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女生》內文試閱：我如何成為女性主義者
每個女性主義者心裡大概都藏著這樣的一個晚上。一邊走一邊哭，不明白自己為什麼哭泣，只知道自己被錯誤地對待 （mistreated）了；看不清世界的惡意是什麼樣子，但知道自己遭遇到惡意的壓迫。那是女性主義者的新生時刻。從那之後世界的色彩改變了，本來看不見的壓迫都看見了。
那個晚上，父權現身了。你跟父權交手，敗下陣來。
父權在我大學的時候清晰地現身。第一次撞邪，我記得是剛上大學沒多久。我與一群在高中跨校營隊裡認識的朋友一起辦活動，討論當代人文議題。期間大家玩得很開心，描繪知識的臉孔，激烈地辯論台灣的政治社會議題。我們惺惺相惜，共同體情誼漸長。人們都說大學時期的朋友是一輩子的朋友，我以為這群神采飛揚的夥伴就是他們，好興奮要跟這些人一起長大，改變台灣成更好的地方。
隔幾個月，幾個他校的夥伴到台大聚會，晚上住在招待學舍要通宵聊政治。我社團結束後興匆匆趕去，路上接到電話叫我去買宵夜。我接令去買了一袋滷味，走在舟山路上，又接到第二通電話，說不要我過去了，因為他們一群男生今晚不想要女生在場。我提著一袋宵夜，傻了，站在小小福旁不知何去何從。
那我這一袋滷味怎麼辦？那頭心無城府的聲音說，那妳就拿過來了再走吧。我當下又氣又困惑，我們不是好朋友嗎？為什麼只因為我是女生就排擠我？只能賭氣地說，「不要，你們自己來拿，我不幫你們送。」掛了電話又責怪自己沒風度。
後來，真有個兩國交戰不斬來使的傢伙傻呼呼地跑來拿宵夜。我對他發了一陣脾氣，可能還哭了，把他嚇得不知所措。我們當時都不知道哪裡出了問題，好像誰都沒錯，我卻真切地感受到傷害。一路哭著走回女生宿舍，彎曲小路的光線和景象，我記得很清楚。委屈深刻鑲嵌進那夜景裡。
父權的現身可以像是這樣，非常幽微，不明究理；但也可以很直接。比方說，剛開始約會的男生，什麼都好，唯一露出馬腳的是微笑著評論，「妳再瘦個五公斤一定很好看。」自詡進步的運動圈，不管內部分工如何，媒體來了鏡頭總是追著男性發言人。任何專業人士若是男性，理所當然地做教授、法官、作家、機要、總統；若是女性，則必須冠上特別說明，才可以做女教授、女法官、女作家、女機要與女總統。
父權有時候也不那麼直接，是包裝在善意裡，一打開來看才明白是規訓，甚至是壓迫。從小看你長大的鄰居阿姨，提醒說洋裝太短了，自己要注意一點不要讓人想入非非。尊敬的指導老師，開會時坐到對面，開玩笑說開會就是看著美女才有效率。（妳心想我到底是來當花瓶取悅你的還是來做報告的。）
父權體制是一座迷宮，男人女人異性戀同性戀都在那裡面行走。有些路是死胡同，走進去就沒有前途。有些路坡度特別高，阻力特別大，爬過去了卻到不了目的地，甚至還繞遠路。父權說，女人要美麗、溫柔、善解人意、具備團隊精神。不溫柔不美麗，那妳就等著爬坡繞遠路吧。父權也說，男人要強悍、果斷、保家衛國。如果你恰好是個敏感細膩、宜室宜家的男孩子，那就走進死胡同裡被霸凌吧。父權準備好了路給我們走，不乖乖走，就受挫；乖乖走，就得賞。因此女孩們忙著美白瘦身，男孩們忙著賺錢養家。跟著父權走，是一條路，但這真的是屬於我的路嗎？
我要到多年以後，才終於能夠解釋那晚宵夜事件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公共社群的邊界其實往往沿著性別切割開來，男性，尤其是陽剛性質外顯的男性，仍然是標準（default）的公民形象。在各式各樣的公共領域當中，男性的集團總是被賦予理所當然的正當性，是鏡頭與人群眼光聚集的權威角色。男性不斷複製刻板角色，佔據位置發表政治分析，在街頭抗議。
我的小夥伴們並沒有意識到，他們對「同僚」的想像是性別的（gendered）：那是一群純男性的夥伴，裡面沒有女性。因此，即使在共事的過程當中，人人都對合作感覺愉快；當我們進入私領域網絡以延續公領域的夥伴關係時，同僚情誼的刻板設定即出現阻撓。因為，同僚情誼只能男人限定，所以男性仍然必須要把女性切割出去。甚至，把女性切割出去是重要的儀式之一：透過裁割女性，男性同僚的邊界更加明確。正因為女性不在公共群體的想像中，純男性的聚會可以提升同僚情誼的密度，更加貼合自我期許的群體形象。
而且，最重要的，女性是少數，可以輕易被捨棄而不影響到群體。我始終好奇，如果當時主要幹部群裡有超過一半是女生，我還會經歷同樣的事情嗎？對我而言非常明顯，而那些男孩們不容易感受到的事情是：在公共領域中，女性往往沒有獨立的身份，或者她的獨立身份通常必須努力爭取而來。即使她的專業能力受到肯定，她的女性性徵仍然會成為議題（problemtized）。未婚的政治人物經常面臨這樣的挑戰。結果是，她往往必須要壓抑她的女性氣質才能夠獲得公共身份；她的女性氣質愈強，她的權力就愈受挑戰。換言之，我必須先壓抑作為女性的我，我才能作為獨立的我存在。
我因此是被長成女性主義者的。我從小就對政治有熱情，期許自己成為公共事務的領導者。但是身為女性，我不斷感到格格不入。政治的世界，是男性主導的世界，世界習慣男性作為政治的臉孔。從小到大，即使同樣擔任領導工作，我不斷被當成秘書、公關，我的外貌與私生活不斷成為評論的主題。男性長官或同事相約應酬喬事情，永遠不會找我；有一些門永遠不會為我打開，有一些資源，我永遠接觸不到。我從困惑，不安，到自我否定；一直到成為女性主義者，我才知道，原來不是我的錯，也不是男人的錯，是結構的劇本寫錯了。令人難過的是，往往是那些受挫的才能看清父權的劇本，受益的總覺得劇本不存在。
多年後，當年的夥伴，有些也成了女性主義者。有幾個人是到今天都還能愉快談話的，有幾個人至今不曾再交會。倒不是懷恨，只是覺得有隔閡。我們都是社會化的產物，也會成長，有些錯誤以前犯過，有些永不再犯。但有些人真能一輩子不看見父權，不看見父權的傷害，無須反思他／她的性別權力位置。男性女性皆然。
這樣的人很多，而他們也還會再改變。但就是因為這樣的人存在，我才一遍又一遍地確定了，我要一輩子做堅強溫柔的女性主義者。父權在生活中一遍又一遍地現身，甚至還會拔山倒樹而來。父權打敗過我，我以後也還可能會輸，但它終不能贏得太過輕易。我要一次又一次地準備好，每一次的交手姿態都要更優雅，每一滴眼淚都要更有價值。
《臺北女生》立體書封，二魚文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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