉盜乎？」曰：「可。」曰：「以正圉盜，奈何？」頃間有鵲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此鳥何？」王曰：「謂之鵲。」曰：「謂之烏，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烏不為烏，鵲不為鵲也。」

〈史記．西南夷列傳〉：

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頞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筰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

〈商君書．弱民〉：

楚國之民，齊疾而均，速若飄風；宛鉅鐵鉈，利若蜂蠆；脅蛟犀兕，堅若金石。江漢以為池，汝潁以為限，隱以鄧林，緣以方城。秦師至鄢郢，舉若振槁，唐蔑死於垂沙，莊蹻發於內，楚分為五，地非不大也，兵非不眾也，甲兵財用非不多也，戰不勝，守不固，此無法之所生也。

史疾是何時人不得而知，但韓國被秦國滅於前230年。若以戰國時楚國歷史來衡量史疾的年代，則其「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可以當成一條重要線索。莊蹻為盜是戰國時代楚國重大的盜匪事件，起因於前301年唐蔑所率領的楚國軍隊被齊國匡章所率領的聯軍所打敗，楚國軍隊因此分崩離析，無力全力制衡莊蹻所率領的盜匪。而莊蹻自稱為滇王約在前277年。因此史疾對楚王的相關言論可以定在前301年之後。如此，史疾的年代若能確認，則《列子》成書的下限可知，而其書中非列子時代的後出部分（如注文摻入、後人累加），即可予以校正。

〈列子．說符〉：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己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為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无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決喻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无差焉。若然，死者奚為不能言生術哉？」

〈孔叢子．陳士義〉：

枚產謂子順曰：「臣匱於財，聞猗頓善殖貨，欲學之。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荅曰：「然。知之。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長寒，聞陶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富猗頓。且夫為富者，非唯一術。今子徒問猗頓，何也？」枚產曰：「亦將問之於先生也。」答曰：「吾貧，而子問以富術。縱有其術，是不可用之術也。昔人有言能得長生者，道士聞而欲學之。比往，言者死矣，道士高蹈而恨。夫所欲學，學不死也。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為學也。今子欲求殖貨而問術於我。我且自貧，安能教子以富乎？子之此問、有是道士之學不死也。」

子順所引故事正出自〈列子．說符〉。子順即孔謙，為孔子八代孫，魏安僖王（前276年至前243年在位）時曾擔任魏國宰相。

〈列子．說符〉：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𥳑子，𥳑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𥳑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眾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𥳑子曰：「然。」

〈孔叢子．執節〉：

虞卿著書，名曰《春秋》。魏齊曰：「子無然也。《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為名，何？」答曰：「經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則為經矣。且不為孔子，其無經乎？」齊問子順。子順曰：「無傷也。魯之史記曰《春秋》。經因以為名焉。又晏子之書亦曰《春秋》。吾聞泰山之上，封禪者七十有二君。其見稱述，數不盈十，所謂貴賤不嫌同名也。」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雀於趙王，而綴之以五綵，趙王大悅。申叔以告子順。子順曰：「王何以為也？」對曰：「正旦放之，示有生也。」子順曰：「此委巷之鄙事爾，非先王之法也。且又不令。」申叔曰：「敢問何謂不令？」答曰：「夫雀者，取其名焉，則宜受之於上，不宜取之於下。下人非所得制爵也，而王悅，此殆非吉祥矣。昔虢公祈神，神賜之土田，是失國而更受田之祥也。今以一國之王，受民之雀，將何悅哉！」

〈史記．白起王翦列傳〉：

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卻，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群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郁離子．淳于髡論燕畔〉：

齊人伐燕，取其財而俘其民。王朝而受俘，喜見於色，謂其大夫曰：「寡人之伐燕，不戮一人焉，雖湯、武亦若是而已矣。」大夫皆頓首賀。已而，燕人畔，王怒曰：「吾之於燕民，盡心焉！一朝而畔，寡人德不足為與？」淳于髡仰天大笑，王怪而問之，對曰：「臣鄰之富叟疾，使巫禱於神，神告之曰：『若能活物萬，吾當為若請於帝，去爾疾，錫爾壽。』富叟曰『諾。』乃使人搜於山，羅於林，罾於澤，得羽毛鱗介之生者萬，言於神而放之。罔罟所及，鎩翅而滅足者，嘈嘈聒聒，蔽野掩谷。明日而富叟死，其子往泣於巫曰：『神亦有迋乎？』問之，以實對。巫笑曰：『有是哉！是女實自迋，非神迋女也。』今燕之君臣相為不道，而民無故也。君伐而取其財，遷其居。冤號之聲，訇殷天地，鬼神無所依歸，帝怒不可解矣，而曰不戮一人焉！夫人饑則死、凍則死，不必皆以鋒刃而後謂之殺之也。周詩曰：『樹怨以為德。』君實有焉！而以尤燕民，非臣之所知也。」

放生的思想早在趙簡子之前便已有之，往後子順繼續談論到此事，也屬客觀證據！老子之前的孫叔敖則早有「陰德、陽報」之論，即便「報應」的思想也早在春秋之時便已有之，最有名的又莫過於戰國末年的白起自白：「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且依照子順的談話也不難推論，「放生」是趙國特有的習俗，而趙國的創國者正是周穆王的「駕駛」造父，而與周穆王相關而並載於《列子》的則是「周穆王西巡狩」時看到「機器人」的故事！造父、趙國、西方、放生、佛教思想，顯然都確實具有相關性！造父確實到過西方，而趙國確實是當時具有放生習俗的一國，因此，要說放生是趙國君主自己想出來而不含宗教色彩與思想成分，難以成立！若是有宗教色彩，那麼西方的宗教正好就是佛教！因此，可以推論，印度佛教思想的傳入恐怕遠遠早於今人的想像之外！果如此，則趙簡子時有放生的思想，即便依然出於佛教，也不足為怪！根據〈郁離子．淳于髡論燕畔〉記載，則齊國的巫也有主張放生的。如果按照人類思想共性而論，放生的思想正可以不必必然出於佛教。但如果趙簡子時就有放生思想，那麼戰國時代齊宣王之時的齊國「因此」有放生思想，也不足為奇。因此就總體可能性與時間先後而論，則以放生思想來自西方佛教的可能性為最大。

