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人在酒吧喝了幾杯後,一個從小在國外長大的朋友過來跟我說,這場戰爭讓他感受到了2年多前我們掛在嘴邊的「亡國感」,他第一次感覺到戰爭是如此真實、可怕,而且離自己這麼近。
我第一反應是:「蛤?」花了點時間才弄明白,同樣一句亡國感,在我們心中卻是完全不同意思。
跟我們從小被中國嚇到大不同,在西方長大的他一直到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才理解到威權主義政權並不像民主國家一樣,總是把和平放在優先位置。民主和平論其中一項論點,就是戰爭對雙方國內多數人來說都是不利的狀態,民主國家領導人受制於選舉,因此彼此間不容易發起戰爭,但如果其中一方不是民主國家,那為了維護或追求少數人的利益或理想,戰爭可能性就會較高。
而對他來說,所謂的「亡國」是客觀現象,表示我們政府被中國滅亡了。說起來也沒錯,但我總覺得不止如此,我在韓、柯總統民調都贏過蔡英文那段時間的感受並不是這樣。重組了一下被酒精弄亂的詞彙,我是這樣對他解釋當時我們的恐懼來由。
我怕的不是中國侵略,我怕的是侵略發生時,我們沒有人抵抗。
當卡繆在談反抗這件事時,他說反抗不只是說「不」,同時也是說「是」。反抗代表的是對一種價值觀的捍衛,代表著反抗者退無可退的底限。放到台海關係中,反抗不僅是對中國的侵略說不,同時也是在表達我們共同擁有的、守護著的理念,即我們是獨立的台灣民族,要守護我們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這也是為何卡繆會說,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當年談到亡國感時,很多時候我們想表達的是一種深深的孤獨,是一種不被理解的狀態,或者,用卡繆的說法,是對現狀感到一種無以言喻的荒謬。我們在乎的不是政權被滅亡,不是中國軍力多強大或台灣多麼難攻的事實,因為那些都只是在推斷歷史的結果,但結果不完全是最重要的事,在結果之上,我們相信人的存在有其更重要的本質,為了這個本質我們可以奮戰,也願意奮戰。
但當時的民調看起來,大部分人似乎不這麼想。與中國眉來眼去的候選人,民調、聲勢都遠遠高過以抗中為主旋律的蔡英文。亡國不是在說中國要打來了,而是當這裡的人們只顧蠅頭小利,不願挺身捍衛那些區分台灣與中國不同的價值時,我們這民族早就亡了。
而現在為什麼沒有亡國感?因為從香港人、烏克蘭人的行動中,我們看到了威權政府的可怕,更見到了一群把權利置於個人生死之上的偉大人民。在《反抗者》中,卡繆提到荒謬經驗中的痛苦是個體的,一旦有反抗活動,人才會意識到這種痛苦是集體的,是大家共同承擔的遭遇。反抗是個首要且明顯的事實,讓人們得以擺脫孤獨的狀態,奠定所有人價值的共通點,從此世界不是只有我一個人,而是有我們,因為反抗、因為有共通的價值,所以「我們」存在。
因此,只要烏克蘭人還在反抗,作為一個民族、作為共享價值觀的一群人,烏克蘭人們就還會繼續存在,香港人也一樣,台灣人也一樣,唯有當我們放棄了自由與尊嚴,把自身被宰制的狀態視為國際現實主義必然的結果時,那我們才會真正地走向滅亡。
我很喜歡拿卡繆的哲學來與台灣的處境互相對照。他寫書習慣寫一組,包含小說、劇本跟論述,他最有名的小說《異鄉人》是在談荒謬,但如果不讀《薛西佛斯的神話》,很難懂異鄉人想表達什麼意涵;《鼠疫》是在談反抗,讀《反抗者》可以幫助你理解他從個人到集體、從荒謬到反抗的思想歷程,現在連同他的劇作台灣都有法文直譯,很推薦大家去找來看。
我總覺得,長期受到中國威脅的台灣人,比習慣和平的歐美左派更能理解生於亂世的卡繆。他遭遇的荒謬每天都在我們的現實中上演,且真實威脅著我們的生活,而他強調人道主義的反抗精神,更值得我們參考與反省,在左右為難的時刻,再再提醒自己不要跨越底限,永遠記得我們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