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惡的平庸、致命的自大、計畫經濟、市場經濟、民主和法治之省思─深度政經分析(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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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華夫
去年(2022/1/22)《環球網》刊了一篇火藥味十足的文章說:「“平庸之惡”這個詞在中國網路上走紅,是因為《紐約時報》一篇有關西安防疫的報導。這個使用了“最惡毒的詞”來攻擊中國的報導,充分暴露了西方一些媒體對中國認知的蠻橫無知與愚蠢,其根源則來自于西方文明的潛意識之中。」(見丁剛:《紐約時報》和西方文明的“平庸之惡”,及百萬大軍不惜一切代價執行中國的零新冠病毒政策─《紐約時報》)
1)“邪惡的平庸”是有缺陷無法成立的詞彙:
中文的“平庸之惡”是翻譯自美思想家漢娜•阿倫特 在1964年的書名《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中譯本: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但依照英翻中的慣例,“the Banality of Evil”應該把“邪惡”放在“平庸”前面,而正確的翻譯成“邪惡的平庸”,正如“the Bank of American” 應該翻譯成“美國銀行“,而非“銀行美國“。
(圖片來源:陳華夫製圖)
西方的批評家斯蒂芬·米勒( Stephen Miller)認為漢娜•阿倫特對造成大屠殺和其他 20世紀恐怖事件的罪惡的著名解釋並不充分。他說:「納粹的殺戮行為是否平庸?這個問題沒有意義。邪惡行為無所謂平庸與否。平庸一詞不適用於討論道德問題。」他又說:「在談論思想時,可以說某個思想是否平庸?但激發納粹領導層的思想是平庸的嗎?將數以百萬計的人歸類為低於人類並因此值得滅絕的偽科學分類是一種令人厭惡的思想,而非“司空見慣”之「平庸」思想。」(見關於邪惡平庸的註釋
漢娜•阿倫特認為艾希曼是盲目服從的官僚主義者,他是正常而平庸人,犯了邪惡的大屠殺的罪行。她在晚年經常表示:「極權主義政權最令人不安的是,他們生產的“普通”官僚男子過著隔離的生活——盡職盡責甚至急切地服從命令,在白天殺戮和折磨人,同時保持警惕。晚上的好家庭男人。」這種沒有動機、沒有思想官僚人的概念就是她所說的“邪惡的平庸”。(見關於邪惡平庸的註釋
漢娜•阿倫特認為艾希曼雖然是納粹高級官員,卻沒有受到納粹思想的強烈影響。但艾希曼在被執行死刑前說:“不久之後,先生們,我們將再次見面。這就是所有人的命運。德國萬歲,阿根廷萬歲,奧地利萬歲。”,顯然他是有納粹思想的影子,至於是否有「強烈影響」,則見仁見智。
總之,“邪惡的平庸”把思想平庸(不深刻)的官僚連結到邪惡,是有缺陷無法成立的。有些文獻顯示,某些納粹的官僚機構曾暗地裡幫助猶太人,並且民主體制也日益官僚化。當《紐約時報》攻擊中國威權清零政策所投入的百萬大軍官僚,是“邪惡的平庸”,《環球網回擊《紐約時報》使用了“最惡毒的詞”。於是這個有缺陷的詞彙就出現在美中威權/民主意識形態戰爭中了。(見中美鬥爭如何走出民主對抗威權的邏輯?
2)《致命的自負》:人的理性是有限以致無法計畫經濟
致命的自負》(1988)是哈耶克生前最後一本書,集中闡釋他數十年來同西方社會民主黨理論家們的理論紛爭的一系列思想主張,並使之系統化、完整化,最終形成「哈耶克思想」。(按:此書是否真的出自哈耶克的手筆,有爭議,見致命的自負─維基百科
致命的自負》的書名指的是,人的理性(認識論觀點)是有限的,因此無法掌握計畫經濟的所有細節,若社會主義的領導人(如史達林毛澤東等)自負的全面執行計畫經濟,則經濟必定蕭條,而民不聊生。哈耶克認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才真正是一個效率彰顯、創造力爆發的經濟制度。
計畫經濟真正致命的、不可人為彌補的缺陷來自資訊成本激勵成本的過高而無法有效率地的運轉,吳敬璉解釋說:「計劃經濟能夠有效運轉的隱含前提是:第一,中央計畫機關對全社會的一切經濟活動,包括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的狀況、技術可行性、需求結構等擁有完全資訊完全資訊假定);第二,全社會利益一體化,不存在相互分離的利益主體和不同的價值判斷(單一利益主體假定)。不具備這兩個條件,集中計畫制度就會由於資訊成本激勵成本過高而難以有效率地運轉。問題在於,在現實的經濟生活中,這兩個前提條件是難以具備的,因此,採取這種資源配置方式,在作出決策和執行決策時會遇到難以克服的困難。」(見《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吳敬璉(2010),第38頁,此書以下簡稱《教程》)
那麼中國應該如何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轉型市場經濟呢?