至此，子順已經談論到了兩個《列子》的故事，而子順的年代約當前276年至前243年。稍晚於《莊子》的成書時間，而《莊子》以及稍後的《呂氏春秋》都已經引用了《列子》。這些證據誰曾證反？誰曾證明不是《莊子》、《呂氏春秋》引用《列子》而是相反？若以歷史記錄而論，列子為關尹弟子，早於《莊子》等，誰先誰後的客觀證據已經在此，誰曾反駁？未曾反駁，如何能預設是《列子》抄襲（還故意不談引用）《莊子》、《呂氏春秋》？疑古派無視於客觀證據與邏輯的存在，學界也一而再、再而三的鸚鵡學舌、百犬吠聲，試問在這些所謂的「考證」文章裡有何科學、邏輯與理性的存在？

〈列子．湯問〉：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張湛註：此《周書》所云。〕皇子以為无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

〈孔叢子．陳士義〉：

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切玉，如割水焉。以示東方諸侯。魏王問子順曰：「古亦有之乎？」對曰：「昔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鍊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是則古亦有也。」王曰：「火浣之布若何？」對曰：「《周書》：火浣布，必投諸火。布則火色，垢乃灰色。出火振之，皜然疑乎雪焉。」王曰：「今何以獨無？」對曰：「秦貪而多求。求欲無厭，是故西戎閉而不致。此以素防絕之也。然則人立貪欲，乃異物所以不至。不可不慎也。」

〈國語．魯語下〉：

仲尼在陳，有隼極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聞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于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栝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

〈漢書．匈奴傳上〉：

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周穆王伐畎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作呂刑之辟。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

列子所載這段故事既然是周穆王時的事情，而非列子所編，就必有源頭！而子順對魏王的回答中，以為「火浣布，必投諸火。布則火色，垢乃灰色。出火振之，皜然疑乎雪焉。」這些內容出自《周書》。周穆王的事蹟被記載於《周書》實屬正常的事情！加上列子引《山海經》等也多是暗引（暗引更是諸子的主要飲用方式），因此可以判定這則關於周穆王的記載確實出於《周書》。而且如果子順所引用的話，與列子幾乎一模一樣，不是出於《周書》也該出於《列子》。以子順之博學，說他不知道《列子》而把《列子》當成《周書》，是比較不合理的！

此外「布則火色，垢乃灰色」，子順的引文保留了正確的形式，而今本《列子》已經誤作「布則火色，垢則布色」，「乃、則」虛詞可通用，「灰、布」形近而誤。而張湛此段也說：「此《周書》所云」，如果不是張湛因為子順的說法而有了這樣的註解（也就證明了張湛看過《孔叢子》），那麼毫無疑問就只能是張湛看過記載此事的《周書》了！或者最後一種可能是在張湛之前的註釋者留下了「此《周書》所云」的字樣，張湛不過照抄而已！

至於子順「火浣布，必投諸火。」與列子「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則可以視為是子順在口語引用時所自然產生的變動！

列子所引「其劍長尺有咫」，這樣的表達「劍」或其他短長條物的長度的方式又見於孔子對「楛矢、石砮」長度的描述，孔子稱「其長尺有咫」。孔子與關尹同輩，而關尹是列子之師，因此孔子與列子所用描述長度的方式是相同的，也就在語言使用上為《列子》的成書年代多得了一份證據！當然，如果周穆王的事蹟是記載於《周書》，那麼孔子、列子描述長度的方式，也只是繼承了之前的用法而已！

關於周穆王征西戎的故事，〈孔叢子．陳士義〉也點出秦昭王是從「西戎」之處取得「利刃」。而〈漢書．匈奴傳上〉也仍有「周穆王伐畎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的相關記載！所以僅就周穆王征西戎一事，至少在班固之時，仍是可知之事！

晉．王嘉〈拾遺記．卷十〉：

燕昭王二年，海人乘霞舟，以雕壺盛數斗膏以獻昭王。王坐通雲之臺，亦曰通霞臺，以龍膏為燈，光耀百里，煙色丹紫。國人望之，咸言瑞光。世人遥拜之，燈以火浣布為纒。

〈晉書．列傳．王嘉〉：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也。輕舉止，醜形貌，外若不足，而聰睿內明。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清虛服氣，不與世人交游。隱於東陽谷，鑿崖穴居，弟子受業者數百人，亦皆穴處。……姚萇之入長安，禮嘉如苻堅故事，逼以自隨，每事諮之。萇既與苻登相持，問嘉曰：「吾得殺苻登定天下不？」嘉曰：「略得之。」萇怒曰：「得當云得，何略之有！」遂斬之。先此，釋道安謂嘉曰：「世故方殷，可以行矣。」嘉答曰：「卿其先行，吾負債未果去。」俄而道安亡，至是而嘉戮死，所謂「負債」者也。苻登聞嘉死，設壇哭之，贈太師，諡曰文。及萇死，萇子興字子略方殺登，「略得」之謂也。嘉之死日，人有隴上見之。其所造牽三歌讖，事過皆驗，累世猶傳之。又著拾遺錄十卷，其記事多詭怪，今行於世。

