釀專訪｜致新世界的答辯──專訪《由島至島》導演廖克發

《由島至島》工作照／廖克發 提供

廖克發導演的新作《由島至島》（From Island to Island，2024），甫入圍第 61 屆金馬獎最佳紀錄長片、最佳音效獎；早在此前，作品於 TIDF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完成世界首映，亦於第 26 屆台北電影獎獲最佳紀錄片獎、百萬首獎。長達五個鐘頭的電影，廖克發以東亞各島嶼的田野調查、豐富的史料調研作為基底，以訪談與文史資料呈現，並透過歷史記憶之重演畫面，延續其過往作品如《還有一些樹》（The Tree Remembers，2019）、《野番茄》（Taste of wild tomato，2022）之敘事，自二戰時期的海外台灣人出發，將眼光看向海內外台籍日本兵、馬來西亞大屠殺、日本七三一部隊，由此交織出多樣觀點與視角。

本文透過專訪廖克發，回顧其作品與思想，嘗試爬梳歷史脈絡底下，極其龐大且艱難的極端困境，以及逐安太平的當今，人該何以面對新世界，向新世界交出時代的答辯。

「在奧許維茲之後，寫詩是野蠻的。」（Nach Auschwitz ein Gedicht zu schreiben, ist barbarisch.）──第一道問題，當我問廖克發，我們為什麼還需要藝術？廖克發引用了阿多諾（ Theodor Adorno）所寫下的詩句。

「二戰以後，有一件很大的、需要思考的事，就是我們還需要藝術嗎？因為藝術阻止不了希特勒，藝術阻止不了惡魔，阻止不了德國人。德國是藝術發展壯盛的國家，他們有華格納（Wagner）、尼采（Nietzsche），但這也沒能阻止國家、政府去屠殺其他人──那我們為什麼還需要藝術？」

《由島至島》中凝視東亞島嶼的眼光，是看向死亡深淵之處，人之所以為人的條件該何以養成，故「新世界」意味著經歷劇烈改變而產生的新國家（體制），也代表著逐漸走向現代，嘗試回頭梳理歷史之創傷經驗的台灣。

廖克發透過攝影機的回望，如同在奧許維茲大屠殺後，寫詩與創作仍然繼續發生。因此阿多諾所言指涉的亦非不能寫或不該寫，而是試圖辯證寫詩（文化、藝術）與野蠻之間可能的密隱連結──即存在於文明中的野蠻──帶有排他性與分類異己的極權主義之本質，亦即民族主義。

近十年前，廖克發的首部紀錄長片《不即不離》（Absent Without Leave，2016）透過攝影機重新認識父親與自身的家族史，後以《還有一些樹》談馬來西亞禁忌的五一三事件，《一邊星星，一邊海浪》（Between the Stars and Waves，2022）則是捕捉馬來西亞邊緣族群的現況，再到《野番茄》將視角望向二二八當時的雄中自衛隊，幾部片中所探討的都是動盪、離散中，攸關歸來與歸去的個人／家國記憶。

廖克發提及在拍《不即不離》時，因為靠得太近，片中依然有著感傷的浪漫主義想像；到拍攝《野番茄》時，他發現如果片子裡依然只有單一的立場敘事，失去了思辨、自省的本質，他的作品將變得危險。

「人在身處極端之時，經常會將自己的煩惱無限地放大。就像 1941 年新加坡戰爭的日本士兵，他們從馬來西亞連夜騎腳踏車趕路，一連騎了好幾個星期，心心念念的便是要洗個澡、換衣服、吃東西、睡好覺，於是他們問當地人有沒有乾淨的衣服可供替換──沒有，那我把他殺了。在那樣的環境底下，我們總是很難看見他人的臉，只會看到自身的煩惱與需求，這是後來拍片時我會留意的──要小心把情感、感受無限放大，如果沈溺於其中，就會看不見另一面。」

因此在《由島至島》中，觀眾所看見的就是面對記憶的不沉默，而這也是二戰後藝術發展的走向，邁向自省。「如果我們沒有討論歷史記憶與記憶傳承，沒有根基，那麼我們的藝術就是虛無飄渺的東西。」《由島至島》原本的企畫是九十分鐘的片子，完成前半部之後，廖克發將片子拿給一些台灣年輕人看，有人看了十分憤怒，不明白他作為一個外國人，究竟想為「台灣人」做些什麼？

