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於 2024/06/09發佈於 2024/05/03閱讀時間約 21 分鐘

分析美、中、印經濟裡的腐敗、製造業、不平等及民主─從《新鍍金時代》一書談起─深度政經分析（33）

作者：陳華夫

克拉布特里是一位英國作家和地緣政治分析家，他在其著作《新鍍金時代》(簡稱《新》)的前言中說：「21世紀將成為美國、中國、印度三國博弈的時代。比起中美，印度仍處於初級階段，但也正因此擁有最大的潛力。」雖然他在《新》裡，對印度的經濟發展做出很多負面的報導，卻保持樂觀的態度，他說：「但讓我們保持樂觀的理由也有很多。印度是當今世界剩餘新興市場當中最大的，單這點就足以繼續吸引海外投資。印度的自由體制雖然談不上完美，從法院到監管機構，從媒體到政黨，都有各自的問題，但依然可以為未來的發展提供堅實根基。印度的選舉式民主雖然看上去有些混亂，但它仍為這個國家的穩定做出貢獻。」（《新》，頁375）

（圖片來源：陳華夫製作）

克拉布特里樂觀的將印度經濟抬高至21世紀全球第三的地位，但這並非所有經濟觀察者都認同的。本文將仔細探討美、中、印度的經濟發展中貪腐、製造業、不平等、及民主等因素的影響。在21世紀裡，美、中還是互相競爭的全球首位二強，印度經濟將遠為落後，並非競爭的第一梯隊。

1）腐敗與經濟發展：

美國鍍金時代這個名字取自馬克·吐溫第一部長篇小說，諷刺南北戰爭之後的充滿貪婪和政治腐敗的美國政客和唯利是圖的企業主和政客壓榨盜竊公民的財富。

深入研究中國腐敗的美國學者魏德安（Andrew Wedeman）教授曾細緻描寫中、美兩國腐敗的異同之處：「當代中國政治經濟中的腐敗狀況與美國在“鍍金時代”的腐敗狀況有些類似。．．．．美國歷史上的“鍍金時代”同時也是腐敗氾濫的時代，尤其是19世紀下半葉，更是被稱為“盜竊橫行的時代”，因為在這個時期，政治體制充斥著唯利是圖的企業主和政客，他們的政治機器不斷地壓榨經濟，盜竊誠實正直的公民的財富。」（《雙重悖論─腐敗如何影響中國的經濟增長》[美]魏德安，2013，頁377頁）

張五常教授說：「我們都知道在中國，貪汙的行為正在廣泛流行。但我認為這"廣泛性"並不如一般人所說的那麼嚴重。在目前的中國，政府管制市場的規例舉不勝舉，而政府幹部及國家職工更是不計其數。管制引致貪汙，而根據上文的定義，貪汙者只限於政府雇員，中國的貪汙豈有不廣泛之理？從這一個角度看，比起印度、印尼、泰國、菲律賓等地方，中國的貪汙，在管制及政府雇員的比率上，只是"小兒科"。天下烏鴉一般黑，在某種程度上，貪汙是世界任何地方都有的。沒有地方沒政府，沒有有政府的地方沒管制法例。」（《中國的前途-增訂本》（2002），頁39）

克拉布特里《新》的中國版是洪源遠《中國的鍍金時代：經濟繁榮與腐敗盛行的悖論》，洪源遠認為在中國的鍍金時代，並非所有類型的腐敗都會損害經濟成長，也不會造成同樣的損害。安將貪腐分為四種：小偷、大盜、快速金錢和通行金錢。雖然前三種類型會阻礙經濟成長，但獲得資金——權力和利潤的精英交換——卻是雙向的：它刺激了投資和成長，但卻為經濟和政治體系帶來了嚴重的風險。於是衡量腐敗的單純標準不再適用。作者對問題進行分類，並採用比較歷史的視角，揭示了資本主義的崛起並沒有伴隨著腐敗的根除，而是伴隨著腐敗從兇殺和盜竊到獲取金錢的演變。這改變了我們對腐敗和資本主義的看法，不僅在中國，而且在全世界。