〈晉書．載記．姚萇〉：

以太元十一年萇僭即皇帝位于長安，大赦，改元曰建初，國號大秦，改長安曰常安。……萇復如秦州，為苻登所敗，語在登傳。……以太元十八年死，時年六十四，在位八年。偽諡武昭皇帝，廟號太祖，墓稱原陵。

太元十一年當386年，太元十八年當393年。因此王嘉死於其間，晚於張湛。王嘉在〈拾遺記．卷十〉提及燕昭王二年（前312年）有海人獻燈，這個燈用「火浣布」纏繞而成。這則資料陳廣忠在「《列子》三辨：《列子》非偽書考之二」提出，證明燕昭王時，「火浣布」仍流傳於世。陳廣忠在此文中大抵已經舉出子順、張華、干寶、傅玄的資料，但沒有深入探討相關年代的確切時間以及「皇子」稱謂的合理性，沒有探討在戰國時代「皇子」只能是「氏」＋「子」的稱謂形式，反而以為「皇子」是指「皇人」。未免失之。

〈列子．湯問〉：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劍〔張湛註：昆吾，龍劒也。河圖曰：瀛州多積石，名昆吾，可為劒。《尸子》云：昆吾之劒可切玉。〕，火浣之布〔《異物志》云：新調國有火州，有火及鼠，取其皮毛為布，名曰火浣。〕。其劍長尺有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此周書所云。〕。皇子以為无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此一章斷後而說切玉刀、火浣布者，明上之所載皆事實之言，因此二物無虛妄者。〕

〈孔叢子．陳士義〉：

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切玉，如割水焉。以示東方諸侯。魏王問子順曰：「古亦有之乎？」對曰：「昔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鍊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是則古亦有也。」王曰：「火浣之布若何？」對曰：「《周書》火浣布，必投諸火。布則火色，垢乃灰色。出火振之，皜然疑乎雪焉。」王曰：「今何以獨無？」對曰：「秦貪而多求。求欲無厭，是故西戎閉而不致。此以素防絕之也。然則人立貪欲，乃異物所以不至。不可不慎也。」

〈尸子．勸學〉：

夫學譬之猶礪也，昆吾之金而銖父之錫，使干越之工，鑄之以為劍而弗加砥礪，則以刺不入，以擊不斷。磨之以礱礪，加之以黃砥，則其刺也無前，其擊也無下。自是觀之，礪之與弗礪其相去遠矣。

〈三國志．魏書．文帝紀〉：

五月戊寅，天子命王追尊皇祖太尉曰太王，夫人丁氏曰太王后，封王子叡為武德侯。〔魏略曰：以侍中鄭稱為武德侯傅，令曰：「龍淵、太阿出昆吾之金，和氏之璧由井里之田；礱之以砥礪，錯之以他山，故能致連城之價，為命世之寶。學亦人之砥礪也。稱篤學大儒，勉以經學輔侯，宜旦夕入侍，曜明其志。」〕

〈尸子．廣澤〉：

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已，皆弇於私也。

〈西京雜記．第一〉：

武帝時，西域獻吉光裘，入水不濡。上時服此裘以聽朝。

〈藝文類聚．衣冠部．裘〉：

《十洲記》曰：漢武帝天漢三年，西國王獻吉光毛裘，裘色黃，蓋神馬之類，入水經日不沉，入火不燋，帝厚謝使者。

〈三國志．魏書．齊王紀〉：

青龍三年，立為齊王。景初三年正月丁亥朔，帝甚病，乃立為皇太子。是日，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大將軍曹爽、太尉司馬宣王輔政。詔曰：「朕以眇身，繼承鴻業，煢煢在疚，靡所控告。大將軍、太尉奉受末命，夾輔朕躬，司徒、司空、冢宰、元輔總率百僚，以寧社稷，其與羣卿大夫勉勗乃心，稱朕意焉。諸所興作宮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官奴婢六十已上，免為良人。」二月，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寮。

裴松之註：「《異物志》曰：斯調國有火州，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死。有木生於其中而不消也，枝皮更活，秋冬火死則皆枯瘁。其俗常冬采其皮以為布，色小青黑；若塵垢洿之，便投火中，則更鮮明也。《傅子》曰：漢桓帝時，大將軍梁兾以火浣布為單衣，常大會賔客，兾陽爭酒，失杯而汙之，偽怒，解衣曰：『燒之。』布得火，煒燁赫然，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粲然潔白，若用灰水焉。《搜神記》曰：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生於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枲，則其鳥獸之毛也。漢世西域舊獻此布，中間乆絕；至魏初，時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為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絕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永示來世。』至是西域使至而獻火浣布焉，於是刊滅此論，而天下笑之。臣松之昔從征西至洛陽，歷觀舊物，見典論石在太學者尚存，而廟門外無之，問諸長老，云晉初受禪，即用魏廟，移此石於太學，非兩處立也。竊謂此言為不然。又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之外有火山，長三十里，廣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燒，得暴風不猛，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常居火中，色洞赤，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續其毛，織以為布。」

〈博物志．異產〉：

《周書》曰：西域獻火浣布，昆吾氏獻切玉刀。火浣布汙則燒之則潔，刀切玉如臈。布，漢世有獻者，刀則未聞。

〈太平御覽．服用部十八．手巾〉：

《廣志》曰：炎州以火浣布為手巾。

〈文心雕龍．頌讚〉：

陳思所綴，以《皇子》為標〔筆者註：乃劉勰對曹植所著《皇太子頌》的省稱，全文與切玉刀、火浣布一點關係都沒有！〕；陸機積篇，惟《功臣》最顯。

〈文心雕龍．才略〉：

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懵焉。但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為篤論也。

