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華夫
最近坊間出版了本討論
策略(或英譯為
戰略)的書《王志綱論戰略:關鍵階段的重大抉擇》(以下簡稱《論戰略》)中說:「正所謂“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美食和美色之所以能成為大眾話題,不外乎兩個原因:第一,蘿蔔青菜,各有所愛。評判的標準不固定,自然結果不好量化。第二,就算沒吃過美食,沒見過美色,也能聊上兩句。議論的門檻低,自然人人都有發言權。但恰恰因為如此,想把美食和美色說好,說得“活色生香”,反而不容易。從我大半生從事戰略諮詢的經驗來看,這樣的普遍性話題如果尚有第三個,想必就是“戰略”了。」(《論戰略》,第5頁)
接著,媒體近日文章說:「王滬寧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有兩個層面,一個是他思想著作,以及我們談到「六四」和東歐變局時他的反應;二是他在擔任復旦大學辯論隊老師時所採取的辯論策略。第二部分可能經常被外界所忽略,但我因身在其中,難以忘懷,也就是王滬寧不只有思想理論,也有很強的策略意識,能夠指導實際的贏的策略。我認為這是他和其他理論家最大的不同,也就是他可以規畫出打敗對手的實際方法。」(見
王滬寧如何成為三朝國師)
於是,不得了,
策略(
戰略)已從「普遍性話題」上升到「打敗對手的實際方法。」
策略到底是啥,如此玄乎?
《論戰略》說:「底層系統有著不同的名字,中國古人稱呼其為“道”,西方則稱之為基本規律,巴菲特的合夥人及導師查理·芒格有種說法叫作“普世智慧”,現在時髦的提法也有叫“認知”或者“格局”的,其實說的大概是同一個意思。底層系統不是知識,而是哲學和方法論,是認識問題、把握規律的要害,也是所有人建立戰略思維的根基和出發點。」(第61頁)但此段話是卻得大加商榷,因為它導致了各種「策略的迷思」。
正確的說,針對任何問題,
知識論研究為什麼(Why)與是什麼(What)等
知識層面,而
方法論研究的是如何(How)解決問題的
實踐─即某種
理論、課程或技能之具化或施行過程。但關鍵在,它並非研究和產出施行細則,而任何方法都須
原則性(法則性)的權宜巧妙的運用。
《論戰略》說:「東方思維帶有很強的感性直覺思維。我們做諮詢講究的是“順瓜摸藤”,這就是經過考察調研之後,形成初步的判斷和結論,甚至在具體的調研開始之前,就已經有了大致的把握。練就這種“一劍封喉”的能力,絕非一日之功。」。這段話就更應該商榷了。
因為「感性直覺思維」不僅阻礙了中國,並且延遲了西方,發展革命性的先進
方法論。西方直到17世紀後才成功發展出非
直覺性的
科學方法─即有系統地尋求知識的3個程序:(1)問題的認知與表述、(2)實驗數據的收集、(3)
假說(模型)的構成與測試。
《論戰略》說:「《孫子兵法》主張從宏觀角度,跳出戰爭看戰爭,從天、地、法、人等多個維度剖析敵我雙方的優劣勢,孫子的核心主張是“謀略”,認為戰略的最高目標是“全勝”,最高境界是“不戰而屈人之兵”,最高原則是“上兵伐謀”。為此,必須“知彼知己”“廟算”“任勢”“致人而不致於人”“以正合以奇勝”“避實而擊虛”“因敵變化”。作為一部從戰爭中抽象總結的戰略經典,《孫子兵法》跨越了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擊穿2500多年的朝代更迭,其主要戰略思想在當今社。」(第264頁)但這是誇大了《孫子兵法》的策略的功能與角色,是典型的「策略迷思」
而在解決國家治理的
改革開放與
中國崛起的問題上,《論戰略》也屢屢陷入了「策略的迷思」,僅舉一例:「改革開放以來波瀾壯闊的歷史,是大江大海40年的崢嶸歲月史,也是一部人性力量的見證史。支配中國社會幾十年的治理邏輯從“要我做”扭轉到“我要做”上來。被約束了幾千年的中國人,突然遇到了某種程度的機遇。“我要做”給了芸芸眾生一條改變命運的“活路”,這顆種子最後卻結出累累碩果:人民群眾將它變成了無數種“活法”,從“活路”到“活法”,一場偉大的奇跡就此誕生。」(第80頁)
答案還在前面提過的,好的策略並非解決問題的
充分必要條件。具體的說,經濟學的
古德哈特定律說,每一個成為
目標的措施都會變成一個糟糕的措施,往往導致「目標的詛咒」或社會學所說的
非本意的後果。我們若把「措施」兩字替換等同意義的「策略」,那麼
古德哈特定律的這個版本是說,每一個成為
目標的策略都會變成一個糟糕的策略,往往導致「目標的詛咒」。
而我在上述拙文中也提及高GDP增長的策略會造成累積巨額美元外匯儲備的低效投資問題、房地產泡沫問題、中美貿易巨額順差引起美中貿易戰及人民幣匯價戰、及約1.3萬億美元資本流出問題(
解讀中國的資本外逃)等的「目標的詛咒」。(見《
增長錯覺:財富、貧困和國家福祉》戴維·皮林 (2018))
結論:
策略的功能與角色往往被誇大,而陷入「策略的迷思」,經濟學的
古德哈特定律的一個版本說,每一個成為
目標的策略都會變成一個糟糕的策略,往往導致「目標的詛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