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沒跟上跨世代的金庸「練功」風潮,長週末卻選了《笑傲江湖》作為讀物。最近對金庸的興趣,起於李怡先生在《失敗者回憶錄》中娓娓道來香港文化左派的故事,他提到《大公報》領左派新聞界風騷,而金庸正是《大公報》十大才子之一。
1950、60年代的香港文化圈,左右派涇渭分明,因此就連後來將小說翻拍為武俠片時的長城、鳳凰等電影製片--長城電影亦是我喜歡的許鞍華導演發跡之處--都是眾所皆知的左翼公司。後知後覺的我倒感到十分有趣。
李怡自認從金庸的文章中學到許多寫作技巧,但對金庸參加香港《基本法》起草等政治表現卻深不以為然,既是「言不由衷」、又是「太接近絕對權力而變得頭腦不清楚」,總之「寫作人論政就好,千萬不要從政」。
比起武林,金庸在《笑傲江湖》描寫的「江湖」是人類普遍的欲望以及權力互動,因此確實更像政治角力場。開篇的一段就與政治交際往來(或者台語說的盤撋 puânn-nuá)道理相通:
江湖上的事,名頭佔了兩成,功夫佔了兩成,餘下的六成,卻要靠黑白兩道的朋友們賞臉了。你想,福威鏢局的鏢車行走十省,倘若每一趟都得跟人家廝殺較量,那有這許多性命去拚?就算每一趟都打勝仗,常言道:『殺敵一千,自傷八百』,鏢師若有傷亡,單是給家屬撫恤金,所收的鏢銀便不夠使,咱們的家當還有甚麼剩的?所以嘛,咱們吃鏢行飯的,第一須得人頭熟,手面寬,這『交情』二字,倒比真刀真槍的功夫還要緊些。」
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何近年有些打著「新政治」旗號、反對「紅白帖」應酬的政治人物會在政壇中孤掌難鳴、甚至在選舉中箭落馬,叫好不叫座;人頭不熟、手面不寬,同僚鄉里們不賞臉,即使政策論述功夫扎實,拳腳恐怕仍施展不開。
而任我行反攻黑木崖時,不斷聽到教眾奉承東方不敗,「文成武德、仁義英明聖教主。教主中興聖教,澤被蒼生,千秋萬載,一統江湖」,對此非常反感。反攻奪權後,一樣的歌功頌德臨到自己身上,一開始覺得不妥,轉念卻當仁不讓,這就明顯是「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了。不曉得李怡先生是否認為,後來步向政界的金庸,就像他筆下的任我行呢?
週末看的是修訂過的「流行版」,金庸本人表示「情節改訂甚少」。《笑傲江湖》最初可是長達96回、跨時兩年半的報紙連載,其中雖有喋喋不休、相當消耗字數的「桃谷六仙」,甚至是藉恆山派小尼儀琳之口,大幅抄錄《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但要在截稿壓力下定時產出內容,串成首尾連貫的長篇小說,始終不是容易的事。
鄧小樺談香港的專欄文化,說1950、60年代的專欄作家是很有地位的,因為讀者每日追看,報紙的銷量就繫於專欄。像劉以鬯這樣厲害的專欄作家,
最高峰的時候一天要為13家報章寫,早上六點寫到十二點,他太太就會把稿子送到報館,然後一起去喝下午茶。劉以鬯當時一篇稿子就可以吃30碗雲吞麵,然後3年就可以一筆過買進太古城的樓花(按:預售屋)。所以他說,寫到手指起繭是起碼的,是做得辛苦,但沒有捱過窮。這句話真的很豪氣。
在「向錢看」的香港,銷售保證的專欄作家和專欄文化確實獨特。黎堅惠亦曾在《時裝時刻》寫章小蕙離婚時靠著為雜誌寫作,一個月寫19版(是7個人的工作量),可付出自己和孩子共居的每月3萬港元房租(彼時是2001年,以今日物價計恐怕更高一些),果然是「越用越有」,令人佩服的專業底氣。
《笑傲江湖》的維基故事梗概已完整而詳細,在此留下索引,不再贅述。金庸參政所為雖非人人認同,但小說情節鋪陳和人物刻畫確實高竿,留下經典。
《笑傲江湖》的主角令狐沖和任盈盈被倪匡分別評為「絕頂」和「上上」人物。倪匡說令狐沖是「置之死地而後生」,但個人認為更有主動「向死而生」的成份。令狐沖從小是孤兒,長大後又多次重傷命危,每每路見不平都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例如與向問天的邂逅即是自忖「這人(向問天)已無抗禦之能,我便助他抵擋一會,胡裏胡塗的在這裏送了性命便是」。於是才有梅莊四友、與任我行反攻日月神教等種種際遇。這樣超脫生死地活,更讓令狐沖任性而為,灑脫可愛。
而任盈盈初識之時即知令狐沖心愛岳靈珊,但仍以「無我」的方式全心付出--或許可算是不帶自我犧牲感的成全所愛--展現出她對自己的強大自信以及對所愛之人的完全信任,非常困難。兩人最後圓滿收場,雖帶點「主角光環」「大團圓」的意味,但仍讓讀者感到寬慰可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