〈顏氏家訓．歸心〉：

凡人之信，唯耳與目；耳目之外，咸致疑焉。儒家說天，自有數義：或渾或蓋，乍宣乍安。斗極所周，管維所屬，若所親見，不容不同；若所測量，寧足依據？何故信凡人之臆說，迷大聖之妙旨，而欲必無恆沙世界、微塵數劫也？而鄒衍亦有九州之談。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漢武不信弦膠，魏文不信火布；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氈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斛船：皆實驗也。

〈抱朴子．自敘〉：

洪見魏文帝《典論》自敘，未及彈棋擊劍之事，有意於略說所知，而實不數少所便能，不可虛自稱揚。今將具言，所不閒焉。

〈抱朴子．論仙〉：

魏文帝窮覽洽聞，自呼於物無所不經，謂天下無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及著典論，嘗據言此事。其閒未期，二物畢至。帝乃嘆息，遽毀斯論。事無固必，殆為此也。

〈抱朴子．釋滯〉：

夫乘云繭產之國，肝心不朽之民，巢居穴處，獨目三首，馬閒狗蹄，脩臂交股，黃池無男，穿胸旁口，廩君起石而汎土船，沙壹觸木而生群龍，女媧地出，杜宇天墮，甓飛犬言，山徙社移，三軍之衆，一朝盡化，君子為鶴，小人成沙，女醜倚枯，貳負抱桎，寄居之蟲，委甲步肉，二首之蛇，弦之為弓，不灰之木，不熱之火，昌蜀之禽，無目之獸，無身之頭，無首之體，精衛填海，交讓遞生，火浣之布，切玉之刀，炎昧吐烈，磨泥漉水，枯灌化形，山夔前跟，石脩九首，畢方人面，少千之劾伯率，聖卿之役肅霜，西羌以虎景興，鮮卑以乘鱉強，林邑以神錄王，庸蜀以流屍帝，鹽神嬰來而蟲飛，縱目世變於荊岫，五丁引蛇以傾峻，肉甚振翅於三海。金簡玉字，發於禹井之側。正機平衡，割乎文石之中。凡此奇事，蓋以千計，五經所不載，周孔所不說，可皆復云無是物乎？

〈水經注．穀水〉：

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文，轉失淳法，樹之于堂西，石長八尺，廣四尺，列石于其下，碑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魏明帝又刊《典論》六碑，附于其次。

〈莊子．達生〉：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誒詒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灶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蠪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峷，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囅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樓子．立言下〉：

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昔燕昭重樂毅而惠王疑其能；魏武誅文舉而曹丕收其集，劉向劉歆立言相反，郗愔郗超所奉各異，而況九族乎，百姓乎？

〈藝文類聚．軍器部．刀〉：

（三國．魏．王肅）《聖證論》曰：昔國家有優曰史利，漢氏舊優也。云梁冀有「火浣布、切玉刀」，一朝以為誕而不信也。正始初，得火浣布，乃信。

〈藝文類聚．寶玉部上．玉〉：

《列子》曰：周穆王征西戎，西戎獻昆吾之劍，赤刀，切玉如切泥。

〈藝文類聚．寶玉部下．銅〉：

晉．郭璞《赤銅贊》曰：昆吾之山，名銅所在，切玉如泥，火炎其采，尸子所歎，驗之汲宰（冢）。

〈藝文類聚．職官部二．祭酒〉：

後魏．溫子昇《為安豐王延明讓國子祭酒表》曰：臣聞：寶劍未砥，猶乏切玉之功；美箭闕羽，尚無衝石之勢；況才非會稽之竹，質謝昆吾之金！至於敷教東序，流訓上庠，置樽候酌，懸鍾待叩，必須蘊朱藍以成彩，立規矩以為式，垂三行於貴遊，揚六藝於冑子，而臣學媿聚沙，問慚攻木，雖歷文史，不治章句，於茲曠官，青衿何仰。

今本〈列子．湯問〉有「皇子以為无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疑古派以此為《列子》為偽書之證。尤其當葛洪、劉勰、曹丕的事件被進行「聯想」之後，一般人也難以辨認。於是疑古派便把《典論》作者曹丕當成「皇子」，至於能評論的「蕭叔」是誰，則不可知。了不起的就誣說是《金樓子》作者梁元帝蕭繹。但這樣的解讀實在荒謬。且要說《列子》為偽書，然後全書除了「宋康王（故事）、鄒衍（排比句）」的例子之外幾乎沒有破綻，試問如此高明的造偽者難道竟然不知道曹丕《典論》之事？更可笑者乃指稱張湛偽造《列子》，如果張湛要偽造此書，會愚蠢到把曹丕的東西加到書中嗎？一整本都在談論東周人事物的書籍，居然摻入了三國時代人物的相關事件與評論？豈不可笑！而且退一萬步說，這即使照疑古派的說法指為曹丕之事，其時代相差過遠，也不過就如今本《孫子兵法》有一本有「破釜沉舟」的「註文摻入正文」現象罷了！

疑古派的錯誤非常明顯，其理由有幾個：

一、一般人聽到違背常識的「火浣布、切玉刀」，多少人不會質疑？古今質疑者豈止曹丕一人？且曹丕因為沒有見過實物所以懷疑，那麼他是怎麼知道「切玉之刀、火浣之布」的呢？除了口傳，不就是只能從書上得知嗎？且三國．魏．王肅《聖證論》明明記載「昔國家有優曰史利，漢氏舊優也。云梁冀有『火浣布、切玉刀』，一朝以為誕而不信也。正始初，得火浣布，乃信。」是王肅記載當時史利聲稱前人梁冀有「火浣布、切玉刀」這種東西，卻「一朝以為誕而不信也」。這不證明在王肅以前的史利就知道「火浣布、切玉刀」了嗎？ 王肅乃王朗之子、司馬昭的岳父，與曹操、曹丕同時。而王肅稱「一朝以為誕而不信也」，不也正合曹丕《典論》不信世界上有「火浣布、切玉刀」的記載嗎？不也證明《穆天子傳》未再次面世前，世人就知道「火浣布、切玉刀」的事情了嗎？

