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秘魯的庫斯可–馬丘．皮丘地區，旅遊業的性別與族群認同：“給拍照的婦女”，導遊與婦女編織工（下）

■Annelou Ypeij．小草 譯

＊關鍵詞：旅遊業（Tourism），性別（Gender），族群（Ethnicity），認同（Identity），秘魯（Peru）

許多在庫斯可–馬丘．皮丘地區從事導遊工作的，主要是帶著觀光客在庫斯可市中心或“聖谷”旅遊，或是順著“印加古道”從事數天的徒步登山。雖然有愈來愈多婦女加入導遊工作（通常是做為助手），尤其是一天的旅遊，但大多數的導遊仍是男性。想要能在“印加古道”帶領遊客，這些導遊得先有份在庫斯可給認可旅遊學校的文憑，成為某旅遊協會的一員，以及參加年度培訓課程。他們的工作條件並不穩定；通常是在某家旅行社打零工（Bosman,2006），而且時常會跳到其他公司、或自行獨立作業一陣子。他們沒有工作意外傷害或失業的保障。在一份對60名導遊的調查中發現：有90%的導遊會提到這行業最大的問題是：責任重、薪資低（Bosman,2005：65）。

觀光客想在“印加古道”徒步登山，至少需要兩位導遊、一位廚師，以及一位負責背負所有器材、裝備的腳夫。而走一趟的徒步登山，需兩到四天。導遊會帶著觀光客去到一些遺跡地點，或是上到超過4000米高的山路，來到古道的最高點：馬丘．皮丘古蹟現場。晚上，整隊人馬可在當地農民於農地設置的野營地上過夜。這些導遊對觀光客的旅遊經歷，有絕對的影響（Cohen,1985；Dahles,2002）。

他們會帶路、解說大自然與歷史，決定旅程中徒步的節奏，帶領整個工作團隊，提供初級醫護等等（Bosman,2006）。由於是處在很高的高度，再加上狹隘、險峻、有時是滑溜溜的路徑，以及晚間的低溫，想要走這條“印加古道”得需一定的體力，而且有一定的風險。導遊得負責觀光客的人身安全，而且遇到觀光客生病或無法動彈時，解決這類的問題。既然導遊工作，是需要有健壯體魄、有領導能力，以及有強烈責任感的人才能勝任，於是這就與男性認同、男性的價值，像是：權威、優越與男子氣概等連在一塊兒。觀光客依賴他們的帶領，還得接受他們的指令。而導遊的權威，也經常會展示、傳達到觀光客面前；他會建議什麼時候該吃、該走、該休息與該睡覺；如有必要，他會接手那很重的背包；他會分發一些藥片；他會對腳夫與廚師發號施令；他還會與當地農民商討宿營事項等等。正如波詩曼（Bosman2006：206）指出：為了要強化這種權威地位，有許多導遊會宣稱自己是印加族後裔。這些導遊即使只懂幾句克丘雅話，但也表示自己會講。他們會說自己的祖先是印加族，說自己承繼了祖先的好體能，而且在提到印加族時，都會說到“我們”是怎樣怎樣的（Bosman,2005：49；2006：207）。

可是，把印加族吹捧成一個與大自然和諧相處的神聖、開化的民族，並不表示這些導遊是肯定當代的原住民族。他們在述說中，往往會把印加遺產與當代原住民族分開對待，而且反映出一種那於20世紀上半葉冒出的“原住民本位論”（Indigenismo）（在秘魯或可說是：“印加本位論”（Incanismo）––崇尚以往的印加與克丘雅語言）的意識形態（van der Berghe and Flores Ochoa,2000：20；也參看：Hill,2007）。至於庫斯可的知識分子與中產階級，也往往自認是印加統治階級的後裔。印加，整個給說成是一個非資本主義、無剝削的社會。至於秘魯目前的種種社會問題，都給推說是西班牙人統治的直接後果；他們帶來了奴隸、資本主義剝削，以及種族歧視（van der Berghe and Flores Ochoa,2000：10）。即使有些導遊也會支持當代的原住民族，但整個趨勢，則是把這些講克丘雅話的農民，視為是退化的、劣等的，與落後的（van der Berghe and Flores Ochoa,2000：12；也參看：de la Cadena,2000：5-7）。

