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學歷與自由競爭的社會 近幾年,台灣每到選舉的時候,候選人的學歷與論文造假問題都會被拿來炒作一番。現在要成為一個有頭有臉的政治人物,碩博士似乎是基本盤。
不知道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大家都汲汲營營追求學歷,甚至視之為定義自我認同的顯著標籤?能夠獲得好的工作確實是一大關鍵,但追求學歷背後更深層的原因是,唯有這樣才能證明自己的社會地位(象徵資本),並相信我們能夠站上這個位置是靠自己的努力掙來的,因而我們配得這樣的頭銜、配得「人生勝利組」帶來的豐碩果實。
我們都會認為,理想的教育是讓有才能的人發揮所長,努力攀到他們可以到達的位置。無論你的種族、性別、宗教、階級,教育的管道應該要開放給所有人,讓他們能站在相同的起跑線上,透過公平的競爭取得自己的成就。
這就是「功績主義」(meritocracy) 的哲學。只要我們肯運用天賦、肯努力,我們就能爭得自己的成就,而不是倚靠自己的特殊優勢(階級、種族、性別);只要我們為自己的命運負起責任,我們所獲得的都是應得的。
這樣的社會很完美,不是嗎?
合法化不平等:首先,你要先夠有錢、夠幸運 享負盛名的政治哲學家、哈佛大學教授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在( The Tyranny of Merit ) 可說持完全相反的論點,將砲火直攻功績主義的弊病。他認為正是這種「暴政」(tyranny)讓我們落如贏家與輸家的比較思維,並引爆了充滿驕傲與羞辱感的仇恨政治。功績主義實際上是合法化了不平等,而非不平等的解方。
首先,桑德爾指出,功績主義標榜的「開放給所有人」,本身就不是現實。事實上,美國大學入學測驗(SAT)的成績與家庭收入密切相關,有錢的家庭可以用更多的資本來培育孩子獲得更好的成績;而且大學高學費的問題,也間接排除了低收入戶家庭入學的可能。例如,常春藤盟校有三分之二的學生來自全美收入前百分之二十的家庭。
若回到台灣的處境,根據駱明慶教授的研究,2013年台大學生家庭所得在全國前4%者,就占了34.77%;而在後50%的所得家庭中,則只有5.53%。每兩個台大學生,就有一個來自雙北,尤其是大安區。
這意味著,那些有資格進入名校的贏家,並非只是天資聰穎,先天的階級優勢可說把他們的起跑線往前拉了好多步 。
其次,桑德爾認為,就算完美的功績主義社會實現,這也不是一個正義的社會。因為功績主義的目標在於自由地競爭流動,而非實質上的平等。它只關切人人是否有公平的機會攀爬名為成功的階梯,卻不在乎每一階的落差。
功績主義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未能達成,而是它本身就蘊含一種思想:憑著自身的才能在體制中取得成就的人,會以自己的才能為傲,認為成功都是靠自己的本事,因此配得體制給予的獎賞。因此,儘管才德至上再怎麼公平,都無法避免贏家的自傲,以及輸家的自我譴責。
最後,桑德爾指出,一個社會重視什麼樣的才能,以及自己有什麼樣的天賦,完全是具有「任意性」 (arbitrariness)的。因此,一個人擁有得以配對社會認同的「天賦」,不是自己的功勞,而是上天的眷顧。例如,活在一個不重視藝術產業、運動產業的社會,儘管我再怎麼有天分,都不會被社會認可,也難以賺到錢。
換言之,天賦也是一種特殊優勢 。一味地認為成功都是歸功於自己,不僅令人驕傲自大,也會將失敗者貼上懶惰、不努力的標籤,增強榮譽與恥辱的文化,削弱同理與謙遜的美德。
侵蝕工作的尊嚴:我一定是不夠努力,才會那麼慘 功績主義推崇的競爭流動,讓高等教育的篩選機制產生無情的一面。缺乏才能者認為自己不能上大學,就是代表他能力不足。儘管理論上教育程度與個人成就無法混為一談,但社會總是將高等教育學歷與個人成就、市場價值與社會尊嚴綁在一起,使越來越多人堅信唯有上大學,才能贏得社會的尊敬。
桑德爾認為,讓無大學文憑的勞工階級難受的不只是薪資停滯的窘境,而是功績主義的價值侵蝕了工作的尊嚴(the dignity of work) 。它告訴他們是一群不被社會重視、不被需要、沒有價值的一群。研究指出,無大學文憑的白人中年男性比有大學文憑者的自殺率高出三倍之多,主因不是物質的匱乏,而是心靈的折磨。長期處在一個社會地位低落的自我形象,是極其赤裸與難受的事情。
簡言之,功績主義的暴政,讓那些無法在既有體制游刃有餘的落後者感到不滿,並認為自己一定是不夠努力才沒辦法有一番成就。
受創的贏家:升學的軍備競賽 桑德爾也指出,這些成功者其實也是「受創的贏家」 ,因為他們必須從小就展開學業的「軍備競賽」,缺乏探索自我的空間。不斷追求分數與完美的履歷,讓孩子的求學歲月變成高度壓力、焦慮與睡眠不足的競爭場域。
近年來「直升機父母」的崛起,正是呼應社會不平等加劇及教育報酬率提高的經濟理性反應。然而,在這種長年競爭的狀態下,使得年輕人的心理疾病比率增高,並造成「隱性完美主義傳染病」 的幽微創傷,時常感到自我價值感低落。這種密集式的教養,也無疑增加了父母的焦慮與親子關係的緊張。
重拾工作尊嚴:翻轉「人生勝利組」的單一想像 不過,低學歷的人,就代表不努力、在社會上沒有價值嗎?