二、古今「皇子」無數，試問誰是皇子？「皇子」在這裡如果是一個泛稱、通稱，那就不是一個專稱、特稱。而這裡明顯不是用泛稱而是特稱。否則誰知道是哪個皇帝的「皇子」？更重要的是要稱為「皇子」，「皇子」之父必須已經「稱帝」，如〈三國志．魏書．文帝紀〉：「甲戌，立皇子霖為河東王。……秋七月，立皇子鑒為東武陽王。」、〈三國志．魏書．明帝紀〉：「辛巳，立皇子冏為清河王。」、〈世說新語．排調〉：「元帝（晉元帝司馬睿）皇子生，普賜群臣。」其中魏文帝、魏明帝、晉元帝都有「皇子」，而他們也都已經「稱帝」。且提到哪個「皇子」都是「皇子」＋「名字」的形式，否則誰知道是哪個「皇子」？因此可知，「皇子」在先秦以前與以後是兩種不同形式的稱謂，在先秦以前「皇子」只能是指「皇（氏）」＋「子（尊稱）」之人，因為當時只有「周王」，「周王」之子只能稱為「王子、太子」，只有在秦始皇正式稱帝之後才有「皇子」（秦昭王、齊湣王只有短暫稱帝）可言！因此先秦之後的「皇子」主要指帝王之子。先秦確實有思想家「皇子」的存在，而先秦之後也確實沒有任何「皇（姓）」＋「子」的名人存在！因此從稱謂的特徵來看，列子是春秋末、戰國初人，他所指稱的「皇子」不可能指任何帝王之子而只能指著書立說或收徒教學之思想家！如果要用「皇帝之子」的意義，那麼也不可能有人知道誰是皇子，因為這樣的皇子只是一個泛稱而非特稱！顏之推：「漢武不信弦膠，魏文不信火布」，明白易懂。魏文帝已經是帝王，怎麼可能還被叫作「皇子」！

三、曹操未曾稱帝，有「太子」，無「皇子」。曹操在建安二十一年四月（216年）被封為「魏王」（〈三國志．魏書．武帝紀〉：「二十一年春二月，公還鄴。三月壬寅，公親耕籍田。夏五月，天子進公爵為魏王。」）。建安二十五年正月（220年），曹操去世，謚號武王。（〈三國志．魏書．武帝紀〉：「二十五年春正月，至洛陽。權擊斬羽，傳其首。庚子，王崩于洛陽，年六十六。……謚曰武王。」）這短短四年之間，曹丕頂多也就稱為「王子」而已！如何能稱為「皇子」？而在建安二十一年以前，曹丕更連「王子」都沾不上邊！只能稱為「世子」。可悲的是疑古派卻能在沒有任何證據的前提下胡謅「皇子」（泛稱）就是「專」指曹丕，而仍能取得學界認可，豈不可笑！且魏文帝稱帝後的稱呼是什麼？葛洪稱「魏文帝」、梁元帝蕭繹稱「曹丕」、劉勰與顏之推都稱「魏文」，誰稱「皇子」？更重要者乃在於曹丕根本不能稱為「皇子」！且曹丕在位不過六年，曹丕繼位之後誰還能稱之為「皇子」？因此很明顯，《列子》這裡所說的「皇子」不是一個泛稱，而是一個特稱，是指列子之前的某一位稱為「皇子」的作者。「皇」是氏，「子」是尊稱。而此人的作品至戰國中期尸子的時代還流傳著，還有點影響力，這也是為什麼尸子之前的列子會提到此事的原因！

四、尸子稱「皇子貴衷」，而〈莊子．達生〉則記載在齊桓公之時確實有一位士人就叫做「皇子告敖」。鄧析引《長盧子》、《呂子》，早已失傳，而《列子》也收入有長盧子的故事；《文子》引《中黃子》，也早已失傳，而《尸子》有引「中黃伯」的文字；這與《列子》引「皇子」，《尸子》也引的情況一致。是尸子之時還能知道誰是皇子。此書此後失傳，反倒證明了這些書籍的早出。〈漢書．藝文志〉著錄有《管子》（筦子，管仲著），管仲之前之書更不知凡幾。至如《長盧子》、《呂子》、《中黃子》都早已失傳。皇子告敖若有著作流傳至戰國時代，也屬正常。而皇子在列子之前，其能知周穆王之事而不信，也是正常之事情。因此後直到魏安釐王之時，「西戎利刀」才又重現江湖。而這「錕鋙之劍、火浣之布」的製作技術也一直沒有失傳，因此直到漢武帝天漢三年，西國王還能獻「吉光毛裘」這類似「火浣之布」的寶物，到魏明帝曹叡景初三年時，西域還能再次獻「火浣布」。

五、尸子晚於列子，而尸子能以「昆吾之金」做譬喻，認為以此搭配「銖父之錫」由越國的鑄劍高手「鑄之以為劍」，然後稍加砥礪，就能「則其刺也無前，其擊也無下。」表明尸子之時確實早已經知道「西戎獻錕鋙之劍」此劍之鋒利以及相關故事。且晉．郭璞《赤銅贊》：「昆吾之山，名銅所在，切玉如泥，火炎其采，尸子所歎，驗之汲宰（冢）。」不也再次證明戰國時代的《尸子》就已經提到「切玉如泥，火炎其采」了嗎？所謂「驗之汲宰（冢）」正是指《穆天子傳》。而且汲塚是指魏襄王塚或魏安釐王（魏安禧王）塚，魏襄王於前318年至前296年在位、魏安釐王於前276年至前243年在位，尸子是商鞅幕僚，晚於商鞅而死，商鞅死於前338年。且燕昭王二年（前312年）還有海人獻上由火浣布纏繞而成的燈。這些年代都晚於列子而與尸子有所重疊。換句話說，尸子不僅確實可以看到《穆天子傳》，更有機會耳聞火浣布之事，並且《尸子》也確實提到了相關的事情！而這不就證明了《尸子》到至少魏襄王之時，《穆天子傳》這本書還沒失傳嗎？由此可見，疑古派之不讀書與好發無知謬論之一般！