在旅遊業，導遊也具有很重要的仲介身分（Cheong and Miller,2004；Cohen,1985；Dahles,2002）。在馬丘．皮丘地區，那些“梅斯蒂索”男性導遊，往往會在觀光客與原住民工作者之間做協調；這也是指：在其中，存有種族與階級的關係。他們掌控著觀光客的行動、觀光客與原住民工作者的接觸，以及原住民工作者能賺到多少錢等等。像是：導遊就會與觀光客說，那些住在“印加古道”旁的小農，不是源自這地區，因此不算是“道地的”原住民族。導遊也決定：哪些人會很有趣、是原住民、夠道地，而後會讓觀光客與他們接觸。他們會告訴觀光客是否要拍攝那些“給拍照的婦女”，該付給她們多少錢等等。他們會把觀光客帶進某些集市或餐廳（他們可能收了回扣），建議觀光客在某些地方不要買東西，因那些地方的人會亂喊價、而且貨品太現代（Ypeij and Zorn,2007）。導遊因此在對待原住民時，往往顯得粗魯、有時甚至會大聲責斥。

導遊為了想多賺些錢，也盡力會帶給觀光客一些不同的感受。他們由觀光客所收到的小費，可佔到總收入的四成（Bosman,2006：210-211）。有些導遊會去勾引觀光團隊中的女性；當然，有些女性觀光客也會在數天的徒步登山中，帶著這些導遊（Bauer,2008；Meusch,2002）。就當地的說法，導遊通常是與好色之徒、或是與“橋樑”（brichero）的形象連在一塊兒。而“橋樑”是指安迪斯男性，他通常留連在觀光客常去的酒吧或夜店等地方，而且把自己展示為是個有異國情調、迷人的釣客。（Bauer,2008：613–614；Hill2007：442-44；Vich,2006）【註6】。至於與觀光客的浪漫關係，也會讓某一“橋樑”有段好時光；他或是給付些錢，被這些女性觀光客邀去餐廳用餐，或是去迪斯可陪著跳舞；或是給付機票錢，去到她們的家鄉拜訪。“橋樑”會用關於安迪斯神話、或他們的印加血統，來勾引女性。有些會用像是穿著“罩篷”（panchu）等原住民衣著來裝扮自己，而且把頭髮綁成個小馬尾。他們展現出安迪斯神秘氣質的異地情人。既然這種形象已成為當地觀光景觀中的一環，也因此有兩篇短篇小說是專門描寫這類人的故事（Vich,2006）。而在“人煙罕至的星球”（Lonely Planet）2010年版旅遊介紹，也一小段是來介紹“橋樑”的。

當地人對“橋樑”（brichero）的一個說法，是它來自於英文：“bridge”（橋樑）這個字；而這類人，則是連結了觀光客與他自己本身的文化，連結了全球與在地的文化（Vich,2006）。“橋樑”往往是與這種形象相掛勾，因此在親友、以及當地社區居民的眼中，他們是活在兩個世界之間。觀光客的世界，給視為是不一樣的、奇異的，甚至是危險的。即使地方上的人是可賺到他們寶貴的金錢，但觀光客往往是與藥物、酒與雜交等連成一塊兒（（Bosman,2006：213）。這些導遊每天都與觀光客處在一起，有些也會與自己親友愈隔愈遠；而親友們也會對他們這種工作不以為然，批評他們新的生活方式（Bosman,2006：210-213）。導遊通常一走就是離家數天。他們有些錢可花用，而且學會欣賞西方生活方式。他們也仿效觀光客來裝扮自己；穿著典型的登山衣著、靴子、國際名牌的太陽眼鏡，再配上一些安迪斯特色的服飾。在登山旅遊之後，這些導遊也會指示觀光客去到那些一般觀光客常去的餐廳與夜店。由波詩曼的研究，我們也知道：他們因沒多餘的時間，甚至會逐漸的與家人及朋友失去連絡。但這些導遊也很高興來向觀光客學習。波詩曼所訪問的一位導遊（2006：212）就說明：“做觀光客生意的好處，是我們會與許多來自先進文化的人相接觸；像是那些來自英國、歐洲、美國、日本等國的人。倒不是這些國家的人比較好，而是他們有更進步的科技與更多的知識。不論是在國家、或個人層面，我們有很多都可向他們學習的地方。”