這時候，廖克發才意識到自己必須拍下半部。「片子上半部著重在史實記憶，下半部則是我從德國人如何面對戰爭責任中發現的，如果你突然跟一個年輕人說，他的祖父是納粹，卻不去引導他如何進行下一步的思辨，通常他們的反應就會變得很偏激。因為沒有人想要承擔歷史的包袱，沒有人想要成為罪人的孫子，所以德國的國民教育會引導這些孩子，要如何做一個後代，要如何記憶這些事。」面對歷史的戰爭經驗，如今更重要的是如何面對受害者與其後代，並由此自省。

廖克發在神風特攻隊隊員的日記裡頭，發現在那樣紛亂的時代，當時的飛行員多半有著極大的存在焦慮，他們並不完全盲目地效忠天皇，但找不到生而為人存在的意義，也就寧願完成一場由國家給予的，櫻花式的，絢爛且浪漫的想像。

日記裡頭，也有飛行員回頭質疑國家的定義，思考人為什麼要效忠民族主義，因此許多日本兵最後的思想，皆是希望自己來生能夠成為擁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可是廖克發翻讀晚近台籍日本兵年老後所撰寫的回憶錄時，發現多半仍停留在個體的抒情敘事裡，而台籍日本兵的身分之複雜，也是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在日本戰敗投降之後，原先效忠天皇的台籍日本兵，成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子民，後經歷白色恐怖時期，逐漸邁向自由，進行政黨輪替，首次民選總統⋯⋯等，從混亂的國族認同、噤聲年代，當台灣走向言論自由的社會氛圍，越晚期的台籍日本兵口述史，也就越常將苦難之肇因直指國民黨政府，其中便缺乏了面對戰爭，人性何以展現的脈絡。

至於早期的台籍日本兵口述史，則相對地還原了真相，如陳千武先生在《活著回來：日治時期，台灣特別志願兵的回憶》中，不曾隱藏己身對東南亞當地人民的歧視，但同樣地，他也提及自己一面覺得當地女生比他低等，但又本能性地渴望對方的身體。書中，陳千武先生是真心相信自己的思想，亦不曾想過要扭曲自身的記憶，或是美化自己的思考，而這正是在當時許多士兵經常面臨的矛盾心理。

「這樣的書寫，才更能引導出深層的人性思考，也就是一個人回到自己只是一個人類的狀態，他想回家，想吃東西，有各式各樣的需求與慾望⋯⋯而這些物事，才能構成一個人的臉孔，呈現一個人的脆弱、恐懼、矛盾，也就是人性。」

廖克發認為，日本民間開始梳理二戰責任的時候，士兵開始撰寫回憶錄、懺悔錄，在當時有一波的運動，讓很多人覺得要述說記憶、留住記憶，但這樣的運動並未大規模地發生在台灣，即使近幾年陸續有相關歷史考究、藝術創作，已經開始回頭爬梳那個年代發生的事，一切還是有些晚了。

「很早以前，我對台灣抱持著憧憬，才決定來這裡唸書，帶著孩子移民來這裡，所以我回頭在想，在拍《由島至島》的過程其實是生氣的，我很難想像為什麼這麼多年過去，大家都不願意去處理歷史記憶。」

「說實話，放眼所有亞洲國家，唯獨台灣有相對應的條件，可以開始處理二戰時期的歷史創傷經驗，當台灣喊出轉型正義的口號時，就代表了我們有相當的言論自由，國家也有可以扶持的資源。但是我們必須慚愧地說，至今我們回頭討論歷史，談的依然是悲情，至今我們不斷地問台灣的本土文化特色為何，卻漠視了台灣歷史的創傷經驗，我們依然討論著台灣人的善良心境、悲情經驗，但是這樣的溫情主義已經延續太久了。」廖克發向我問道──我們為什麼不要做得更好，變成更好一點的台灣人？

生長自馬來西亞的廖克發提到，馬來西亞人的民族主義相當高漲，也因此在他剛搬來台灣時，經常從頭思考國家、政府、當權者所說的話，存在著多少的缺陷與偏誤。談到移民的決定，廖克發坦言是在有了孩子之後，他才開始想，要讓孩子在什麼樣的土地上長大？要讓孩子接受什麼樣的教育？在專訪的幾個月前，廖克發終於拿到了台灣的身分證，也因此，《由島至島》向台灣人、馬來西亞人所拋出的尖銳問題，不只出自身為紀錄片工作者的使命，也是廖克發認為自己身為台灣公民社會的一份子，即使兩邊不討好，仍想向社會提出的疑問。