六、「秦王得西戎利刀」時，子順已經引出：「昔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劍、火浣之布。」的故事以及故事的來源《周書》。且子順更知「切玉刀」實名「錕鋙之劍」，正與引周穆王此事的列子所說相同。這證明了這故事早在周穆王時代便已經存在，因此被記錄於《周書》之中，而周穆王的故事正是屢次被列子所提及的內容。其機器人故事便是最為著名的一例。且列子其時正是引《周書》、《書》最盛行的一刻！按照晉．郭璞《赤銅贊》則尸子也曾對這些事物感到驚嘆（當即〈尸子．勸學〉）！則是從周穆王、列子、尸子、子順都知所謂「錕鋙劍、火浣布」！子順即孔子八世孫孔謙，而與孔謙交談的魏王正是魏安釐王，事見〈史記．孔子世家〉：「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為魏相。」、〈漢書．匡張孔馬傳〉：「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孔子生伯魚鯉，鯉生子思伋，伋生子上帛，帛生子家求，求生子真箕，箕生子高穿。穿生順，順為魏相。」、〈周紀．周紀．赧王下〉：「（周赧王五十六年，前259年）秦之始伐趙也，魏王問於大夫，皆以為秦伐趙，於魏便。……子順者，孔子六世孫也。初，魏王聞子順賢，遣使者奉黃金束帛，聘以為相。……子順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興！昔伊摯在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治，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當今山東之國敝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而入秦，燕、齊、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為秦乎！』〔胡三省註：自此至秦始皇二十五年并天下，凡三十八年。〕」由此可知，子順與魏安釐王的對談發生在前259年。其時在位的正是秦國一代強主秦昭王。而子順所交談的對象既然就是汲塚的墓主可能人選之一，子順能知《穆天子傳》又有何神奇之處？（牽涉到《孔叢子》公案）且秦昭王既然是繼周穆王之後又能再次拿到「錕鋙之劍」的君主，且「以示東方諸侯」，搞得人盡皆知！那麼從秦昭王至魏安釐王至史利都知道有這些寶物，究竟有何奇怪之處？何以非得汲塚挖出了《穆天子傳》，世人才能「再次」知道？

七、「蕭叔」這樣的稱謂方式，屢見於《列子》一書，也符合春秋至戰國初年的普遍稱謂方式。除〈列子．湯問〉的「蕭叔」之外，尚有：〈列子．仲尼〉：「龍叔謂文摯」、〈列子．楊朱〉：「衛端木叔」、〈列子．力命〉：「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列子．說符〉：「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柱厲叔事莒敖公」其中「鮑叔牙、孫叔敖」都是「氏」＋「叔」＋「名字」的稱謂方式，〈孔子家語．賢君〉：「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則有單稱「鮑叔」之例。而蕭叔批評皇子的「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試問難道不能適用於任何一個宣稱「無此物，傳之者妄」的人嗎？

八、張湛註「錕鋙之劒」引用河圖、《尸子》，註「火浣之布」引用《異物志》，註此諸事物引用《周書》，最後總結：「此一章斷後而說切玉刀、火浣布者，明上之所載皆事實之言，因此二物無虛妄者。」明明白白原文與註文分離，明明白白指出河圖、《周書》、戰國中期《尸子》，並引用東漢議郎楊孚《異物志》。且楊孚為漢章帝（75年至88年在位）、漢和帝（88年至106年在位）時人，與史利時代相當，而仍知有「火浣布」。那麼張湛還需要等待汲塚出土《穆天子傳》才能知道「切玉刀、火浣布」嗎？

由此可見，這一條根據分析，絕非註文摻入正文，「皇子」更不可能指「曹丕」。那麼誰是蕭叔？誰又是皇子呢？如上所說皇子當即尸子提到的「皇子貴衷」的皇子。而蕭叔則當是蕭叔大心，見以下相關引文：

〈左傳．莊公十二年（前682年）〉：

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左傳．莊公二十三年（前671年）〉：

（經）蕭叔朝公。

〈穀梁傳．莊公二十三年〉：

夏，公如齊觀社。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以是為屍女也。無事不出竟。公至自齊。公如往時，正也。致月，故也。如往月、致月，有懼焉爾。荊人來聘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公及齊侯遇於谷。及者，內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蕭叔朝公。微國之君未爵命者。其不言來，於外也。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

〈左傳．文公十一年（前616年）〉：

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班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謂之耏門。

宋武公於前765年至前748在位，司徒皇父為宋戴公之子，而其後代便以「皇」為氏。而「蕭叔大心」也是宋國人，他在魯莊公十二年（前682年）至莊公二十三年（前671年）都還活躍著，並且是一位有名望的人士。這是符合列子記事不稱「宋人」泛稱而用「蕭叔」專稱的條件之一。而齊桓公於前685年至前643年在位，其時又正好有一位「皇子告敖」。論時間，「皇子告敖」與「蕭叔大心」時間正有交集！因此可以合理推論，列子所記的蕭叔即「蕭叔大心」；列子、尸子所謂的「皇子」即「皇子告敖」。而蕭叔與皇子的相關論述的時間發生在前682年至前643年之間。這時《穆天子傳》仍流傳於世！