（圖片來源：陳華夫製作）

克拉布特里則認為印度的腐敗問題很複雜，他說：「腐敗在發展中國家比較普遍，並不是因為這些國家的人不道德，而是因為腐敗常常是有用的。在最好的情況下，賄賂甚至可以充當發展的潤滑劑，政治領袖會將經濟租金送給有關係的公司，東亞的“發展型國家”就是如此。正如撒母耳·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論述的，腐敗可以將本不穩定的社會群體綁定到一起。印度為此提供了教科書式的範例，回扣讓政客得以順利推進基礎設施項目，新德里的政治聯盟也因為收受的好處費變得更為緊密。在其他地方，恩庇網路讓種姓群體和其他少數群體在更廣泛的經濟中獲益。」（《新》，頁371）

印度甚至要將「行賄」合法化，克拉布特里說：「中產階級雖然對奸詐狡猾的政客和行為可疑的富豪非常不滿，但他們大多也都是行賄和避稅的專家。行賄在印度社會可以說是積重難返，政府首席經濟顧問考希克·巴蘇甚至為此在2011年呼籲將其合法化。提議引起公憤，但他的邏輯其實很簡單：行賄人得知自己不會受罰後，更有可能坦率交代行賄經過，這將有助於警方找出索賄的源頭。」（《新》，頁156）

克拉布特里並說印度是個「低效且腐敗橫行的體制」，他說：「腐敗背後隱藏著一個長期困擾印度的問題，即政府不夠強勢．．．．常常無法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中國政府非常高效，相比之下，印度政府有的領域插手過多，有的領域又管理偏鬆偏軟。薩哈瓦爾簡要地將印度的問題形容為“官僚主義的膽固醇”，認為這個低效且腐敗橫行的體制從內部堵塞了。」（《新》，頁158）

而印度莫迪總理的的崇拜者將他視為羅斯福總統：「相信他是命運挑選的偉人，將帶領這個國家擺脫腐敗和貧窮，走向偉大。“總理之於印度就好比泰迪·羅斯福之於美國，他將帶領我們走出鍍金時代，邁向全新的進步時代。”（《新》，頁340）

但期望莫迪能帶領印度擺脫腐敗根本是個夢想，克拉布特里說：「最大的禍患或許還是見不得光的政治獻金系統，它到目前為止基本沒被政府管制過。原因很簡單，莫迪想在印度有史以來最貴的大選中再次獲勝，就需要金錢。不過，“金錢權力”的問題一天不解決，裙帶關係就無法得到有效整治，要破局，首先需要對政黨的財務狀況進行全面審計，隨後建立起某種透明或公開的政治獻金系統。」（《新》，頁370）

2）製造業與經濟發展：

針對製造業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喬·史塔威爾在（《亞洲大趨勢：中國和新興經濟體的未來》裡說：「在日本、韓國、中國大陸和臺灣，政府在“二戰”之後對農業進行了徹底的結構調整，把現代化努力集中在製造業，並讓其金融體系服務於這兩個目標。因此，它們徹底地改變了經濟結構，使其再也無法倒退到早期發展階段的水準。某些東南亞經濟體雖然在長期內實現了令人矚目的增長，但沒有培育出具有全球競爭力的製造業，不過它們卻聽從了某些已經富裕起來的國家提出的拙劣建議，過早地開放了金融部門。」（《亞洲大趨勢：中國和新興經濟體的未來》[英] 喬·史塔威爾（2014），頁13）

(圖片來源：陳華夫製作)

目前美國的製造業已大幅空心化，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威廉·B·邦維利安教授說：「2016年，政治體系經歷了重大破壞，部分原因是工人階級投票群體遭受美國製造業長期衰退的影響，這種衰退在2000年代的十年中變得尤為嚴重。這段期間製造業就業人數下降了三分之一，6.4萬家工廠關閉，製造業資本投資和產出受到影響，生產力下降。美國一直在系統性地將生產轉移到海外，專家們開始意識到，隨著下一個十年的開始，其生產能力的下降開始影響其創新能力——長期以來，創新能力一直被視為其核心經濟實力。」（見《先進製造：新的政策挑戰》（2017），頁1─摘要）

