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新法本良謀，未料翻騰惹怨尤。
千宗濫訴師心瘁，百件繁文校務愁。
講台空對千般訴，球場難開百姓遊。
莫使杏壇成訟地，還將德暖復春秋。
最近教育現場很不平靜。許多老師見面，談的不再是教學的喜悅，而是處理不完的行政程序與不知何時會從天而降的檢舉函；許多校長與行政同仁，則是在繁瑣的調查會議中耗盡心力。一個原本立意良善的「校事會議」制度，加上近期引發爭議的「校園球具公共化」政策，讓我們不禁想問：我們的教育怎麼了？為何好的出發點，卻往往在教育現場引發混亂與反彈？
2019年《教師法》修法後，為了加速處理不適任教師，設立了「校事會議」機制。其初衷是保護學生，值得肯定。然而，幾年下來，我們看到的卻是另一幅景象：調查門檻過低，任何具名或匿名的檢舉，無論事由多麼光怪陸離（例如老師的身高體型、假日吃了什麼），學校都必須啟動繁複且漫長的調查程序。
根據統計，光是台北市，2024年的教師投訴案就暴增至1,773件，是兩年前的四倍之多！但其中真正「成案」的比例，始終維持在15%左右。這代表將近八成五的案件，在耗費大量人力、物力（每案平均耗時2-3個月、花費數萬元）調查後，並未證實。這背後犧牲的，是學校正常的行政運作，以及老師們被消磨殆盡的教學熱忱。
當學校變成了「法院」，老師隨時可能成為「被告」，教育現場的氛圍也隨之改變。許多優秀的老師為了避免無謂的紛爭，教學變得越來越保守，採取「少做少錯，多做多錯」的態度。這種「寧可錯殺，不願錯放」的自保心態，傷害了師生間的信任，最終受損的，仍是孩子們的受教權。
而近期教育部提出的「校園球具公共化」政策，更凸顯了這種「決策與現場的脫節」。開放球具給社區民眾借用，立意在於活絡社區運動風氣，這份美意值得讚賞。但政策宣布之初，卻完全忽略了基層的執行困境：誰來管理？誰來登記？損壞了誰負責？經費從哪裡來？會不會影響學生上體育課的權益？這些現實問題引發基層強烈反彈，導致政策緊急喊停，正說明了好的政策不能只在辦公室裡想像。
從「校事會議」的混亂，到「公共球」的爭議，我們看到一個共同的問題：政策的設計，若缺乏對教育現場的深刻理解與同理，往往會帶來「亂象疊加」的災難。
教育的本質，在於「人」的互動與成長，它需要的是信任、溫度與彈性。我們懇切呼籲主管機關，在推動任何改革前，能優先思考如何為學校「減壓」，而非「增壓」。
針對校事會議，我們應建立合理的「篩選機制」，讓無端濫訴不至於癱瘓校園；同時強化「調解與輔導」功能，讓親師生之間的誤會，有機會在進入調查前化解。更重要的是，給予教師更多的專業支持與心理關懷，讓他們能安心地投入教學。
唯有讓政策回歸務實，讓制度充滿人性，我們才能將學校從冰冷的調查程序中解放出來，讓它真正成為一個溫暖、互信、能激發孩子潛能的學習園地。我們的孩子，值得一個更健康的教育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