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傷其類

在去年年底我搬家換到一個新的住處，隔壁鄰居正好和我畢業於同一間高中，我們一見如故，所以時常到彼此的房間串門子。她的聲音略帶娃娃音，不管天氣陰晴都愛穿裙子，床上和桌上的擺設以粉色與淺紫色調為主，喜歡海豹和海豚娃娃。「一個善良單純，但有些像溫室花朵的中產階級家庭掌上明珠。」當時我對她的人物形象下了這個註解。

某個普通的夜晚，我在走廊巧遇鄰居，她告訴我，她等等要講一通很長的電話：「等我回來後，我再去找你，跟你分享我遇到了什麼衰事，為什麼要講這通電話。」

我說好，心裡有了個大概的猜測。像她這樣的女孩，好像除了煩人到可以說是控制狂的爸媽，生命中應該也沒有什麼可以被稱之為「衰事」的對象。

她在大約一小時後敲門走進我房間，「我要來跟你說我遇到的事情了。」正在鋪床的我嗯了一聲，然後聽見她貌似深吸了一口氣。

「我在上學期開學第一個禮拜被性侵了，剛剛跟我講電話的是我的律師。」她說。

被切開的血管：支離破碎的現實內臟

「什麼？」

我害怕自己聽錯，連「性侵」這兩個字都不敢複述。

當我還心存她是被性騷擾或性侵未遂的僥倖，她已經接著說下去整個故事。事件起源於上學期開學第一個禮拜，剛進入大學的她和男同學一起去臺大總圖討論功課。

「我們系上男女比相差很大，」就讀自然組科系的她說：「我只是想找一個可以討論功課的人，他又剛好跟我來自同一個縣市在Ｘ友會認識，哪知道……」

哪知道這個同鄉兼同學將她帶到臺大總圖的討論室——一個被視為「公共場所」的地方——請她喝下一杯水，而那天吃了頭痛藥的她在喝下水後不省人事。

「我醒來之後只覺得下面很痛，然後發現我的裙子上都是血，他的手上也都是血。」她的嗓音逐漸高亢，日光燈照得整張臉一片慘白：「然後他找的那間討論室，剛好沒有監視器。」

她跟我說她本不想報警也不知道該怎麼做，甚至是在打電話給姐姐後才決定去驗傷，沒想到驗傷後就來了警察，儘管那時已經離事發當下超過二十四小時。「我那時在醫院抽血，那個護理師不知道戳到我手上什麼地方，血直接噴了出來，護理師甚至拿水桶來接我的血。」

「我在想自己怎麼可以這麼衰，為什麼電視上那些社會新聞會發生在我身上，我越想越委屈，就在急診室大哭。」她笑著說出這段話，彷彿這一切只是黑色喜劇電影中的一個畫面：「我姐姐看到我哭就跟著哭，我爸媽看到我們在哭也哭了，於是我們全家一起在醫院急診室抱著彼此抱頭痛哭。」

她告訴我加害者的名字，那個被她稱呼為「爛人」、連全名都不願再次提起的存在。「我那時只要想到他就吐，什麼東西都吃不下，甚至吐到胃出血。」她說：「我在家裡待了一個多月，為了跟爸媽證明我可以回學校上課，我拿那個爛人的照片出來逼自己看，但看不到幾秒鐘我就衝進廁所裡，蹲在馬桶邊吐得亂七八糟。」

我們不希望被剝奪和生理男好友單獨出門的勇氣，他們也不該受到如此懷疑，然而這些勇氣和信任，正在被一灘又一灘現實內臟湧出的鮮血和嘔吐物腐蝕。

漫漫法庭路：沒有盡頭，只有路口

「剛剛律師打電話是來問我，我和那個爛人的聊天訊息裡面每個表情符號是什麼，我跟他解釋了好久。」她告訴我她需要在法庭上鉅細靡遺地回憶事發當天的動線、解釋她和加害者說過的每一句話和按下的每一個表情符號、回應檢察官的質疑與不友善態度。

「那個負責的檢察官真的很兇，有一次我嚇到什麼話都說不清楚，走出法庭後律師和我媽說我講的不夠好哪邊需要改進，聽著聽著我就暈倒了。」她依然在笑，像是在笑話自己遭遇的一切。「我醒來後躺在家裡的床上，我媽跟我說剛剛我昏倒後被送去急診室，但我什麼都不記得了。」

「醫生說，我的症狀是精神解離。」她在述說這段經歷時一臉難以置信：「我那時想，這不是電視劇裡才會有的情節嗎？怎麼就發生在我身上。」

那時的我在想，她的「我忘記了」和加害者的「我忘記了」明明是同樣一句話，卻會帶來截然不同的結果；所以一個不停強迫自己回憶起，一個自欺欺人地表示失憶。

「我第二次去開庭，檢察官劈頭就問我要不要和解，說什麼這個坎我要自己想開，還跟我舉例說如果她的老公碰她一兩次她會拒絕，第三次她就會算了。」而她在第二度昏倒被救護車送出法院前，對這位臺大法律系畢業的檢察官大吼：「我要那個人道歉的話還要警察幹嘛？如果和解了我會一輩子過不去這個坎！」

「檢察官跟我說，我應該更明確拒絕那個爛人的。」她怒極反笑：「我就想，那個時候的我完全不清醒，我要怎麼拒絕那個人？」

「我想我已經夠努力了，我都已經這麼努力去告那個爛人了，為什麼還要這樣要求我？」她淒然道：「我爸媽問我想不想和解，因為他們擔心，有一天我精神解離到連他們都認不出來了。」

而她為了找證據回學校總圖調監視器，沒想到工作人員調到完全相反路線的鏡頭，而正確的版本卻因為監視器的保留期限遭到刪除，讓崩潰的她在辦公室裡狠狠發了一頓脾氣。「但我後來想想，罵那些工作人員也沒有用，畢竟這也不是他們能決定的。」

