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歷史

中國大歷史（聯經50週年經典書衣限定版）

黃仁宇 2024 聯經出版公司

分類：論說--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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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話：

以「大歷史觀macro-history」的宏觀歸納且連貫的角度，而不以單一歷史人物做批判，來剖析中國歷史的脈絡。

摘要：

序

我認為近代中國所面臨的最大一個問題乃是傳統社會不容產生現代型的經濟體制，在綜敘背景時我稱唐宋帝國帶擴展性，明清帝國帶收斂性。

要將這樣一個國家當作一個城市國家那樣的處理(以商業組織代替過去農業組織之體系、以及以數目字管理)，以貨幣作管制全民的工具，不可避免一段奮鬥，等於一隻走獸蛻化而為飛禽。

西安與黃土地帶

西安的位置接近中國的地理中心，是中國歷史上十一個朝代的都城所在，楊貴妃沐浴的華清池、改變中國政治的西安事變、秦始皇所葬的驪山皆位於此處。

中國文化受地理條件的因果關係極深。

現在能確切證明之中國歷史，始自西元前約1600年的商代。商代遺址在河南省(歷史上所稱關東)，和西安一帶的「黃土高地」構成一種東西軸心。商朝的曆法及甲骨文與中國的傳統文化(農業和書法)一脈相傳。

西元前1000年左右，甲骨文的字彙飽和到大約一千個字，青銅技術也達到最高峰時，商文化為周所取代。

亞聖與始皇

孟子並非提倡現代式的民主，「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乃是針對以世襲貴族治理為數以百萬計的農民的政治體系而言。其提倡「公眾的權力」範圍不外生存的權利，注重「君子」對多數「小人」抱著惻隱之心，而不堅持本身私利的慈悲天性。「以人心維持政府」這一觀念，被中國的統治者前後宣唱達三千年，有似其他國家的憲法精義。

周民族起源的傳說已不斷的提及農業(黃土地帶很可能是中國農業的發源地)，青銅技術則不如商。商人尚鬼、萬物有靈的信念被周代的祖先崇拜索取代，父位傳子的原則也代替了兄終弟及。

周公的政治規畫以一種簡單幾何的數學觀念來描述國家組織，著重至美至善及符合自然法規，力不從心處則通融或不了了之，可說是中國政治思想家受官僚主義影響，重形式超過實質的源頭。周公的另一創制是將封建與宗法關係結為一體以保持社會穩定，也藉著封建制度廣泛地推行了農業(井田制)。

人口激增之後，周朝依固定方式維繫的組織和儀禮無法維持，世襲的卿大夫被可以直接課稅徵兵的官僚取代，迎來春秋戰國時代。此時社會的流動性增加、生產增加、教育普及，商業也開始發展。

中國歷史和其他各國文化最重要的歧異，就是西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全國，這種政治上初期的早熟樹立了一個中央集權的傳統。

土壤、風向和雨量

易於耕種的纖細黃土、能帶來豐沛雨量的季候風、時而潤澤的大地及時而氾濫成災的黃河，是影響中國命運的三大因素。它們促使中國要採取中央集權式、農業型態的官僚體系。地理條件和歷史的發展極有關係。

黃土的影響：纖細的黃土可供原始工具耕耘

• 周朝的開國與推廣農業有關。
• 中國社會的基層組織與小塊耕地的操作結下不解之緣，也表現出家族的團結。
• 使黃河夾帶大量泥沙，易於泛濫，需要中央集權動用資源人力來抵抗環境的壓力。《孟子》中提到治水的有十一次之多。

季節風的影響：

• 水災與乾旱成為戰爭的導火線，讓春秋戰國時期的國家需要擴大疆域以掌握資源。
• 十五吋等雨線當中的一段與長城大致符合，成為游牧和農業的分界。到西元前三世紀游牧民族的威脅已相當嚴重，使得中國在國防上也要中央集權。
• 西方人士認為中國人之保守性緣於環境上有不變之因素在，使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需要維持一定結構。

從長期上講，孔孟都已看清中國命運上註定必然為一個龐大的農村組織，仍需人本主義與崇高情感的調節。幾百年後中國的下層社會仍然為農業基礎，要構成基層組織只能以家庭團結和親疏之分提倡人人安分守己，提倡人權在古代中國就顯得不切實際。如此產生的秩序及穩定只滿足民間最低的期望，形成缺乏彈性與效能低下的政體，直到十九世紀西方國家的商業實力就讓儒家體制的缺點徹底暴露。