管仲死於前645年，因此「皇子告敖」在此前與齊桓公、管仲在一處，從「蕭叔大心」對「皇子告敖」的批評，以及「皇子告敖」對齊桓公所述之事，不難發現確實有相關之處！而宋國大臣後代「皇子告敖」在齊國，以當時的環境而論必有政治因素，如果正是如此，那麼「蕭叔大心」對他的批評：「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也就顯得非常合理了！即使沒有這層政治因素，「蕭叔大心」與「皇子告敖」既然都是宋國大臣或其後代，即使批評對方也屬正常之事了！

那麼稍微整理一下關於「火浣布、切玉刀」從最開始到三國時代的文獻記錄：

《周書》、《穆天子傳》：周穆王，西周第五代天子，時間約在前1000年。為故事起源！

《皇子》：皇子告敖，時間約在前645年左右，為東周春秋時代。當時齊桓公曾經有北伐燕國與西戎的記載（〈管子．小匡〉），皇子告敖提出世上沒有「切玉刀、火浣布」的說法可能與此事件有關！

《列子》：列子，前400年左右，提到蕭叔大心就此事批評皇子告敖的相關言論。時間在東周戰國初期！

《尸子》：提到「昆吾之金」與鑄劍。時間約在前338年左右，時間在戰國中期。

「燕昭王二年，海人乘霞舟，以雕壺盛數斗膏以獻昭王。……燈以火浣布為纒。」時間在前312年。見載於晉．王嘉〈拾遺記．卷十〉。

「秦王得西戎利刀」：秦昭王從西戎處得到切玉刀，向東方諸侯炫耀！時間約在前256年。孔子後代子順引經據典指出「昔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劍、火浣之布。」

汲塚：魏襄王或魏安釐王死後以《穆天子傳》陪葬！時間在戰國中晚期！與尸子、燕昭王、秦昭王時代重疊甚多。

「西域獻吉光裘（火浣布所製衣服）」：事在漢武帝天漢三年，當前98年。見載於〈西京雜記．第一〉、《十洲記》。

《異物志》：楊孚提及「火浣布」。時間約在漢章帝（75年至88年在位）至漢和帝（88年至106年在位）年間。

「大將軍梁冀以火浣布為單衣」：梁冀在延熹二年（159年）被漢桓帝所殺，因此此事件發生在此前！見載於傅玄《傅子》，傅玄約死於278年。此時汲塚尚未被盜發，其中古籍自然也尚未面世。

「史利」：漢朝的舊優史利說：「梁冀有『火浣布、切玉刀』，一朝以為誕而不信也。」則「史利」在梁冀之後！見載於三國．魏．王肅《聖證論》，王肅約死於256年。

《典論》：「（魏）文帝以為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絕智者之聽。」、「魏文帝窮覽洽聞，自呼於物無所不經，謂天下無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及著《典論》，嘗據言此事。」，魏文帝在《典論》中不信有「切玉之刀、火浣之布」。魏文帝在位期間為220年至226年。〈三國志．魏書．文帝紀〉：「初，帝好文學，以著述為務，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魏書曰：帝初在東宮，疫癘大起，時人彫傷，帝深感歎，與素所敬者大理王朗書曰：「生有七尺之形，死為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彫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集諸儒於肅城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則《典論》的完成在曹丕繼位之前，也即220年以前！

「西域重譯獻火浣布」：魏明帝曹叡景初三年二月，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寮。」時間在239年。

「盜發汲塚」：西晉太康二年（281年），汲郡人不凖盜掘戰國魏國古墓（魏襄王或魏安釐王），發現《竹書紀年》、《穆天子傳》等古籍。

此後，干寶《搜神記》記載「火浣布」、張華《博物志》引《周書》曰：「西域獻火浣布，昆吾氏獻切玉刀。」、晉．郭璞《赤銅贊》稱：「昆吾之山，名銅所在，切玉如泥，火炎其采，尸子所歎，驗之汲宰（冢）。」

從以上的時間軸不難看出，關於「火浣布、切玉刀」的傳說在汲塚挖掘出《穆天子傳》之前一直都是存在的！以此質疑《列子》書之晚出，只是不學無術的無稽之談！

按〈三國志．魏書．齊王紀〉則西域獻「火浣布」在「景初三年二月」，當239年，此年魏明帝曹叡去世。按《聖證論》則又稱是「正始初」，當240年，此年魏齊王曹芳繼位改元。

〈列子．周穆王〉：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硋。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為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膻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為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无遺巧焉。五府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𥳑鄭、衛之處子娥媌靡曼者，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袪，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閒之有。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殞虛焉。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昲。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圃？王閒恆疑蹔亡。變化之極，徐疾之閒，可盡模哉？」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驊，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𣚘，主車則造父為御，𧮼2902;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柏天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於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于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為登假焉。

〈穆天子傳．卷四〉：

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又服●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義。天子主車，造父為御，●●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右盜驪而左山子。……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赤驥之駟，造父為御，□南征翔行，逕絕翟道，升于太行，南濟于河。馳驅千里，遂入于宗周。官人進白鵠之血，以飲天子，以洗天子之足。造父乃具羊之血。以飲四馬之乘一。

〈風俗通義．皇霸．六國〉：

趙之先與秦同祖，其裔孫曰造父，於周穆王，為御驊騮、騄耳之乘，西謁西王母，東滅徐偃王，日馳千里，帝念其功，賜以趙城，因以為姓。

關於列子記載周穆王的故事其實有幾段，有些描述的比《穆天子傳》還要詳細與可解，這可能是列子對原始故事的改寫。其中一段與造父有關的記載，不僅《穆天子傳》、〈列子．周穆王〉有，〈風俗通義．皇霸．六國〉也有相關記載！《風俗通義》為東漢末年人應劭所著，而應劭與高誘、曹操同時。換句話說，關於周穆王與造父的故事，如果沒有〈列子．周穆王〉的記載，《穆天子傳》又早已失傳的情況下，應劭如何得知？