羅伯特·戈登教授說：「自動化的穩步推進、機器替代人工，將促使底層90%群體的相對收入下降。薪水相對較高的製造業工作崗位已經被侵蝕，因為美國製造業就業份額從1953年的30%降至目前的不到10%。」（《美國增長的起落》[美]羅伯特·戈登（2018），頁734）他並說：「最近一任英國駐芝加哥總領事曾在2013年秋季即4年任期的前3個月參觀了美國中西部地區，他看到了整個中西部地區製造業工廠關閉帶來的災難性影響，在被問及對這趟旅行的印象時，他說， “最讓我吃驚的，是那些原先只有一家工廠的中小型製造業城市的衰退和破敗不堪”。」（《美國增長的起落》[美]羅伯特·戈登（2018），頁749）

中國於2000年進入WTO的全球化衝擊了美國的製造業，羅伯特·戈登教授說：「2000—2007年美國見證了中國製造能力增強帶來的最大衝擊，進口品蜂擁而至，貿易逆差增加，工廠倒閉，千百萬高中及以下學歷的工人因此喪失了獲得中等收入的機會。在2007年之前經濟之所以還在擴張，而沒有發生收縮，主要原因在於房地產泡沫，這讓許多已失業的製造業工人在建築業獲得了臨時工作。」（《美國增長的起落》[美]羅伯特·戈登（2018），頁753）

相對於美國，中國「入世」之後的發展迅猛，媒體報導：「中國『入世』之際，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對外政策研究高級研究員拉迪（Nicholas Lardy）感慨與中國當時發展之快——「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國逐漸成為全球經濟的主要玩家。確實，從未有哪個國家能如此迅猛地擴張．．．．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同時，朱鎔基力排眾議進行匯率改革，革除官方匯率與調集市場匯率的「雙軌制」，外匯黑市消亡，人民幣大幅貶值，中國的外貿優勢凸顯，廉價的勞動力推動中國走上「世界工廠」的道路。外部舞台和內部改革的配合，即使拉迪也未能預見到，中國「入世」之後的發展才是真正的迅猛。20年來，中國GDP增長了8倍，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佔世界經濟比重從2001年的4%增至2020年的17.4%，中國的貨物出口增長了7倍多，成為第一大貨物貿易國，利用外資穩居發展中國家首位。」（中國加入WTO 20年：「入世」如何改變中國與世界）

據世界銀行《全球生產力：趨勢，驅動力和政策》報告，2019年中國的製造業增加值約3.8兆美元，領先全球，約佔全球的1/3，美國排名第二，只佔中國的60%，而美國加上排名第3、4的歐洲及日本仍然不及中國（見下圖）。中國是全球唯一齊備所有工業門類的，其製造業產值將邁向超過全球所有國家製造業產值的總和的佔全球50%。（詳細，請看拙文美國製造業相對中國大幅衰落的真相─美中經濟（1））

（圖片來源：中國製造傲視全球美國緊追在後）

由上圖所示，印度的製造業在2019年排名第七，但後續發展不樂觀，克拉布特里說：「東亞大多數國家的出口業都蓬勃發展，但印度製造業的產量卻原地踏步。更可怕的是不少國內製造商開始傾向於選擇機器人而非年輕工人。日子一天天過去，但莫迪的許多計畫還遠未實現，比方說培訓五億工人的計畫，村村通電的計畫以及大幅度提升製造業出口水準的計畫。他承諾將印度提升至世界銀行“經商容易度指數”第五十位的豪言壯語也淪為空話。」（《新》，頁353）