至於他們在與觀光客打交道中學到的一切，也往往會傷害到他們與當地男女的關係。像是想與當地女性談戀愛，就會愈來愈困難。因為這些導遊已受到西方性別與性觀念影響，而當地女性仍保有傳統的男女相處之道（Bosman,2006：212）。他們的親友，也會抱怨這些導遊沒時間理會他們，穿著奇特、舉止怪異，而且對人生的要求也不一樣。許多導遊也一直維持著單身生活，與親友沒什麼往來（Bosman,2005）。

在“印加古道”的導遊工作，加強了導遊的男性與族群認同。這讓他們也更具男性氣概；像是：威權式舉止，表現出自身的優越，靠著自己體格與性的征服來讓他人印象深刻等等。他們與那些他們認為是退化的當代原住民族拉開距離，但又尊崇自身的印加承傳。他們在與觀光客打交道中，也日益認同西方的價值；而認為自身是種西方想法與印加本位論的混合體。

欽切羅村也有一個有名的觀光集市；與皮薩克不同的是，許多原住民男女是住在村子裡。過去十多年來，欽切羅村那些出身於半自給農耕農戶的婦女，日益成了矚目對象；她們穿著色彩鮮豔的原住民服飾，以及夾層的羊毛裙。觀光客可以在觀光集市、或是在欽切羅觀光區一些新的編織中心，購買編織物。這些中心，是由當地人創設，而且是由一些編織協會來經營與擁有。雖然整個家庭成員都是協會的會員，但通常只有婦女才會在那兒工作。

有些編織中心就設在一些婦女的家裡，其他的協會也有自己的房子；但所有的工作坊，都有私人空間中的親密感。主要的活動，是集中在庭院。各種大小式樣的編織物，也擺飾在長條椅子、土牆與櫃子上。有孩童在玩耍，有嬰兒要哺乳；偶爾，有人會逗逗寵物。待染色的羊毛，給放在泥土爐子；許多的草葉，置放在陶罐中展示。當地特有的食材：天竺鼠，則是養在籠子裡。一捻捻的羊毛給掛著待風乾。一群一群的婦女，坐在地上、或是矮的長板凳上；在做編織的同時，會用克丘雅語閒聊；或是在那放在地上新的編織物兩端之間，來回快速的走動著。這個與外界隔絕的空間，絕對是家庭式的、而且有種溫馨，也因此會很吸引觀光客。觀光客會給奉上一杯古柯（coca）茶，坐在長板凳上，聽著這些婦女用西班牙語來作說明、然後由導遊來作翻譯。這些婦女會展示：把羊毛染色、各種的編織手藝與紡紗。當然，觀光客也會拍下許多的照片。這些婦女的最終目的，自然是希望觀光客能多買一些她們的編織物。

這些協會是依著葛岩納烏帕（Nilda Callanaupa）的做法，有樣學樣的。葛岩納烏帕也是位欽切羅婦女，她曾去美國上大學。1990年代回來後，她開始把本地婦女組成一個個的編織協會，希望能增加大家收入，而且能活化老式的編織技藝（Calanaupa,2007）。目前，在“聖谷”一帶的村落中，有將近600位婦女加入她的“庫斯可傳統紡織中心”（Center for Traditional Textiles of Cuzco）。至於她們的編織品，則是轉到庫斯可與欽切羅兩間博物館的販售部銷售。葛岩納烏帕的成功做法，引起其他婦女仿效，於是也紛紛設立起自己的編織協會與中心。目前有將近300位婦女與她們的家庭，加入到十幾個協會。這些協會的會員，也採用那與葛岩納烏帕相似的說法。雖然並沒低估靠販售帶來收入的重要性，但她們更重視自己文化的根源。她們認為使用母語（克丘雅語）、重建（印加族）祖先的傳統，以及編織原住民服飾等，對於她們的自我認同極為重要。