中國歷史上未發生公民權的自覺運動，並非有反對此趨向的因素，是因為中國的官僚從未失去城市的掌握，不若西方國家的市民，從城市脫離封建諸侯的特權而產生了公民的自由權利，再逐漸推廣。

兵馬俑的幕後

秦國在社會尚未多元化就已構成中央集權體制(貴族被廢、官吏按能力升職、取消井田制可自由買賣土地、按土地徵稅、提倡農桑)，以法家思想為意識形態(法律代表君主的意志，不被傳統道德左右，但仍缺乏獨立和有力的司法體系)，也無國家主義的徵象。

秦俑的工程非有創意上豐富的溝通和技術上充分的合作，不可能達成，反映了戰國時代高度的動員水平和百家爭鳴的景況，可惜缺乏社會的推動力來使這些藝術和科技繼續突破。

第一帝國：樹立楷模

漢朝在西元前後各經歷約兩百年，管轄人口約六千萬，可與羅馬帝國堪比擬。新朝代首先遇到的問題是帝國跨地過廣，但七國之亂後王國的土地和行政權也被撤銷，到了漢武帝(141BC-87BC)採取「獨尊儒術」，有利於中央集權官僚政治的意識型態。

漢代讀書人用天地五行等信仰觀念解釋天地的現象和人與人的關係，將宇宙觀及政治學混為一談，把專制皇權合理化，影響時至今日猶未衰竭。

匈奴的戰鬥條件與生活條件一致，可隨時在戰場上集結，漢武帝期間的匈奴戰爭使國庫大為虧損，每次典型的戰役有十萬騎兵參加，死傷率常超過一半。

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從西元前迄二十世紀始終直接向各個農戶抽稅的國家，這稅收的基礎極為廣泛而又非常脆弱。補救之策是當糧食在市場剩餘時由官方收購、不足時則拋售。在這種政策下，農民總是被迫去開發生田和用精密之工作去增加生產。因本地市場的窄狹，在這個管制過程中農民常遭受剝削之苦。也因此中國的官僚為了管制的方便，倡導小自耕農而反對佃農與地主(威脅稅收)，只有均平主義而無經理上之縱深。稅收與土地之間密切的關係，以及需要中樞行政配合，構成中國宏觀歷史中之一大固定特色。

很少人想及的是，中國的皇位乃是世間無從合理維持的一種制度。他不能如儒家採取人本主義，也不能如法家之全部鐵面無私，又要兼顧兩家之長。他所能憑藉的手段極少，解決問題的方法須通過無數的矛盾與曖昧，又要有威權和氣魄。

王莽的時代，帝國當兵與納稅之基礎，逐漸落入私人手中(兼併)，稅收名冊無法隨時修正反映現實的狀況，離權威中心越遠誤差就越大。因此王莽以中國古典想要執行天子權威的改革終將失敗。

名士成為軍閥

西元25年，東漢光武帝劉秀建都洛陽，此時西安仍在農民軍手中。為了調和各方(農民、軍閥)的利害衝突，他極力鼓吹天人合一、自然和諧等觀念，使東漢瀰漫一股維持現狀的政治哲學。天人合一代表陰陽之交替及於人事和自然現象，所以宗教與政治、神聖與世俗間也不再有所對立與區別。

此時教育普及，太學生總數共達三萬人，也代表社會繁榮太平。雖然取消專賣，鹽鐵生產仍為漢代公營事業之大宗，商業活動主要由獨立家戶經營的零售業構成。此時匈奴和羌對中國威脅較小，班超讓中國的聲威在文化上和商業上往西域拓展。

中國因初期就統一，法制的基礎缺乏發育成長的機會，私人財產權的理念沒有法治上的支持，地方上的各種糾紛多半由地方豪強(地方豪強背後則有富紳撐腰)解決，官僚也缺乏確切的規律去處理(中央因休養生息而放任)。於是私人財產的膨脹即轉變為政治權力，政府也無從以累進稅率抽稅。土地集中進而破壞小自耕農納稅的基礎，應付稅的戶數減少，使政府所能供應的服務也縮減，而地方仕紳的力量開始申張。

政府提倡儒術雖使官僚組織間思想一致，但也導致讀書人不以知識為本身之目的求學，除了做官之外別無他業。「察舉」和「徵辟」的推薦制度，和儒家重人身關係而不嚴格尊重法治，使官員只專注於個人道德而將公事視為次要。隨著鄉間的爭端加劇，最後「黨錮之禍」則是由新興地主支持的宦官與太學生支持的舊有仕紳產生衝突，雙方皆無視法律，導致整個政體之瓦解。

