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學歷與自由競爭的社會
近幾年，台灣每到選舉的時候，候選人的學歷與論文造假問題都會被拿來炒作一番。現在要成為一個有頭有臉的政治人物，碩博士似乎是基本盤。
不知道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大家都汲汲營營追求學歷，甚至視之為定義自我認同的顯著標籤？能夠獲得好的工作確實是一大關鍵，但追求學歷背後更深層的原因是，唯有這樣才能證明自己的社會地位（象徵資本），並相信我們能夠站上這個位置是靠自己的努力掙來的，因而我們配得這樣的頭銜、配得「人生勝利組」帶來的豐碩果實。
我們都會認為，理想的教育是讓有才能的人發揮所長，努力攀到他們可以到達的位置。無論你的種族、性別、宗教、階級，教育的管道應該要開放給所有人，讓他們能站在相同的起跑線上，透過公平的競爭取得自己的成就。這就是「功績主義」（meritocracy）的哲學。只要我們肯運用天賦、肯努力，我們就能爭得自己的成就，而不是倚靠自己的特殊優勢（階級、種族、性別）；只要我們為自己的命運負起責任，我們所獲得的都是應得的。
這樣的社會很完美，不是嗎？
合法化不平等：首先，你要先夠有錢、夠幸運
享負盛名的政治哲學家、哈佛大學教授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在《成功的反思：混亂世局中，我們必須重新學習的一堂課》（The Tyranny of Merit）可說持完全相反的論點，將砲火直攻功績主義的弊病。他認為正是這種「暴政」（tyranny）讓我們落如贏家與輸家的比較思維，並引爆了充滿驕傲與羞辱感的仇恨政治。功績主義實際上是合法化了不平等，而非不平等的解方。
首先，桑德爾指出，功績主義標榜的「開放給所有人」，本身就不是現實。事實上，美國大學入學測驗（SAT）的成績與家庭收入密切相關，有錢的家庭可以用更多的資本來培育孩子獲得更好的成績；而且大學高學費的問題，也間接排除了低收入戶家庭入學的可能。例如，常春藤盟校有三分之二的學生來自全美收入前百分之二十的家庭。
若回到台灣的處境，根據駱明慶教授的研究，2013年台大學生家庭所得在全國前4%者，就占了34.77%；而在後50%的所得家庭中，則只有5.53%。每兩個台大學生，就有一個來自雙北，尤其是大安區。[1]
這意味著，那些有資格進入名校的贏家，並非只是天資聰穎，先天的階級優勢可說把他們的起跑線往前拉了好多步。
其次，桑德爾認為，就算完美的功績主義社會實現，這也不是一個正義的社會。因為功績主義的目標在於自由地競爭流動，而非實質上的平等。它只關切人人是否有公平的機會攀爬名為成功的階梯，卻不在乎每一階的落差。
功績主義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未能達成，而是它本身就蘊含一種思想：憑著自身的才能在體制中取得成就的人，會以自己的才能為傲，認為成功都是靠自己的本事，因此配得體制給予的獎賞。因此，儘管才德至上再怎麼公平，都無法避免贏家的自傲，以及輸家的自我譴責。
最後，桑德爾指出，一個社會重視什麼樣的才能，以及自己有什麼樣的天賦，完全是具有「任意性」（arbitrariness）的。因此，一個人擁有得以配對社會認同的「天賦」，不是自己的功勞，而是上天的眷顧。例如，活在一個不重視藝術產業、運動產業的社會，儘管我再怎麼有天分，都不會被社會認可，也難以賺到錢。
換言之，天賦也是一種特殊優勢。一味地認為成功都是歸功於自己，不僅令人驕傲自大，也會將失敗者貼上懶惰、不努力的標籤，增強榮譽與恥辱的文化，削弱同理與謙遜的美德。
侵蝕工作的尊嚴：我一定是不夠努力，才會那麼慘
功績主義推崇的競爭流動，讓高等教育的篩選機制產生無情的一面。缺乏才能者認為自己不能上大學，就是代表他能力不足。儘管理論上教育程度與個人成就無法混為一談，但社會總是將高等教育學歷與個人成就、市場價值與社會尊嚴綁在一起，使越來越多人堅信唯有上大學，才能贏得社會的尊敬。
桑德爾認為，讓無大學文憑的勞工階級難受的不只是薪資停滯的窘境，而是功績主義的價值侵蝕了工作的尊嚴（the dignity of work）。它告訴他們是一群不被社會重視、不被需要、沒有價值的一群。研究指出，無大學文憑的白人中年男性比有大學文憑者的自殺率高出三倍之多，主因不是物質的匱乏，而是心靈的折磨。長期處在一個社會地位低落的自我形象，是極其赤裸與難受的事情。