編織工作向來給認定是女性的事，但有些男人也會學習來用織布機做編織。至於最繁複、高超的式樣，還是得靠婦女靠著後背帶織布機來完成。這些織布機，包括一根木棒、繩子、以及一條圍在編織者腰上的帶子；婦女通常會坐在地上、或小板凳上，來使用。當這些婦女在家工作或是去到庫斯可時，通常不會穿著她們很重、很珍貴的原住民服飾；但是原住民服飾對她們可是非常的重要，因為這可吸引觀光客來到村子裡。像是“人煙罕至的星球”（Lonely Planet）2010年版的旅遊指南，就描述欽切羅村是個有“多采多姿的周日集市”與“穿著傳統的當地人”的“典型安迪斯”村子（Lonely Planet,2010：263）。像是有位婦女就向我說：“這種服飾，是我們祖先穿的；因此我們穿起來也覺得自豪。我們以前都不穿這種衣服的；但現在又開始再來穿著。這對於我們是件好事，因這是典型的服飾，鑲邊也是。這也會吸引觀光客，他們會給我們拍照。”既然她們的服飾，是與她們在編織中心的工作、與她們的編織技藝有關，也因此她們想重振祖先的生活；穿著這些服飾本身，就是種自豪，而且可加強她們原住民特質與女性氣質的認同。這些婦女也會各別把自己的編織物與其它手工藝品（通常是由批發商、或直接由生產者那兒買來），做為流動攤販，在庫斯可或是欽切羅的觀光集市中販售。她們靠著在旅遊業中販售物品所賺的收入，倒是不少。而這也可用來交學費、受到更高等的教育，以及明顯改善自己的居家房舍。但是大量婦女投入編織的壞處，是在手工藝市場出現了競爭與生產過剩，這也造成價格變低，以及銷售減少（Ypeij and Zorn,2007；Zorn,2004）。

觀光客會來到欽切羅村，主要是要去“聖谷”旅遊。他們搭乘旅遊巴士，而且也是有導遊陪伴；這些導遊對觀光客在村中的旅遊路徑，也有決定性力量。導遊往往會把觀光客直接帶到廢墟遺址與集市。而這些婦女又大體上是依靠導遊的決定（這條路線，有些導遊是女性），來把觀光客帶到她們的中心。導遊也會建議她們應該要把工作坊內部妝扮的更有“原味”，以及應開出什麼價錢。做為仲介，這些導遊可是有一定份量的（Cheong and Miller,2004）。

正如那“給拍照的婦女”的情況一樣，“梅斯蒂索”男性導遊與婦女編織工兩者間的關係，也是不平等的。這些導遊控制編織工與觀光客的接觸，而且要求15-20%的回扣；這對欽切羅村的婦女來說，是要的太多了。（其中一位婦女的老公就用“下賤”這個詞來形容這種做法）。我本身也目睹到一憤怒的導遊與一群婦女之間的爭吵。他在兩位觀光客離開後又跑回來，用鄙視與冒犯的方式，要求加收他應有的錢。他不相信觀光客只是純粹拍照，而沒買東西。至於那些婦女也因他的舉止而憤怒萬分。即使這些紡織工明白導遊會濫用他們的權力，而且要求過分；但是她們還是得靠導遊來銷售物品。既然得與導遊維持良好的關係，他們才會帶領觀光客來到她們的中心，於是這些婦女也會盡力來討好這些導遊。