在功績主義的觀念下,一個人在就業市場賺得的錢,代表他滿足社會需求的程度,也代表他為社會所做出的貢獻。換言之,賺越多錢,意味著自己的能力越好,也比其他人更有價值。當學歷與經濟報酬的關聯性高,便會加深無大專文憑的人的自卑感。
然而,桑德爾指出,我們必須以「生產者」(producer)而非消費者(consumer)的角度看待工作。我們在國家經濟裡頭的主要任務不是消費越多、創造更多GDP,而是能夠運用己身的能力提供好的物品與服務滿足社會大眾,並贏得社會尊嚴(social esteem)。換言之,我們在工作上所做的貢獻,無法以供需法則為基礎的市場價值(market value)衡量,而是以促進公民社會共善的道德價值(moral value)來評斷。
因此,人類最基礎的需求不是滿足消費,而是彼此需要,並建立一個可以共同參與的生活。我們工作的價值,是能夠為這個社會的共善做出一份心力,並贏得身為一個公民的尊嚴。
我們應該翻轉「人生勝利組」的單一想像,讓各行各業的人都能在社會的各角落發光發熱。無論是水電工、送貨員、工地工人、服務生,這些都是社會運作不可或缺的人才。他們所做的事情儘管沒有優渥的經濟報償,但他們為這個社會的貢獻程度絕對不亞於一個商人或教授。
結語:看見人的價值,保有同理與謙遜 要改變深植人心的觀念與從之衍伸的制度非常不簡單,但桑德爾在《成功的反思》仍勇敢地批判,並喚起民眾進行尋找共善的價值辯證。要打造一個正義的社會,不能交由供需法則、學歷或社會地位來決定,而是要在日常的對話與相處持續追尋。 這需要翻轉我們功績主義的思維,好好看見自己到底是承接多少的運氣,才有辦法有今天的成就。我很喜歡社會學家拉蘿(Lareau)在《不平等的童年》講的一段話。她說,很多中產階級的孩子「出生就站在三壘,但他們以為自己打了三壘安打」。[3]我們都以為成功是靠自己的努力,極力想要掩飾自己的好運,並忽略了原生家庭的優勢,是如何在成長歷程中不斷地給予我們特殊的資源,為我們鋪平了前方的道路。 身為頂尖大學的學生,我從來不認為光靠我的努力就有辦法到這樣的位置。我是因為夠幸運。我一路上遇到了好的老師,家庭有資本投入在我的各樣教育,我不用為了家庭經濟而申請學貸或半工半讀,我剛好很懂得考試(但不代表有知識)。 有好學歷,不應成為拿來說嘴的事情或羞辱別人的工具,而是去看見這一路以來到底是承接何等大的恩典與幫助。我們應保有多一點同理與謙遜,將自己握有的資源貢獻給社會。 《成功的反思》是我們值得一讀的好書。在這個不斷崇尚學歷、競爭流動的社會中,我們應該好好扭轉我們對於成功的貧乏想像,看見不同的人的價值,打造一個更富同理心、更正義的社會。 [1] 駱明慶(2018)。〈誰是台大學生?(2001–2014)-多元入學的影響〉。《經濟論文叢刊》,46,1:47–95。
[2] 馬蒂亞斯.德普克(Matthias Doepke)、法布里奇歐.茲里波提(Fabrizio Zilibotti),《金錢如何影響愛與教養?:貧富不均下的育兒經濟學》(台北:親子天下,2021)。
[3] 安妮特‧拉蘿(Annette Lareau),《不平等的童年:拚教養能翻轉階級嗎?》(新北:野人,2021),頁20。 延伸閱讀 書評│出生就站在三壘,但以為自己打了三壘安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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