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的兩種模式,也就是以色列與其他伊斯蘭國家,乍看之下以色列處於糟糕的境地,以色列僅能夠依靠的是日益萎縮與叛變的海外猶太人、越來越不可靠的西方國家支持,以及各個伊斯蘭國家的內鬨;而伊斯蘭國家擁有相對於猶太人好幾倍的資源。但是通過技術與團結優勢,猶太國家很好的對抗了來自於伊斯蘭世界的攻擊,並像是舊日的耶路撒冷王國一樣在中東維持了自己的一片小天地,雖然形式截然不同,但其實這兩種模式都是上個世紀由西方民族主義演化而來的,並且兩者都在朝向一個方向發展-由民族主義到宗教主義的道路。
現在在中東的伊斯蘭主義,本質上是二十世紀阿拉伯民族主義進一步演化的產物,不管是國家政府強制要求所有人認同該意識形態(在二十世紀是強迫所有人認為自己是阿拉伯人,在二十一世紀則是強迫所有人認為自己是穆斯林),還是哈瑪斯或是isis的列寧黨架構都可以說是繼承了二十世紀現代性的特點。
而以色列本身也在保有二十世紀政治結構的前提下,發展出了一種作為保衛西方文明邊境的民族主義,也因為這種遵從西方體制的民族主義,他們被稱為西方文明在中東最後的堡壘。當然世俗化上層結構的維持有可能只是以色列社會基層的韌性更強與尚未遇到需要政治改革的失敗,而不是這個上層結構的戰爭與競爭的效率更好。
並且上述兩種模式都有一點卻跟二十世紀的現代性不太一樣,那就是社會運作不是已經就是正在轉化為以宗教為本的模式,現在以色列的自由派猶太人由於其較低的生育率與對於左派的親和連帶導致的低說服力,也正在朝向社會宗教化的方向發展,而那個世俗化的上層政府像土耳其那樣被宗教化的社會「和平演變」也只是時間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