「如果你把我擺在某一些位置上，我能做更好的決定嗎？我不敢說我可以。你問我說，我能不能做出比較正義的決定？我覺得我也不敢回答你。」整個二戰的面貌，其實要比廖克發拍的這五個小時大上太多，而廖克發想探討的記憶，便是在不同事件中的人性矛盾與思考──我們該如何記憶，該如何思辨──甚至，我們的記憶拼圖缺了哪一塊？

「如果你年輕時候莫名其妙就被抓去當兵，還被派遣到海外打仗，結果回到故鄉後，整個社會氛圍又陷入噤聲，我們都還沒有足夠的時間，讓這些人去整理、述說他們的記憶，他們就離開了，只留下很少的記憶，能夠讓我們持續思辨。除了這樣真正的缺失之外，其實也有很大一部分是選擇性記憶，如果你接觸過老兵，你會發現他們很容易把去東南亞當兵的過程講成像是去旅遊。很多人都會提到馬來西亞時天氣很熱，很常喝椰子水，他們會省略戰爭與殺人，經常提到當地女生很喜歡他，或是某個村長硬是要把女兒嫁給他。但他們沒有意識到那是因為他們穿著制服，穿著權力。為什麼要喜歡你，要嫁給你？因為這就是一種保護。我相信很多人在戰場上也是接近這樣的，他們不是不明白善惡，只是需要被支配的安全感。」

《由島至島》無意只聚焦於當今台灣社會開始廣泛討論（但又少見真正的思辨）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之受害經驗，廖克發將視角轉往鮮少有人關心的台籍日本兵議題，其所欲探討的，也不只是受害經驗，而是我們有沒有可能，同時也是加害者？

「如果用受害者角度來講故事，當然是方便的開始，因為受害者是不得被攻擊的，可是我們必須老實說，所有的加害者最初都認為自己是受害者。在當時，日本就是認為自己必須杜絕西方勢力的侵略，所以才要群起反抗西方世界；現今的中國獨裁政權，不也是說西方世界正在圍堵、打壓他們嗎？那麼，我們到底有沒有能力分辨，我們現在是真的受害，還是不只有受害？」

當我們落入安全的受害者敘事裡，越是深陷在單一視角或受害情緒裡，就越難探討事件本身，更難以從關係、制度面、人性本身嘗試理解、改變。廖克發認為在過往的歷史中，受害者與加害者的身分是交錯的，一旦我們開始相信自己只不過是被逼著作惡的好人，就越有可能屈服於邪惡，流於平庸，而在極端的戰爭環境之下，所有人都可能做出傷害人的選擇。

開始發展片子後半部時，廖克發也產生一道疑問：「日本真的什麼都沒做，民間真的沒有處理他們的戰爭責任嗎？」他輾轉找到高嶋先生，雖然在片中出現的是他去馬來西亞掃墓的記錄，但是其實很多在馬來西亞的屠殺現場、滅村位置是高嶋先生找出來的。更早的時候，他其實會把日本學生帶到歷史現場，帶他們去和受害者與其後代對話。

「高嶋先生曾經和我說，很多年輕人到了現場會無法控制情緒，即使他們知道今天的會面為的是和解或反省，但也很難在現場調適自己的心理狀態，很難接受自己是加害者後代的事實。他們會罵說：『你才四歲，怎麼可能記得這些事？』、『你被砍那麼多刀，怎麼可能沒死？』、『你是在撒謊吧！』⋯⋯在現場會出現很多的藉口，為的都是想保護自己的安全感。」

同時，高嶋先生也向廖克發說，在現場所產生的情緒，其實也是人性總因憤怒、挫折而生的自我防衛，但這些年輕人也都必須經歷、度過那樣的情緒，因為這是啟蒙的第一步。廖克發接著開始思考，並嘗試於片子下半部不斷加深的思考是：那台灣可以做這件事嗎？

正如納粹時期因刺殺希特勒失敗，被捕後遭絞刑處決的德國牧師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他發現人之所以想要效忠、追隨他人，正是因為有所缺乏，因此在當時的教會才選擇挺身支持希特勒政權。而多數人也都因為擔憂自己的信仰遭受攻擊，選擇盲目地遵從教會的決定，但教育、思考的重要性，不就是要讓我們擁有足夠的能力，做出獨立的判斷嗎？