簡言之，功績主義的暴政，讓那些無法在既有體制游刃有餘的落後者感到不滿，並認為自己一定是不夠努力才沒辦法有一番成就。
受創的贏家：升學的軍備競賽
桑德爾也指出，這些成功者其實也是「受創的贏家」，因為他們必須從小就展開學業的「軍備競賽」，缺乏探索自我的空間。不斷追求分數與完美的履歷，讓孩子的求學歲月變成高度壓力、焦慮與睡眠不足的競爭場域。
近年來「直升機父母」的崛起，正是呼應社會不平等加劇及教育報酬率提高的經濟理性反應。[2]然而，在這種長年競爭的狀態下，使得年輕人的心理疾病比率增高，並造成「隱性完美主義傳染病」的幽微創傷，時常感到自我價值感低落。這種密集式的教養，也無疑增加了父母的焦慮與親子關係的緊張。
重拾工作尊嚴：翻轉「人生勝利組」的單一想像
不過，低學歷的人，就代表不努力、在社會上沒有價值嗎？
在功績主義的觀念下，一個人在就業市場賺得的錢，代表他滿足社會需求的程度，也代表他為社會所做出的貢獻。換言之，賺越多錢，意味著自己的能力越好，也比其他人更有價值。當學歷與經濟報酬的關聯性高，便會加深無大專文憑的人的自卑感。
然而，桑德爾指出，我們必須以「生產者」（producer）而非消費者（consumer）的角度看待工作。我們在國家經濟裡頭的主要任務不是消費越多、創造更多GDP，而是能夠運用己身的能力提供好的物品與服務滿足社會大眾，並贏得社會尊嚴（social esteem）。換言之，我們在工作上所做的貢獻，無法以供需法則為基礎的市場價值（market value）衡量，而是以促進公民社會共善的道德價值（moral value）來評斷。
因此，人類最基礎的需求不是滿足消費，而是彼此需要，並建立一個可以共同參與的生活。我們工作的價值，是能夠為這個社會的共善做出一份心力，並贏得身為一個公民的尊嚴。
我們應該翻轉「人生勝利組」的單一想像，讓各行各業的人都能在社會的各角落發光發熱。無論是水電工、送貨員、工地工人、服務生，這些都是社會運作不可或缺的人才。他們所做的事情儘管沒有優渥的經濟報償，但他們為這個社會的貢獻程度絕對不亞於一個商人或教授。
結語：看見人的價值，保有同理與謙遜
要改變深植人心的觀念與從之衍伸的制度非常不簡單，但桑德爾在《成功的反思》仍勇敢地批判，並喚起民眾進行尋找共善的價值辯證。要打造一個正義的社會，不能交由供需法則、學歷或社會地位來決定，而是要在日常的對話與相處持續追尋。
這需要翻轉我們功績主義的思維，好好看見自己到底是承接多少的運氣，才有辦法有今天的成就。我很喜歡社會學家拉蘿（Lareau）在《不平等的童年》講的一段話。她說，很多中產階級的孩子「出生就站在三壘，但他們以為自己打了三壘安打」。[3]我們都以為成功是靠自己的努力，極力想要掩飾自己的好運，並忽略了原生家庭的優勢，是如何在成長歷程中不斷地給予我們特殊的資源，為我們鋪平了前方的道路。
身為頂尖大學的學生，我從來不認為光靠我的努力就有辦法到這樣的位置。我是因為夠幸運。我一路上遇到了好的老師，家庭有資本投入在我的各樣教育，我不用為了家庭經濟而申請學貸或半工半讀，我剛好很懂得考試（但不代表有知識）。
有好學歷，不應成為拿來說嘴的事情或羞辱別人的工具，而是去看見這一路以來到底是承接何等大的恩典與幫助。我們應保有多一點同理與謙遜，將自己握有的資源貢獻給社會。
《成功的反思》是我們值得一讀的好書。在這個不斷崇尚學歷、競爭流動的社會中，我們應該好好扭轉我們對於成功的貧乏想像，看見不同的人的價值，打造一個更富同理心、更正義的社會。
[1] 駱明慶（2018）。〈誰是台大學生？（2001–2014）－多元入學的影響〉。《經濟論文叢刊》，46，1：47–95。
[2] 馬蒂亞斯．德普克（Matthias Doepke）、法布里奇歐．茲里波提（Fabrizio Zilibotti），《金錢如何影響愛與教養？：貧富不均下的育兒經濟學》（台北：親子天下，2021）。
[3] 安妮特‧拉蘿（Annette Lareau），《不平等的童年：拚教養能翻轉階級嗎？》（新北：野人，2021），頁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