加入到編織協會與其他的旅遊相關行業，也為這些婦女的日常生活帶來很大的變化。這些婦女會把愈來愈多時間花在與觀光相關的工作上，於是經常是不在家的。再加上她們有了自己的收入，這也造成兩性關係的變化，以及引發許多的衝突與拉扯。正如葛岩納烏帕所說的：“在我們文化中，男人是要外出賺錢的；婦女得留在家中。可是成立這些團體（婦女編織工）後，情況就變了。有些正面的效果，是一些老公對他們太太的工作很滿意，於是也會開始顧家（做些家務）。但負面的效果，則是在家中相互爭論、吵架的狀況愈來愈嚴重。我們有時得插手來處理，而有些婦女也因此退出協會。可是，一般來說，會來加入的家庭通常認為這是個很好的機會。婦女角色有了變化。在以前，婦女是花很多時間在她們的農地上。現在，她們在編織上會花更多的時間。在我們文化中，有種大男人主義。男性會認為自己比較優越。但現在，是因為婦女在賺錢，他反而覺得自己低一等。這絕對是種改變。”

其他一些組織的負責人也指出：在還沒有編織中心以前，婦女主要是在家中與農地勞動。外出賺錢，是男人的事。但是到現在，一些女性賺的錢比男人還要多。其中有個例子是，女性整天外出工作，而她老公則在家負責照顧小孩。相較於同村的人，她可是更富有。她曾去到美國工作幾個月，教編織的課。在回到欽切羅村後，她靠著賺來的錢改善家居，而且還買了輛汽車。李特（Little,2004：221）在他瓜地馬拉原住民編織工的研究中，也有類似的結論，而且指出婦女成為負責養家活口的新地位。

這些婦女編織工，經由自己的編織，而來強化她們族群特質與女性氣質的認同。而她們所開創出那與外隔絕的編織區域，在許多方面也正如原住民的家戶。低矮的長板凳，婦女坐在地上靠著那緊貼著她們身體的紡織機來做編織的方式；當她們在泥爐邊工作、身體前弓的樣子，以及她們用來染色的許多草葉等等，都表現出這些婦女與大地、與她們的原住民特質、與她們的女性氣質等有緊密的關聯。這也讓這些婦女能自己因此呈現出做為原住民婦女與印加後裔，而萬分自豪。於是，在她們處理自己與那會濫用權力的導遊，在她們重新詮釋自己在家中兩性分工與性別認同上，性別、階級與族群的不平等，也有了新的意涵。

這三個案例顯示出在旅遊業工作中，性別與族群交織下所產生多重的意涵與結果。男性導遊的工作，是緊扣著男性氣概、優越、體格健壯等想法；而且是把“梅斯蒂索”的根源，追朔到印加歷史。至於“給拍照的婦女”與編織工，則是靠著她們原住民的女性氣質、女性身體、服飾與編織技藝等，來回應觀光客對她們浪漫形象的投射。所有的這些人，喜歡這種工作，不只是因為可以賺錢，而且是他們因此可與觀光客打交道、他們對自己工作覺得自豪，以及他們所擁有的新的技能與生活方式。

這份研究也證實了巴布（Babb,2011：153）的見解：原住民婦女的印第安原味，可給視為是文化資本。觀光客會欣賞她們五顏六色的服飾，而且視為是文化的“他者”，這也能為她們帶來收入。但是，也並非所有的原住民婦女，都自然能成功的把自己的文化資本轉換為經濟資本。“給拍照的婦女”遇到的限制，也會阻礙她們的收入超過實質生活所需。她們的家戶，大體上仍是貧窮的，而且還是得依靠半自給的農耕，與一些額外的現金收入來維生。但不論是男性、或女性，是“梅斯蒂索”、或原住民，所有在這行業工作的人，都會把他們的族群特質與性別轉為文化資本來使用。