「很多時候，我們的教育都在給我們一個標準答案，但北歐的歷史教育，是教孩子要如何處在疑慮中，且不感到焦慮──在一個不確定的狀態下，你需要做的是更多思辨與考究，我們不應該想著要找到『唯一正解』來保護自己──這是要拿你生而為人的獨立思考能力去換來的。當然做一個沒有答案的人很不輕鬆，但『擁有答案』這件事不應該是理解的斷點，我的意思是，追求真相是不會有斷點的。」

文首提到藝術存有的意義，廖克發也聊到始於 1950 年代二戰後的日本舞踏（Butoh），舞作家藉由赤裸身體、塗抹白粉在身，以低姿態的匍匐、蟹足和似是幽魂般的扭曲肢體，向戰後的日本社會提出面對戰爭記憶的，介於死生之間的痛苦掙扎和自我質疑。其他如大江健三郎、三島由紀夫等日本文學作家，亦是與思想衝撞之後，由二戰之自省而生的新藝術浪潮。藝術的存在有其意義，歷史更應如此，拍紀錄片更是──廖克發不斷向自己責問：在探討歷史的受害經驗、台灣人的無辜處境之後，我們是不是還有更多事情要做？

目前的台灣在討論『轉型正義』時，經常面臨的某種限制，便是對「轉型正義」一詞的錯誤理解──轉型正義是由「清理過去」和「克服過去」所組成的，清理過去是我們要追求真相，克服過去是我們要不斷記憶這些事件。但「轉型正義」在中文語境裡，彷彿預設了某一種標準正義的存在，但這是誰的正義？又是誰的正義比較重要？

「台灣社會長久以來都有用歷史經驗來服務當今政權的傾向，因此不同的執政者都會因其政治目的，選擇不同的史觀，致使我們經常在有框架的意識形態之下看待歷史，而那些真正在歷史裡頭，有血有肉的臉孔，也都因此而血肉模糊。」二戰結束之後，其實世界輿論並沒有很快就開始討論納粹的戰爭犯行，即使連以色列欲建國之時，也鮮少談及集中營發生的大屠殺──你怎麼會軟弱到被人用火車載著，一車一車如羔羊般被送去屠殺呢？──世界並沒有馬上去正視、處理這些創傷經驗，而其中原因，同樣是在當時，尤太人受難史無法服務建國者的政治目的，直到納粹犯行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後，以色列才開始談論這一群相對「軟弱」的受難者們。

《由島至島》裡提及的沉默也是一樣的概念：為什麼廖克發不選擇沉默就好，非得把那麼久以前的事情攤開來說？他的目的是什麼？

「談到台籍日本兵去海外打仗的故事時，我們必須承認，即使日本軍隊是有階級制度的，即使許多台籍日本兵是以軍伕、軍屬身分到前線，但是戰爭是要戰到最後一兵一卒，無論是誰都要提槍上陣的。以前 NHK 電視台訪問過當時的台籍日本軍伕參與新加坡日佔時期的戰爭經驗，當時是只要你還跑得動，你就要提槍上山打仗，包含通譯、軍屬，甚至是戰俘營的監視員，無論是誰，到最後都得拿槍上陣。這是一個人隨機地被擺在極端環境底下，你可能很自然地就得要參與戰爭。」

「而在訪問資料裡，有幾位台籍日本軍伕是很驕傲自己參與過第一場由亞洲人打敗白人的戰役，他們是以此為傲的──我打過仗，打敗了英國士兵，奪下了新加坡。這樣的史實是存在的，所以我們必須小心，不要經常掉入『台灣人天性善良』的陷阱裡，多數士兵在被迫執行殺人任務時，心裡一定有極大的憂慮與焦慮，而我們不應該把這些史實片面地切割成一種民族特性，例如『日本士兵都會拿刺槍殺嬰兒』、『台灣士兵都是慷慨助人的』，事實就是台灣人沒有比日本人更善良，也沒有比日本人更邪惡，而是人類一旦被擺在那個位置，我們都很有可能往錯誤的選擇走去，在《由島至島》裡，讓敘事落入『台灣人是無辜的、被迫的。』不是我想要討論的東西。」

但是，廖克發也明白自己必須有憑有據地記錄，然與其糾結在台籍日本兵究竟有沒有拿槍、是在什麼時間點抵達戰場的，他更想要討論的，是沉默如何成為最大的共犯結構，如當初白色恐怖執行了多年，留下的餘波至今仍未消停。