3）貧富不平等與經濟發展：

一個國家社會的貧富收入不平等問題本質上是資本和勞動之間的矛盾。具體的說，國民收入可分為資本收入和勞動收入。收入不平等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勞動收入的不平等，一種是資本收入的不平等。兩種不平等的程度、背後的機制，以及其對社會的影響都是不一樣的。勞動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明顯低於資本收入的不平等。資本收入相對來說最平等的社會，其不平等的程度都要甚於勞動收入最不平等的社會。一個社會可以分為收入最低的“50%”，處於中間的“40%”，以及最高的“10%”。收入最高的“10%”中又可以分成“9%”和“1%”。財富的集中主要體現在“1%”。資本收入最低的50%幾乎沒有任何財富。處於中間的“40%”也基本上依靠勞動收入。收入最高的10%開始越來越多地依靠資本收入，但“9%”不過是擁有房產的中產階級，只有“1%”之上的階層才有可能實現資本收入多於勞動收入。越是富有的階層，房產在資本中所占的比例越低，主要的資本形式是金融資產。（《21世紀資本論》［法］湯瑪斯·皮凱蒂（2014））

貧富差距的不平等與經濟增長的關係是庫茲涅茨曲線─即隨著經濟發展，市場力量會使經濟上的不平等先增大後減少。它表明隨著一個國家或民族經歷工業化，特別是農業機械化，該國經濟的中心將轉移到城市。隨著農民流入城市尋找高薪工作的國內遷移造成巨大的城鄉差距（企業主將獲利，而這些產業的工人收入雖然增長，但增速要慢得多，而農業工人收入可能會減少），農村人口伴隨城市人口的增加而減少。然後，當達到一定水準的平均收入並且工業化進程（民主化和福利國家的崛起）使得快速增長帶來的成果得以共用並增加人均收入時，不平等現象有望減少。不平等程度的演變呈倒置的「U」形，會隨著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然後再下降。（《置身事內：中國政府與經濟發展》蘭小歡著（2021），頁131）

另外，在大多數發達國家，過去40年國內貧富差距的擴大都伴隨著國內債務水準的上升。以美國為例：2015年，最富有的10%的人佔有將近一半的全部收入，而40年前只占35%。換句話說，40年前每生產100元，富人拿35元，其他人拿65元，但如今變成了對半分，富人從國民收入這塊蛋糕裡多切走了15%。與這個收入轉移幅度相比，常被政客們說起的中美雙邊貿易“巨額”逆差，2018年只占美國GDP的2%不到。如果不看每年收入的差距而看累積的財富差距的話，不平等就更加驚人。2015年，美國最富有的10%的人佔有了全部財富的78%。富人的錢花不完，消費遠低於收入，就產生了大量儲蓄。過去40年，美國國內最富有的1%的人的過剩儲蓄，與伯南克所謂的由海外湧入美國的全球過剩儲蓄，體量相當。理論上講，這些富人的儲蓄可以借給國內，也可以借給國外。但事實上，美國國內資金並沒有流出，反而有大量國際資本流入了美國，因此富人的儲蓄必然是借給了國內的企業、政府或居民。然而在全球金融危機前的幾十年，

美國國內企業的投資不增反降，政府每年的赤字和借債也相對穩定，所以富人的儲蓄實際上就是借給了其他居民（窮人），變成了他們的債務。窮人借債主要是買房，因此富人的余錢也就通過銀行等金融仲介流向了房地產。金融危機前，美國銀行業將近七成的貸款是按揭或其他房地產相關貸款。所以大部分銀行並沒有把社會閒散資金導向實體企業，變成生產性投資，而是充當了富人借錢給窮人買房的仲介。這種金融服務的擴張，降低了資金配置效率，加大了風險。這種金融資源“脫實向虛”的現象，在我國也引發了廣泛關注。（《置身事內：中國政府與經濟發展》蘭小歡著（2021），頁142─143頁）

針對印度的財富平等，有媒體報導：「到2022-23 年，最高 1% 人口的收入和財富份額（22.6% 和 40.1%）均處於歷史最高水平，印度最高 1% 人口的收入份額位居世界前列，甚至高於南非、巴西和美國。」（研究顯示，自 2000 年代以來不平等現象加劇，印度最富有的 1% 人擁有 40% 的財富）