唯一的證據是她跑進廁所的鏡頭，而那個鏡頭裡的她，裙子上沾滿自己的血。

生命不能承受之輕：高高舉起，輕輕放下

「學校性平會呢？」我問她，這似乎是我能想到的最後一根稻草，壓垮駱駝或救命的稻草。

學校性平會在詢問她整起事件後，拿著未經她審閱的逐字稿便把加害者找來，「這完全違反行政程序，理論上那份逐字稿要先讓我看過才對，是我媽媽寫信給校長後，學校他們才重新問過我。」

她告訴我學校性平會調查到今年五月才得出結果，並且決定在過程中暫不公開整起事件，因為要保護她、也保護加害者。「然後那個爛人說，學校不能剝奪他的受教權，所以他還是每天大搖大擺來上課，甚至會跟我上到同一間教室的必修課。」

「他會故意在我面前晃來晃去，我知道他想逼瘋我。」她在系上活動看到加害者時摔倒在地，渾身發抖請身邊的人幫她擋住視線，不停問加害者到底走了沒。

在五月的某個平凡夜晚，她的爸媽特別北上告訴她， 臺大性平會判決此案不構成性侵。

「我爸媽甚至瞞了我兩天，只是為了讓我好好完成系上的活動心情不要被影響。」她說：「他們已經想好該如何申訴了，但我還在思考，會不會我重複經歷痛苦的過程後，還是獲得一樣的結果。」

「他什麼處分都沒有，沒有退學、沒有記過，我不知道性平會到底在做什麼，但我會繼續上訴。」

「性暴力加害者作案只需要幾分鐘乃至幾小時，但要讓他被定罪，少則數月多則數年，甚至是一輩子。」我這才意識到，這句在新聞報導中讀過無數遍的文字就體現在我的身邊，發生在這個號稱臺灣第一學府的校園裡；這裡的人總沾沾自喜自詡為知識份子和菁英，被視為臺灣社會的典範與表率。

天譴：一切信仰都帶著呻吟

「上禮拜我的律師代表我去開調解庭談和解，那一天我忘了這整件事。」直到那天晚上，她突然完全無來由且不受控地流眼淚，「所以我想起了那天有調解庭，我問我媽結果如何。」

「我媽告訴我，對方律師一進來就告訴我的律師，他們只願意賠三萬元，而且不會自己轉學或休學。」她氣得抓起枕頭砸向床鋪，「我的律師告訴他，那我們不用談和解了，直接按法律程序來吧。」

三萬元，可以讓四個人在臺北合租到一間小公寓一個月，可以付一個臺大理工學院學生一學期的學雜費，可以彌補一個女孩被侵犯的身體自主權、畢生因性侵造成的陰影，以及一個家庭全體的傷痛。

她告訴我加害者的父母也從未向她道歉過，一口咬定她是自願的，自家兒子什麼錯都沒有，「而且他家裡居然有姐妹，我以為這會讓他比較懂得尊重女生。」

我們煞有介事地討論起是否應該動用私刑報復，比方說埋伏在小巷裡暴打加害者一頓。在這個僅僅過把嘴癮的過程中，我得知加害者常去某間知名廟宇扛轎，是虔誠的媽祖信徒。

「我真的去給人家收驚過，那個乩童在通靈後跟我說，他發現爛人給我下了很嚴重的降頭，要我以後晚上十點後不可以踏出房門。」而她的前室友時常在房間裡摔衣櫃門和抽電子菸，和她處得不太好。「有一天晚上我在外面講電話講得稍微久一點，過了晚上十點才回來房間，結果就看到我前室友在房間裡發瘋。」

「我知道我不該相信乩童說的話，但他真的好準喔。」

這是何等諷刺的無奈，一種只能詛咒加害者在扛轎時，媽祖顯靈讓神轎壓死他的無力感；一種無法訴諸正式管道，只能求助於神佛的絕望；是我們這些將法律與科學奉為圭臬的「知識人」，曾經最鄙棄的怪力亂神。

兔死，狐悲

在對話的過程中，她幾度哽咽、卻不曾落下半滴淚水，因此我用一句句「憑什麼？」來遏制自己憤怒的顫抖。

每喊一次「憑什麼」，我的腦海中就掠過一個身影：是在昏暗客廳裡告訴我，自己曾在幼年時遭家中長輩猥褻的母親；是待我如親子的阿姨，她在我受教的國小任職時，被當年我曾敬重的校長職場性騷擾；是在社團活動中遭遇鹹豬手，從此對肢體親密接觸產生陰影的閨蜜好友。

我們都在喊憑什麼，憑什麼加害者不必遭受天譴或法律制裁，憑什麼受害者要受困於陰影、加害者卻能若無其事繼續生活；憑什麼我們不斷地說服自己，這些加害者只是男性之中的少數，卻發現身邊幾乎每個女性，都有如此不堪的共同記憶。

然而我喊到最後，卻是想問：憑什麼作為一個女性，我能夠安然無恙走到今日？

隔天一早走出住處時，料峭春風讓我回想起許多記憶碎片：我想起高中剛入學時，教官在朝會告訴我們，在女校三年很容易遇到性騷擾，要學會好好保護自己；想起學校匿名靠北版上，常見到學姐學妹同屆發文互相提醒，學校附近哪個路段又來了一個暴露狂，專門挑穿女校制服的學生下手， 記得保持距離以策安全；想起某次隻身走夜路，我懷疑自己被跟蹤，發現是虛驚一場後，一個人蹲在紅綠燈下歇斯底里地大哭。

我想跟她和她們說：「沒事，不要害怕。」但我說不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