長期分裂的局面

司馬家之晉達成短暫的統一，但難以脫離仕紳的羈絆，無法重建中央集權體系。最後社會組織以大規模的全面崩壞，四處紛亂爭戰，仕紳組織形成地方自衛團體，少數民族的動亂增加了局面的複雜性。

歷史向側面進出

中國古代因為技術上的困難，在管理時只能假借承天而來的帝統和信仰來解決和仲裁衝突，曹操在古代中國人心中的罪過，不只是因為他以粗蠻的辦法去解決實際的問題，並且在於他有意公開戳破公眾信仰的神話。

儒家乃是一種社會的紀律，在紛亂的時代其用處很小，於是佛教一時大為盛行。

統一的途徑

五胡亂華時，鮮卑拓跋氏趁機進入長城以南建立農業基地。西元399年拓跋珪稱帝，北魏連亙148年直到543年分為東西兩部為止。拓跋民族以俘虜加強其農業基礎，且直接控制農業的勞動力。北魏於458年頒布均田令，田土為皇帝所有，農民經許可而有使用權。在486年拓跋魏頒布另一詔令，重建地方農村組織，以五家為鄰、五鄰為里。這些戶口和稅收政策為將來再造大帝國打下了基礎，能以軍事行動達到統一的目的。西元581年，隋朝成立。

第二帝國：已有突破，但未竟事功

第二帝國(隋唐宋)與漢代官制有一基本不同之處，即是中央政府派遣地方官。以公開的考試選取文官，使中國人民今後受官僚管制的程度也愈深。

唐代是中國最具世界主義色彩的朝代，對信教自由也極端的保障。

唐朝中央政府雖然具備三省(尚書、中書、門下)分工，但仍然缺乏互相制衡的機制以及獨立的司法機關，只有儒教的紀律來監制天子。唐太宗與魏徵的關係只代表人身上的品德，而非組織結構上的力量。

唐朝財政的管理江河日下，除了貪污腐化，人口的成長超過國家統計的能力是基本原因。此外由小自耕農組成的鄉村社會組織很難有大規模調整，缺乏有力的私人組織要求政府提供服務和解決問題，行政工具淪為形式化。

安祿山興起之時邊區的經營需要不斷調整，邊防缺乏永久性的規劃，已不能由中樞一種官僚監督，因此能讓他身兼三個地方的節度使。各地方的將領只能見機行事，對游牧民族時戰時和。安祿山的叛變將唐朝的各種弱點暴露無遺(商業貨物缺乏流通、邊防將領權力過大)。唐代的覆亡並不只因為道德敗壞或紀律廢弛，而是立國之初的組織結構未能因時變化，以致末年地方分權引起軍閥割據。

西元906年之後，西安再未曾成為中國的國都，因經濟條件之便中國的中心已移至東邊。

北宋：大膽的試驗

北宋初期，中國好像進入現代，貨幣的流通、火藥的發明、指南針、鼓風爐、水力紡織機等，都於宋代出現。

宋太祖朝匡胤開始留意商業，打算以實際的做法去處理各種業務。宋朝的軍隊分為三級，上層的隊伍經常吸收下層之優秀人員，過去軍閥割據的重點改為文官鎮守且三年一巡調。稅收也改由文官接收管理，財富相當集中於中央。然而當時的技術不可能將一切的財政用數目來管理。

王安石想以信用借貸的辦法刺激經濟的成長，以擴張貨物流通和生產達到增稅的效果，與傳統的看法不同。然而要達到現代的金融經濟管制需要全面性的組織力量，貨幣和信用必須隨時隨地可以公平而自由的交換，重整舊有的利益系統，宋朝的社會尚未發展到這一程度。農民仍然和前朝一樣，無法存積資本，社會的紀律無法有金錢的力量所推動，還是只能靠文化凝集的力量。

北宋的外患遼與西夏都是半漢化的國家，已有築城和農業基地，比單純的游牧民族難以對付。中國人缺乏堅強的民族觀念也構成趙宋王朝的一大弱點，與外族的軍事行動只在大體上被視為一種朝代之間的衝突，這也是中國傳統神話認為亞洲所有民族都是炎黃子孫所造成的影響。

西湖與南宋

宋朝的弱點在於所能掌握的資源雖然龐大，卻缺乏適當的服務性質事業，始知合法合理周轉，也讓軍事積弱不振。宋朝雖然商業繁榮卻缺乏全面的物品交換性，較進步的經濟部門不能成為一般人民日常生活的領導力量。經濟的問題也導致軍需受到影響，加上時戰時和的猶疑態度讓宋朝面對外敵屢屢挫敗。