〈列子．湯問〉：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與若俱觀之。」越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顉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无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論衡．儒增〉：

儒書稱：「魯般、墨子之巧，刻木為鳶，飛之三日而不集。」夫言其以木為鳶飛之，可也；言其三日不集，增之也。夫刻木為鳶，以象鳶形，安能飛而不集乎？既能飛翔，安能至於三日？如審有機關，一飛遂翔，不可復下，則當言「遂飛」，不當言「三日」。

猶世傳言曰：「魯般巧，亡其母也。」言巧工，為母作木車馬，木人御者，機關備具，載母其上，一驅不還，遂失其母。如木鳶機關備具，與木車馬等，則遂飛不集。機關為須臾間，不能遠過三日，則木車等亦宜三日止於道路，無為徑去以失其母。二者必失實者矣。

西晉竺法護譯〈生經．佛說國王五人經〉（第廿四）：

時第二工巧者，轉行至他國，應時國王，喜諸技術，即以材木作機關木人，形貌端正，生人無異，衣服顏色，黠慧無比。能工歌舞，舉動如人。辭言：「我子生若干年。」國中恭敬，多所餽遺。國王聞之，命使作技。王及夫人，升閣而觀。作伎歌舞，若干方便。跪拜進止，勝於生人。王及夫人，歡喜無量。便角□眼，色視夫人。王遙見之，心懷忿怒，促敕侍者，斬其頭來，何以□眼視吾夫人，謂有惡意，色視不疑。其父啼泣，淚出五行，長跪請命：「吾有一子，甚重愛之，坐起進退，以解憂思。愚意不及，有是失耳。假使殺者，我共當死。唯以加哀，原其罪舋。」時王恚甚。不肯聽之，復白王言：「若不活者，願自手殺，勿使餘人。」王便可之。則拔一肩榍，機關解落，碎散在地。王乃驚愕：「吾身云何瞋於材木，此人工巧，天下無雙，作此機關，三百六十節，勝於生人。」即以賞賜億萬兩金。即持金出，與諸兄弟，令飲食之。以偈頌曰：觀此工巧者多所而成就機關為木人，過踰於生者，歌舞現伎樂，令尊者歡喜，得賞若干，寶誰為最第一。

東漢支婁迦識譯〈道行般若經．守行品〉（第廿三）：

譬如工匠黠師，剋作機關木人，若作雜畜木人，不能自起居，因對而搖，木人不作是念言：我當動搖屈伸低仰令觀者歡欣。何以故？木人本無念故。

西晉竺法護翻譯《生經》在晉太康六年，當285年。季羡林因此認為《列子》必出於晉太康六年之後，更去信胡適以求「認可」，胡適也以為這是「鐵證」，殊為可笑！且不說這兩個故事雖有雷同之處，依然有不小的差異，即便是有共同的來源，何以便能斷定《列子》這個故事必須來自於竺法護翻譯的《生經》？且這兩個故事的文字相差如此之大，〈列子．湯問〉的故事尚且包含了中醫五行生克之道，而這些生克之道與五臟歸屬，早在春秋末年程本、關尹子、孔子、扁鵲《難經》以及稍後的《素問》、《靈樞》便已經談論得十分詳細。季羡林、胡適等輩大師、權威，並不懂得如何考證，有此謬說，情有可原！

若以實際而論，列子稱「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而列子曾記載趙簡子及其子趙襄子之事，而趙簡子有「放生」思想，孫叔敖以至老聃都有「陰德、陽報」思想，而「周穆王西巡狩」所去之地正是佛教思想的發源地的所在方向，顯然說列子的這個故事與《生經》有共同來源，以列子以及《生經》的成書時間而論，更為可信。而根據王充所引魯般木車馬的故事，以及列子便已引用的飛鳶的故事，則自動化機器人的構想早在墨子時就已經出現了。也即春秋末年時便已出現，而墨子與趙簡子的生存年代極為相近，甚至有所交集。

〈生經．佛說國王五人經〉：「吾身云何瞋於材木，此人工巧，天下無雙，作此機關，三百六十節，勝於生人。」這個人有「三百六十節」的說法，早在〈文子．九守〉：「天有四時、五行、九曜、三百六十日，人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靈樞．邪客〉：「歲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節。」便都有論述了！這種天人相應的思想體現的是周曆一年的日數「三百六十日」與人體的對應關係，符合《列子》一書為戰國初年著作的內在特質。也就是說〈生經．佛說國王五人經〉這個故事居然用到了周朝的曆法，除非印度也採用這個曆法，否則這不就表明了〈生經．佛說國王五人經〉的故事其實正是化用了周穆王機器人的故事嗎？果若中印思想的交流遠在春秋末期甚至以前，那麼誰為因、誰為果！究竟是佛教的思想傳入中國而影響了諸子，還是老子的思想傳入古印度而影響了佛教，或者互為影響，顯然需要再深入的探討。《老子化胡經》向來被視為偽書，這一點幾乎無人不認可，但若老子的思想以及中國的部份歷史確實早就傳入古印度，那麼「化胡」很難說不會成為一種巧合！

不管如何，周穆王、偃師的故事確實與「西方」有關，說這個故事起源於「西方」也是客觀事實，即便周穆王之時世界不可能造出所謂的「機器人」！即便周穆王、偃師的故事是虛構的，也都指向了「西方」！因此，即使退一萬步說，墨子、公輸般既然能聽到這個故事，那麼該改寫的不是《列子》的成書時間，而恰恰是中印思想交流的時間，精確的說即是佛教思想傳入中國的時間必須得到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