印度經濟財富不平等的元兇是印度的種姓制度，克拉布特里說：「大體上講，有上千年悠久歷史的種姓制度將印度人分為四個等級，最頂層的是名為婆羅門的宗教群體，最底層是名為首陀羅的勞苦大眾。四大種姓可以細分出名目繁多的亞種姓。這些種姓之下還有一類人叫達利特，他們一度被稱為“不可接觸者”，根本沒有資格被納入種姓制度。」（《新》，頁168）

莫迪總理出身低種姓家庭，要選舉勝選得爭取高種姓群體的支持，克拉布特里說：「20世紀80年代中期，莫迪引起上層的注意，被抽調到成立不久的印度人民黨工作。此黨的定位大體是和國大黨抗衡的中右派政黨，主要爭取保守的高種姓群體、小企業主以及印度教思想體系的擁護者這三類人的支持。」（《新》，頁123）

根據美國聯準會截至 2023 年中期的統計數據，超過四分之一的家庭財富（26.5%）屬於收入足以躋身收入最高百分位的美國人。頂層 1% 的人擁有 38.7 兆美元的財富。這比美國中產階級的財富總和還要多，許多經濟學家將中產階級定義為以收入計算佔家庭收入中間 60% 的群體。這些家庭擁有約26%的財富。低收入美國人代表收入最低的 20%，擁有約 3% 的財富。（美國收入最高的 1% 人口現在擁有的財富比整個中產階級還要多）

媒體報導，中國最富有的10%人口占國民所得的比重從1978年的27%上升到2015年的41%，接近美國的45%，超過法國的32%。同樣，最富有的10%人口的財富份額達到67%，接近美國的72%，高於法國的50%。同時，中國底層 50% 人口（5.39 億成年人）的收入自 1978 年以來增加了五倍，而美國則下降了 1%。（中國財富、私有財產和收入不平等的崛起）

4）民主與經濟發展：

針對民主與經濟發展的關係，喬·史塔威爾說：「關於民主究竟是促進發展還是阻礙發展的問題，曾經獲得諾貝爾獎的印度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等人的推理或許是不可忽略的，他認為這個問題本身就沒有分清民主與發展的關係。民主和制度建設是發展的結果，是發展進程的一部分，因此，不能把民主視為促進發展的一個驅動因素。」（《亞洲大趨勢：中國和新興經濟體的未來》[英] 喬·史塔威爾（2014），頁25）

關鍵是民主選舉的政治獻金往往與腐敗糾纏不清，魏德安教授揭露了美國民主政治機器的腐敗：「在機器政治中，只要私營部門願意為操縱政治機器的“老闆”們輸送政治獻金，這些“老闆”們就願意保護私營經濟。所以，雖然機器政治具有唯利是圖的本性，但有可能推動政治與商業建立起合作的關係，促進經濟增長，所以這種制度比盜賊統治優越，也比無政府主義和掠奪性腐敗優越。」（《雙重悖論─腐敗如何影響中國的經濟增長》[美]魏德安，2013，第385頁）

莫迪總理為了籌集昂貴的選舉獻金，也無力真正的反腐，相反的，專制、威權的中國，沒有選舉的政治獻金的官商勾結壓力，可以真正的反腐，魏德安教授肯定了中國反腐敗的決心：「因此，不斷惡化的腐敗遭遇了反腐鬥爭，而且雖然很難說中國共產黨的反腐鬥爭成功地減少了腐敗，但證據表明，雖然中國的反腐鬥爭存在缺陷，但防止了腐敗出現失控的局面。」（《雙重悖論─腐敗如何影響中國的經濟增長》[美]魏德安，2013，第400頁）

有關民主與專制體制在經濟發展的利弊，我已有專文分析：〈中國威權主義與美國民主之國家治理效能，見證了中國崛起往上升美國霸權走下坡─深度政經分析（6）〉，所以不在此贅述。

結論：
美國的私營部門願意為操縱政治機器的“老闆”們輸送政治獻金。印度莫迪總理需要政治獻金以勝選，所以不可能帶領印度擺脫腐敗。中國的專制政體可以徹底斬斷官商勾結的政治獻金，才能真正的反腐，而提升政府效能。在21世紀裡，美、中還是互相競爭的全球首位二強，印度經濟將遠為落後，並非競爭的第一梯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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