大多數的小自耕農使中國長期保守著傳統的性格，使得科技的發明無法用於改革社會，農業工資被限制，且對政府來說農業人口的數量重於質量，種種條件都無助於發展各種發明和進步。

蒙古人的插曲

成吉思汗和他的繼承者的部隊極守紀律，並以速率行動，作戰計畫也周詳完備，被征服的人民中若有軍事才能者經常被拔用。

儒家官僚政府縱然有許多短處，但也有它的功效，而蒙古人的改革忽略了這些：

• 面對廣大的農民(納稅人)政府必須清廉。
• 禮讓和謙遜的傳統作風可以避免爭端。
• 社會體制基於血源關係，面對人身和財產權利可以免除許多麻煩的法理。
• 能用最低度的共通因素作為是用全國的標準。

元朝在技術上也有諸多進展，可惜也沒有創造出持續發展的社會環境：

• 造船技術達到最高峰。
• 開始由北京通南方的大運河。
• 軍隊使用拋射榴彈和炸彈。
• 郭守敬(天文學家、數學家)效力於忽必烈朝廷。
• 編修農桑輯要。
• 輸入棉花與高粱。

元朝課稅程度較以前各朝為低，也未將現有制度固定化，在財政上無法突破，也造就了第三帝國的收斂態勢。

明朝：一個內向和非競爭性的國家

明朝的特色為高度的中央集權，朱元璋以道德紀律和恐怖政治維持高度的中央集權。他決心固守「內地」不再向外發展。今日旅遊所欣賞的中國長城，大多是名將徐達以及戚繼光所建。

明朝的稅率雖低，但納稅人有向國家指定之倉庫交納之義務，而且政府衙門所需要的服務也常以無給職制向民間徵用。朱元璋以保守的政策爭取數量，將國家管理成一個嚴密又均勻、類似大村莊的組織，每一縣都將它向民間徵用的人力與物資列成帳目。政府本身不對服務性質的事業感到興趣，也無意使國民經濟多元化。且自元朝濫發紙幣忽略製造銅錢，民間也開始用碎銀作為交易工具，政府失去對貨幣流通的控制。是以明朝官僚主義堅強又缺乏彈性，運用與經濟和地區阻隔無關的社會價值作為行政工具以促進全國的團結。

十五世紀初明成祖推翻了朱元璋的規畫，開始進兵安南和親率大軍征討蒙古，第一次鄭和下西洋發動於1405年。此時帝國也承受了極度的負擔，他的繼承人必須要全面的緊縮。農村經濟缺乏省區間的聯繫和經營，難以擴張，只能直接增加徵斂。

「縉紳」階級包括所有文職官員和他們家庭中的成員，也是地主，既為朝廷的職事人物也是鄉村間的地方領袖，構成高層與低層機構的連繫。他們發揮一種穩定局面之因素，也成為後續需要改造社會時的障礙。明代的藝術家極少例外，都屬於縉紳階層。

晚明：一個停滯但注重內省的時代

自宣宗以後，很少皇帝專注於國事，朝廷作為主要操在官僚手中，倒是皇帝的私生活成為公眾的問題，讓百官爭吵不清。

當一個國家尚不能用數目字管理時，君主立憲不可能成為事實。天子具有仲裁的威權，也有理論上不被限制的權力，但仍受到官僚定制以及人本主義的局限。

政府之中層機構缺乏經理能力是第三帝國一個極為顯明的特徵。缺乏類似銀行的機構分配稅收與規劃開銷，使帝國的資源不易收集作有效使用，財政政策的執行效率低落。此時並未出現真正的資本家，何況支持現代商業的法律程序以私人財產權作基礎，也與官僚體系奉為圭臬的孟子道德觀念相反。

有實際需要的水利工程及藥物學在明代頗有作為，可是無意於節省勞動力和不注重以探索知識為其本身的目的，因而科技停滯。

張居正改革的困難來自明帝國不像一個國家，而像由一種文化塑成的形體，因此他只能重整紀律而嚴格的奉行節儉。明代官僚缺乏技術上的能力去處理「硬」的問題，只能爭辯儒道德標準與皇位繼承這種「軟」的問題，面為朝代覆亡之時也一樣。

滿州人的作為

滿州人站穩腳跟後便開始對帝國進行改造，將八旗制度執行於華北，南方抵抗則用明朝降兵作先驅。財政上清朝優於明朝，白銀不再向周邊戰區投散、有效執行稅收政策、重視鑄造銅錢。清初盛世時國際貿易對中國最為有利，茶葉、絲織品銷於國外帶來白銀的輸入。

