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學而第一)。
孔子說,『治理有千輛車的大國,必須有高度的責任感,勤於政事,不擅改政令;同時自己要艱苦樸素,精打細算,不得揮霍國家財物,要體恤民眾;徵用民力要安排在農閒時間,不要安排在農忙季節。
那麼這句話,是孔子在闡述他的治國理念和手段。
首先,孔子這段話有針對性,是對大國而言。具體指標就是有千輛車,就算大國了。至於小國如何治理,孔子沒講。但肯定不用這麼費勁了。
孔子的治國理念就是統治者要『愛人』,體恤民生,『以人為本』;而治國的手段則是敬事、守信、節用和使民以時。
有子繼承了孔子的節用愛人思想,曾勸導魯哀公在饑年時減賦,減少自己的開支讓老百姓衣食足用。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顏淵第十二)。
徹,十分之一田賦。
魯哀公問有子說:『今年饑荒,國庫空虛,不夠開支,怎麼辦?』有子回答說:『為何不減賦,只征十分之一的田賦呢?』哀公說:『現在征的是十分之二,我還不夠用,怎麼能減賦呢』有子回答說:『百姓衣食足了,您怎麼會不夠用呢?百姓不夠用,您又為誰夠用而為呢?』
首先,有子認為百姓夠用是統治者最優先的目標,不管自己夠不夠用,得先讓百姓夠用。其次,他認為減賦讓老百姓夠用有利於增加GDP,雖然征賦比例下降了,但田賦總量會上升。這符合現代經濟和財政理論。但只適用于和平環境,不適用於春秋戰國列國相互侵吞的時代。因為減賦減稅效應需要比較長的過程。不投錢發展軍備,還沒等到減賦增加GDP起作用,就被其它國家吞併了,豈不是空談。所以儒家當時生不逢時,不對諸侯的胃口;到了大一統時代,才大有作為。
這裡有一個重要的概念值得剖析,就是孔子所謂的『愛人』,怎麼理解?
歷來有兩種解釋。一種解釋,『人』指君子,指士大夫,『愛人』就是要愛護禮遇士大夫等上層人士;一種解釋,『人』指的就是『民』,『愛人』就是要『愛護體恤民眾』,以維護執政者的統治。我認為後一種解釋是對的,符合儒家『以人為本』的思想。
孔子的這裡『人』是統治者治理視野中的人,是黔首,民眾,老百姓的意思,是個數字。下一句中的『泛愛眾』(學而第一),就說明了孔子的『人』等於『眾』。樊遲曾向孔子請教仁,孔子回答,『愛人』(顏淵第十二);子遊引用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陽貨第十七),都是以治國而言的。總之,孔子的『愛人』只是治國理念,而並非如『忠孝弟』那樣是適用於所有人的普遍的道德律令。
而基督教宣導的『愛』則是普適的道德要求。耶穌的『愛』,是熱愛神創造的生命。主體是每個人,愛的對象也是每個人;是個體、是具體的人,父母,兄弟、鄰居,陌生人等。而孔子的『仁愛』,是有差等的愛,親疏有別;是不對等的愛,對下愛上要求得更多更強烈,甚至強制,而對下愛下要求得更少和是勸導性的。而所謂『愛人』,主體是統治者,物件是民眾,是群體。孔子的『愛人』,是將老百姓視為統治者的財產與資本,要求統治者像愛護牲畜那樣愛護民眾。而脫離『忠孝』關係之外的個體是沒有價值的,不需要愛。在『忠孝』之外,只有群體的人才有價值,構成了統治者的統治基礎。
孔子及儒家的這種道德和政治學說,必然導致集體主義;主張為了集體的利益、國家的利益可以任意犧牲個體,為了多數人的利益可以犧牲少數人的利益。而這正是中國歷史上發生如此多悲劇的根源。
2017年3月13日