這是艱辛且充滿危險的經濟工程。雖然,蘇聯、南斯拉夫、匈牙利、波蘭、捷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經濟轉型都已失敗告終,但也都被中國引以為鑑。
(圖片來源:陳華夫製圖)
認為經濟改革的三個重點第一是,計畫體制改革:即“簡政”和“放權”,縮小指令性計劃的範圍,同時放活產品和原材料的流通;第二是,價格改革:摒棄行政指令,而以市場機制調節經濟活動;第三是,打破那種只有用指令性計劃調節的經濟才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陳舊觀念,而建立以價格稅收信貸工資匯率經濟杠杆的調控─即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利用價值規律物質利益原則的國民經濟調控。(詳見《吳敬璉文集(套裝共3冊)》吳敬璉(2013),第三篇:企業改革所有制結構調整)
中國1978年至今45年的改革開放基本上可說是計劃經濟轉型市場經濟的進程,複雜萬端。本文僅就價格改革所有制結構、及民主法治改革等三方面討論如下:
(1)價格改革
整個價格市場化是分階段進行,在1980年代實行價格雙軌制─即同一種商品計劃經濟指標內有一種固定價格,在計劃經濟指標外有另外一種依照市場供需機制自由調節的價格。但因此造成一些國營企業內的高管,低價買入,再高價賣出的官倒
(圖片來源:陳華夫製圖)
面對日益嚴重的尋租腐敗的官倒吳敬璉於1988/4月發表了文章說:「似乎從全面改革開始的時候起,我們在宏觀經濟問題上,就一直存在三種可能的選擇:第一,在貨幣供應過量的條件下,用加強行政管理的辦法制止物價上漲;第二,積極進行價格改革,但不改變擴張性的貨幣政策;第三,適當控制貨幣供應量,然後有步驟地推行價格改革。現在事情已經越來越清楚,採取第一種方法,“放開貨幣,管住價格”,無論對於發展還是對於改革都十分不利。這樣做,既妨礙了改革的推進,又無法制止價格的上漲。」(見《吳敬璉文集(套裝共3冊)》吳敬璉(2013),第918頁)
1988/8月,北戴河政治局會議正式公佈“闖關”決定,確定5年理順價格方案,前三年走大步,後兩年微調,計畫5年物價總計上升70%~90%,工資上升90%~100%。
吳敬璉所預見的通貨膨脹發生了; 1988/8/28上海搶購狂潮進入最高潮,市政府不得不採取緊急措施,實行憑票供應食鹽和火柴,鋁鍋只能以舊換新或憑結婚證和戶口本申請購買。於是1988/8/30,國務院常務會議發出緊急通知,中止價格闖關。
薛暮橋回憶說:「1988 年12 月1 日,趙紫陽同志找我、劉國光和吳敬璉同志去談話,表示接受我們對他的批評。說最近一年犯了通貨膨脹的失誤。我說不是1 年,至少已有3 年。國光和敬璉同志也談了自己的意見。總的來說趙紫陽同志多年來對改革是有貢獻的,對於通貨膨脹的失誤,自己起來糾正,」(見《薛暮橋回憶錄》薛暮橋(1996),第418頁)
趙紫陽也表明:「1988年物價改革這件事如果講責任問題,責任不在他(按:指鄧小平)身上,主要是我的責任。因為這些東西都是我提出的。一開始提出搞價格改革是我,中間改革方案的設計、國務院討論的東西也是我主持的,批准的。最後感到有困難,決定推遲、放緩,也是我提出經他同意的。」(《改革歷程》趙紫陽(2009),第221頁)
價格改革在1992年加速進行,處於行政管制下的價格,大約只占商品銷售總額的10%左右了, 吳敬璉解釋說:「具有重大意義的是糧食除政府合同訂購外的購銷價格基本放開(liberalized)。使仍受行政控制的商品價格主要限於部分能源(原油、煤炭)價格和原材料(鋼鐵、化工原料)價格。這些仍然處於行政管制下的價格,大約只占商品銷售總額的10%左右。」(見《吳敬璉文集(套裝共3冊)》吳敬璉(2013),第1174頁)
(2)所有制結構的改革:
中國在1953年後就開啟了杜絕資本主義的私有企業的所有制結構吳敬璉如此寫道:「但1953年毛澤東提出中共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要求用10~15年時 間基本完成向社會主義過渡。在總路線確立以後,很快就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在“高潮”中,原定要用10多年時間完成的任務,只用了不到2年的時間就完成了。為了使公有制(包括國有制和準國有制的集體所有制)成為中國唯一的經濟基礎,此後又不斷發動“割資本主義尾巴”的運動,使私營經濟完全絕跡。」(見《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吳敬璉(2010),第227頁)
此後,所有制結構改革的私有土地、企業的所有制主張都飽受打擊,周其仁教授寫到:「毛主席集體土地承包給農戶經營的辦法抱有很深的成見。有記錄說,雖然嚴重的飢荒也曾逼迫主席默許包產到戶,但只要「權宜之計」產生了效果,經濟情況有所改善,他老人家就一定高舉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大旗予以無情打擊。在整個毛澤東時代,包產到戶屢起屢背。」(見鄧小平做對了什麼?