1800年：一個瞻前顧後的基點

此時西方人因為工業革命的成功，開啟現代國家的序幕。此時清朝的循環已達到成長的飽和點，國庫的剩餘並未用於改造組織或加強上下的聯繫，行政效能降低。管理仍然依賴意識型態的和諧，而非增進技術的進步。官僚系統和農民都混同一致，缺乏個別色彩，文化、施政和科舉都只重視道德標準，使中國的結構缺乏成為現代國家的應變能力。現代國家其社會由貨幣管制，有相對應的分工、交換、信用、權利、義務和法律保障，才有可能形成多元的社會。而中國的法律和組織賦予存積資本的限制，發展達到飽和便無以為繼。癥結不在財富的多少，而是財富是否能交換而用於投資，使它繼續成長。

以地緣政治因素來解釋，亞洲大陸的整體性使戰略上必須顧及前方攻勢和後方整備長期作戰的持久性。因此對於後勤來說，經濟數量的優勢超過質量。加上氣候的影響，政府必須先顧慮饑荒水患，而把讓生活更優渥豐富擺在後面。為了防制地方力量，只能簡單均一向個體農戶抽稅。也造成中國之後的改革沒有中層組織可以發動，過程比西方國家更加長久與痛苦。

從鴉片戰爭到自強運動

一個多世紀以來，大眾對道光皇帝簽署南京條約極盡譴責，可是事後看來，在文化傳統與組織沉痾(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的壓力下，其他任何人處在他們的地位也不見得能做得特別不同。

一個龐大的農業國家因社會價值而結構鬆散，又有寬宏度量容納行政上的不規則，被逼迫要變成一個在數目字上管理的國家，且只能由億萬計的農民參加動手才有希望，是相當艱困的奮鬥。

自強(洋務)運動注定失敗，因為西方現代物質文明提倡的效率、精準與優勝劣敗和中國的官僚組織立場全部相反。兵工廠與造船廠設立時好像商業組織，可是它們沒有相對的公司(供應商與消費者)可以發生商業上的關係。這種狀況不能以體制的「腐化」做解釋，因為根本沒有一個完整的體制。

百日維新、民國成立和五四運動

中國龐大而不按技能分科、以安定為原則的文官組織在皇權仲裁之下能發生功效，限於這個國家保持內向而不帶競爭性。

五四運動知識分子的行動越為切實。他們主張將中國文化上的因素全盤托出重新審定，必要時不惜清算，達了中國人所可能主張之極點。這個大問題逼著中國受過教育的精英與傳統分離。但若要中國能以數目字管理，所有的改造還要達到下層的所有農民。

現代中國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蔣中正與國民黨建立的一個新的高層機構；毛澤東和中共則建立了新的低層機構。今後中國的重要課題，是如何在高低層機構中建立法制性的聯繫，使整體發展走向合理化。

中國緣於地理上之要求，政治體系初期早熟，使各地方上之利益及組織無從充分發展先期構成多元社會，只好採用間架性的設計，構成中央集權的官僚體系，這種辦法貫穿了中國歷史。再則栽培扶植自小耕農，一直是君主時代之一貫方針。施政缺乏縱深，且缺乏對一時一地一人一事之詳細掌握。總之就是民法無從展開，私人財產權的各種奧妙也不能在法律面前發揮。資本主義的信用需要法律保障才能形成系統，中國傳統政府無此技術能力，也不願放棄其道德上的著眼為「為富不仁」的商人打算。這也就是以大陸的廣泛土地為背景的國家與歐美日本體系主要差別所在。

台灣、香港與澳門

港澳台與大陸的分合，是中國大歷史未來發展的最大課題。

和以前的史書不同，傳統的史學家通常將朝代之初當作一段有創造性的時代，當時的人民和社會都帶著可塑性。但我們不能忽視前一時代所留下的影響，人類的行動在大範圍內展開，只循著若干因果關係，不能被個人的意願所左右，更難因著他道德上的希望而遷就。從歷史的眼光來看，我們必定是從祖先撒手的地方開始出發，在理想主義與現實人欲兩種力量的拉扯中，推進歷史進程。

短評：

黃仁宇描繪的大歷史，不是只有將歷史事件重點式的條列在一起，而是寫出整個連貫的脈絡。一般人在讀歷史往往會把功過成敗推給某些關鍵人物的決定或性格，但透過閱讀大歷史，我們可以更深刻了解每個歷史重大轉折的背後，有其深層的原因。回顧中國歷史時，總不免檢討極盛而衰的原因，以及和西方國家的落差。作者不單單歸咎於中國較封閉的傳統思想，而是從氣候、地理和經濟等方面去探究，可以說是中國版的「槍炮、病菌與鋼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