當然，片中也不乏翻轉馬來西亞華人面對二戰戰爭記憶的史觀，「馬來西亞華人也有自己的民族論述，也是說馬來西亞華人是可憐的、慘痛的、受難的，但片子裡講得很清楚：一個村長與日軍交涉，說要交出女孩子，避免整個村子被屠殺，那麼從此以後，這個村子所留下來的後代，要不要去正視這份傷痛，要不要去紀念那些被犧牲的人？某程度上來說，不管我們有沒有選擇權，我們都是共犯，因為有人被迫害，而我們因此存活──所以只要作為一個人，都不要那麼天真，真的覺得自己善良。」

《由島至島》的許多觀點，對馬來西亞人、馬來西亞華人、台灣人而言，都是一種挑戰，因為大家都會想要先把自己撇乾淨，拒斥自己可能也是加害人的思考。但是廖克發所欲探求的，絕非是誰比較正義，誰比較邪惡，而是真相是什麼──如果有應當肩負的法律責任，那麼就負起法律責任，即使這些故事已經一聽再聽，我們還是得一次又一次地對著後代說。

片中，訪談楊馥成先生是廖克發在拍攝時遇到的最大困難，當楊馥成先生知道他是馬來西亞人之後，幾乎不願意和他繼續對話。後來，廖克發找來一位在台灣唸書的日本留學生與楊馥成先生進行訪談，或許面對的是一個年紀與孫女相仿的學生，也或許是因為他們的溝通語言是日語，而楊馥成先生一輩子都相信自己是日本人，所以當一個孫女來問起這些事，他也才願意談論，甚至覺得自己要教訓、導正年輕孩子的觀念。

「楊馥成先生是真心地覺得，希望自己的『孫女』不要記得南京大屠殺，因為這會讓她的心靈變得脆弱，但是身為日本人應該要堅強自信。所以在拍攝現場，他們是有點爭執的，我還要去阻止他們，但這就是我們需要的世代對話，我們無法苛求那個年代的人因為一場對談就打破長久以來見建基的觀念，但至少我們這個世代的人要去思考，我們應當記憶的是什麼。所以在片子裡，我們會看到很多父輩與女兒、祖父輩與孫女的對話，為的都是要製造這樣的對話空間。」

至今，台灣社會對東南亞受難者的輪廓想像依然是模糊的，不管我們面對的是戰爭底下的東南亞受害者、加害者，甚至是當今同樣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東南亞來台在住者、工作者，他們的臉孔仍舊是模糊的。在二戰發動前十年，國家已經被形塑成信奉軍國主義的社會氛圍，而正是在軍國思想裡，存在著要歧視不同種族的意識，我們才會根深蒂固地相信，有些人不是人，有些人的生命不重要。

「在太平洋戰爭末期，美軍登陸馬尼拉時，馬尼拉大撤退有整整十萬人被屠殺了，裡面真的沒有台籍日本兵參與屠殺嗎？他們為什麼回來後可以沉默？在這同時，也沒有人訴說起被屠殺者的臉孔，致使這些受害者的臉孔仍舊是模糊的，而整個台灣社會也不想要去關心他們，這又是為什麼？」廖克發向我問道，接著他提到把片子拿給馬來西亞的朋友看，片中唯一讓他們產生好感的台灣人，是唯一一個知道父母輩做了錯誤的決定，但不選擇抗拒，且認為自己有義務了解史實的藍林女士。廖克發期待著有一天，可以有更多人願意主動地說出：「我想知道。」

這一句「我想知道。」意味著先停止判斷一個人是好是壞，是受害者或加害者，而是回到在「清理過去」之後的下一步──克服過去。廖克發選擇以相對冷漠的距離，去節制心中的憤怒以進行冷靜的記錄，他的身分讓他沒有辦法假裝自己歸屬在任何一個群體裡，也正是因為這樣，他更有機會開始思考。

片子拍完之後，廖克發依然生活在台灣，面對轉型口號，他說身為台灣公民，他不需要紀念的現場，而是要思辨的現場。「當你建蓋一座紀念碑、紀念建築時，不應該是為了宣揚某種價值、傳遞某種效忠，而是展現出裡頭的矛盾，我們才有機會去思辨，去轉換觀念。」即使他並不全然地歸屬於特定群體，但他在《由島至島》想說的，依然是人必須要追本溯源，有脈絡地去了解過去，理解過往的根基，知道自己是從哪一邊來的，在主動地理解這些實情之後，才不會盲目地被帶走。而走到當今，這一個時代的我們所需肩負的責任，便是開始進行思辨──如何不再沉默，如何記憶記憶。

劇照、工作照提供／廖克發
採訪、撰文／黃曦
責任編輯／張硯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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