只有等到毛澤東時代結束的1978年改革開放後,所有制結構改革才得以進行,吳敬璉寫到:「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和完善包括三項主要內容:(1)對國有經濟的佈局進行調整,縮小國有經濟的範圍,國有資本從非關國民經濟命脈的領域退出;(2)尋找能夠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公有制實現形式,發展多種形式的公有制經濟;(3)鼓勵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使之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見《教程》第227頁)
中國政府在1979年到1988年間先後創辦了5個經濟特區,確定了14個沿海城市率先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等方面取得巨大成果,終於在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步入全面開放的新階段。
中國對民營銀行及民營金融機構的設立極為謹慎,,因為銀行業是一個高風險、高負債行業,具有很強的外部性,若發生擠兌倒閉,會殃及整個金融系統。(見拙文請看懂矽谷銀行倒閉、美聯儲QE印鈔與加息、全球通脹,美國債跌價的關聯─深度政經分析(22)
截至2022/6/30中國大陸有1家開發性金融機構、2家政策性銀行、6家國有大型商業銀行、12家股份制商業銀行、125家城市商業銀行、19家民營銀行、23家農村合作銀行、1,600家農村商業銀行。(見中國大陸銀行列表)
(3)民主政治和法治國家的制度改革:
針對中國一黨專政的弊病,吳敬璉說:「鄧小平根據自己擔任國家領導工作數十年的體驗以及針對過去在“左”的路線下黨政不分、政企不分等情況,反覆重申要解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問題,實現“黨政分開”。他還提出過一系列實現這一原則的具體辦法。其中一部分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後得到過實施。這些經驗都需要認真總結,存利去弊,加以推廣。(見《教程》第583頁)
更關鍵的是,中國改革開放必需配套民主政治和法治國家制度,吳敬璉解釋說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而社會主義所追求的價值是民主法治,因此,中國的政治體制必將改革為民主政治和法治國家;第二,市場經濟以平權的所有者之間的自由交換為基礎,這樣的經濟制度只有在民主政治與法治國家的制度下才有可能存在和發展。(見《教程》第544頁)
於是,中國所要建立的政治體制是包含兩個要素:(1)建立法治:即法律的統治,杜絕以權代法,用不為公眾知曉的“內部檔”、具有很大不確定性的“政策規定”乃至“首長指示”來進行治理;(2)實行憲政國家權力來自憲法並受其約束之政治思想、規定公民權利學說理念):憲政民主制由於不承認任何不受約束的“最高主權”和要求權力制衡,就比較容易防止個別人篡奪公共權力,保證主權在民的承諾得到落實。(見《教程》第547-9頁)
哈佛大學薩謬爾.杭亭頓教授認為意識形態價值觀差異,會造成不同文化的衝突,他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訂版)》中寫道:「國家都傾向於追隨文化相似的國家,抵制與它們沒有文化共性的國家。就核心國家而言,尤其是如此。它們的力量吸引了文化上相似的國家,並排斥文化上與它們不同的國家。由於安全的緣故,核心國家可能企圖融合或支配其他文明的某些民族(中國對藏族、維吾爾族,俄國對挺靶族(按:「克里米亞韃靼人」)、車臣和中亞穆斯林就是這樣)。」(第153頁)
民主法治雖然是中國自由派學者的政治改革目標,也是美國霸權大打「恐中牌」的籌碼。(見拙文全球大棋局戰略博弈下的美國霸權─深度政經分析(3))中國威權主義背負了文化大革命天安門事件的人間悲劇。但歷史包袱雖無法開脫,卻可引以為鑑。中國若能加速政治改革為民主政治和法治國家,才真正打贏了威權/民主意識形態戰爭。
結論:
中國1978年至今45年的改革開放可說是計劃經濟轉型市場經濟的進程,本文討論了價格改革所有制結構、及民主法治改革。中國若能加速政治改革為民主政治和法治國家,才真正打贏了威權/民主意識形態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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