至於婦女編織工的例子，也顯示出：兩性關係是可以給徹底的翻轉；而且在旅遊業工作的脈絡下，性別不平等也具有新的意涵。當婦女編織工變成家中甚至比她老公還重要的收入來源、而男性也日益投入到家務與照顧小孩時，原本的性別分工就開始有了變化。這種例子，也因一些婦女編織工在經濟上的成功、而讓家計日益依靠旅遊業帶來的現金收入時，更為明顯。有些婦女會用這些賺來的錢，繼續上學；另有些變得很有錢。雖然這只是個新近的發展，但我們也會想到：這是否會是原住民婦女社會地位上升潮流的一個開端？無論如何，她們經濟上的成功，也挑戰了原本族群與階級的聯結，以及那在女性氣質、原住民特質與貧窮之間相關的關連。

但即使婦女編織工或可因改善她們相對於老公的性別地位，而且改進了家戶的經濟地位，但整個旅遊業的結構，卻也引發出性別、族群與階級上新的不平等關係。那些在觀光客與原住民婦女編織工做仲介的“梅斯蒂索”男性導遊，卻也造成新的種族與性別歧視。導遊不用理會這些婦女的收入，自行可來決定：哪些婦女是夠“道地的”，而可以與觀光客來打交道？她們的服務或手工藝品，到底該值多少錢？以及是否應帶觀光客來與她們接觸等等。

至於這三類工作者給整合到國家正式旅遊計畫的程度，也各有所異。“給拍照的婦女”應是處在最邊緣；她們的工作往往是與地方機關相互拉扯。至於導遊，則應是最溶入的。他們經過相關機構正式的培訓、登記與認可。欽切羅村的婦女編織工，是介於兩者之間。她們組織起正式的協會，可是國家也因此不會有什麼特別的支持或保障。這種不同的整合程度，也反映出旅遊業中許多的社會不平等，以及因而引發出的社會緊張與不平等關係。“給拍照的婦女”得對抗由自己村落內、外而來的責難。而她們的行動，也部分受到警衛的控制。導遊也會插手到她們與觀光客的接觸；有些婦女則是得瞞住自己老公，才能持續做下去。至於那些導遊，則是給親友說成是“橋樑”；他們的生活方式既然已經不一樣，於是也就與原來的親友失去連絡。至於婦女編織工，則得接受她們的收入（有一部分）是得靠著導遊；而且得接受那新的性別不平等關係。

這種社會不平等關係的生產與強化，也更證實了馬可康耐（MacConnel,1973；1999（1976））那種把旅遊業工作者區分為舞台上的與真實的認同的想法，是有問題的（參看：Little,2004：269-270）。在旅遊業中，這三類的工作者是以各種方式把身份認同與自己的工作相扣合。他們開創出新的意涵，越過既有的社會與文化邊界，強化他們的自我形象，挑戰那對性別、階級、族群等既定的想法。在旅遊業的工作，是與這些工作者的身份認同緊密扣合。而這對於他們為何要來做這一行，與如何來工作，賺多少錢，與他們在社會上受到多少的理解，以及與他們所開闢出的新途徑等等，有很大的影響。但是，他們的做法不是沒受到限制的；而且他們的認同也非獨自形成的。他們的工作與身份認同，是含蘊在那基於族群、階級與性別的權力差異所交織出的種種社會關係中。“給拍照的婦女”與婦女編織工，可是無法自行來決定如何來與觀光客打交道。警衛、老公與導遊在一定程度上掌控了她們工作的方式。階級、性別與族群的不平等，形成了她們認同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充斥在整個旅遊業的景觀中。來察看性別與族群的交會，以及旅遊工作與工作者身份認同之間交織的方式，就可清楚看到：在這些認同中的各方面，沒有不受到旅遊業的影響。即使在他們生活中有許多時候是沒有觀光客的，但是與觀光客、與旅遊業接觸的經驗，已完全融入他們社會地位與自己是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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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譯自：Annelou Ypeij：The Intersection of Gender and Ethnic Identities in the Cuzco–Machu Picchu Tourism Industry：Sacamefotos, Tour Guides, and Women Weavers.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Issue 187, vol.39. no.6, 2012 nov., pp.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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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6】．另外也有Bricheras（女橋樑），她們是年輕的女性，也是因同樣的原因，跑到夜店接觸男性觀光客（Vich,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